努力挖掘孙中山与上海的时代记忆 ——写在《孙中山在上海》出版之际

▲左图：1919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为纪念结婚四周年在上海合影。右图：《孙中山在上海》 ，王琪森著，出版社出版。

一个伟人与一座城市的邂逅相逢、因缘际会，其产生的时代风云，其演绎的传奇叙事，正是我写这部历史纪实文学《孙中山在上海》的初衷。

1911年12月25日，当孙中山结束了在海外整整16年的流亡生活，踏上东海之滨的这块热土时，走向共和与梦想独裁之争、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的前进与倒退之战、志士仁人与奸人枭雄的阳谋与阴谋之决，正在黄浦江畔、租界内外、十里洋场轰轰烈烈而又惊心动魄地进行着。

当我徜徉在岁月的长廊，追踪伟人的足迹，以历史的视角，以都市的场景，以人物的悲欢，以纪实的笔触再现曾经的往事时，内心是颇不平静的。因为对这段并不算遥远的往事，我们存在不少史实的遗忘忽略、真相的误读扭曲，以及事件的错判漏录。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中，上海是最先成熟的城市，为此作出了重大的时代性贡献。上海开埠后所形成的三大优势——开放的都市经济发展优势、多元的都市文化中心优势、先进的都市市民意识优势，使这座城市不仅具有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大气派，而且奠定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格局。为此，孙中山把上海视作他的“第二故乡”，无论他失败还是胜利，落难还是荣耀，逆境还是成功，上海都敞开胸怀接纳、欢迎、支持他，一位伟人与一座城市就这样不离不弃、荣辱与共、风雨同舟。因此，应当真实地再现孙中山与上海的历史风云，努力地挖掘孙中山与上海的时代记忆。

如果说武昌城头的起义枪声，在黑暗中催生了民国。那么，正是随着孙中山在海外的归来，上海成了民国最初的决策之地。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赴南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在出发的前一天傍晚，他对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说：“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据查阅史料发现，是上海工商界资助了孙中山700万两白银（当时1两白银合1.4元大洋）。无论是辛亥革命前还是民国成立后，上海工商界的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虞洽卿、庞济时等一直给予孙中山巨大的经济帮助。

民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的开放、时代的转型，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进入了黄金期，而上海作为整个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镇，具有引领者的作用，构建了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工商业体系。孙中山也对上海工商业相当重视，尽力支持、倡导、辅佐，以体现其“实业兴邦”的思想。如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回到上海，就出席了上海市总商会等借南市新舞台召开的欢迎孙中山回沪大会，他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改良社会、提供实业，发展经济”的口号，并出任了中华实业联合会正会长的职务。应当看到，一座城市的经济形态、工商格局与价值追求，包含着文化和理念的社会取向。孙中山对上海工商业界的倾力支持与热情关注，及与工商业界领袖保持的良好关系，对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推动作用。而以往对孙中山这些涉足工商业界的活动是较少关注的。

研究历史的重大事件，或是探讨重大的事迹，应当细致深入，多方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作出公正客观的诠释。陈炯明叛乱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大的“痛”。以往不少研究者认为陈炯明之变是孙中山急于北伐，且态度过于强硬乃至专制地剥夺了陈炯明的一切职务后所引起的。经过笔者查阅大量的史料，发现情况完全相反。自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请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拨出20营军队交由陈炯明成立粤军后，陈就开始把这支军队当作自己的军事筹码，挟军营私。

1922年6月13日，北伐军攻占赣州，缴获了陈炯明与吴佩孚、陈光远来往的密电，即吴佩孚与陈炯明南北夹击孙中山的北伐军后组织政府，北大总统为吴佩孚，南副总统为陈炯明，以形成北吴南陈的政府格局。6月16日，陈炯明在惠州见北伐军与赣军正在激战，于是在当天深夜发动了进攻总统府的叛乱。而当孙中山在“永丰舰”上避难时，陈炯明一面假惺惺地求和，一面却策动了“海圻”“海琛”“肇和”三舰叛离黄埔，并派人用水雷企图炸沉“永丰舰”。由此可见，陈炯明完全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背叛与对民国约法的践踏，是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孙中山在上海》作为一部长篇历史纪实文学，我是以历史为依据，以纪实为叙事的，这需要收集、查阅、考证、分析、梳理大量的文献史料，其工作量可想而知。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有新的史料发现及考证出新的结论时，颇有收获的喜悦与突破的兴奋，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作者：王琪森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徐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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