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何以成为江南地区文化中心？|熊月之“城市比较优势与江南文化中心转移”（三）

观点：从较长时段来看，江南地区文化中心存在着随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变化而转移的两种倾向。

近代上海是第二个因经济地位提升而成为文化中心的城市。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前，是普通的沿海城市，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均远不及南京、杭州与苏州。开埠以后，上海文化地位迅速崛起，至迟到20世纪初，就已经成为江南文化中心。其标志性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人才集聚。朱熊、张熊、任熊、胡远、虚谷、朱傅、赵之谦、蒲华、钱慧安、任薰、任伯年、吴友如等众多并非上海画家，由于多种因素而移居上海，从而形成“海上画派”。王韬、李善兰、 徐寿、华蘅芳、沈毓桂、袁祖志、李伯元等众多文化人，或长于科学 技术，或长于文学，或长于诗词，从苏州、常州、杭州等地汇集上海。

二是引领新学说、新思想潮流。19世纪下半叶，中国引进西学的机构主要有9家，其中7家设在上海，包括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各类西书7成以上出自上海，西方新学说、新思想的传入，无论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还是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无论是进化论，还是民约论，几乎都是先传入上海，然后扩散开去。

三是引领新闻业、出版业潮流。近代江南之有报纸如《申报》《新闻报》，之有新式出版业，包括引进石印技术、铅印技术，均从上海 开始。即使中国古籍出版，19世纪中后期上海也远远超过苏州、 杭州等地，《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古籍大量重印，均由上海完成。

上海在开埠以前，其文化方面在江南地位并不高，科举考试不及苏州、杭州、常州等处兴旺，所出文化名人尽管有陆深、徐光启等极具光彩，但终不及苏州、杭州、常州那样群星闪耀。即使在松江府内，上海县文化氛围也常遭士大夫鄙视。明正德《松江府志》称：“诸州外县多朴质，附郭多繁华，吾松则反是。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 夸。”所谓“东北五乡”即指上海。意思是说，上海县人不如松江府城人那么简约、质朴、守规矩，府城重文，上海重商。

上海在开埠以后，快速成为江南文化中心，主要在于上海城市性质的变化，在于上海快速成为中国最大城市，也在于上海与江南其他城市关系的变化。

上海开埠以后，经过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很快跃升为江南地区首位城市，1860年代以后，其经济、文化地位已超过苏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19年，上海人口245万，杭州65万，苏州60万，宁波、绍兴各45万， 南京40万，上海城市人口几乎相当于上述江南其他几个城市人口的总和。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南京103万，杭州61万，苏州39万，无锡27万，宁波25万，镇江22万，金华21万，绍兴18万， 永嘉15万，常州13万，青浦、常熟、嘉兴各10万，松江、嘉定各7万，江阴5万。这些除了上海以外的城市人口加起来是393万。3换句话说，上海以外的上述这些江南城市人口的总和，才是上海的十分之九。

集聚到上海的那么多人口，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据统计，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占了8成以上。

产业方面，近代江南外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企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据统计，1912年以前，上海有华资企业48家， 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有15家；1912年至 1918年，上海新增94家华资企业，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增加43家；1919年至1923年，上海新增华资企业170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增加48家。到1923年累计，上海有华资企业312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106家。由此可见企业向上海集聚的趋势与比重。

上海快速成为江南经济中心，与江南城市格局突然发生重大变化有关。1860年至1864年，太平军与清军在江南广大地区激战，南京、苏州、常州、杭州、宁波、绍兴均曾被太平军攻占，江南地区遭受空前破坏，大量人口涌入上海。战争结束以后，尽管有不少人返回原籍， 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人成了上海居民。 上海快速成为江南经济中心，更与上海特别的政治环境有关。由于有租界的存在，上海自1860年以后，便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无论发生什么战争，包括中国国内战争（太平天国战争、辛亥革命战争、江浙军阀战争）、中外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及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战争（日俄战争），上海均保持中立地位，置身战争之外。这种战时中立地位，是得到包括中国历届政府、西方列强认可的。

上海快速成为江南经济中心，与租界的营商环境有关。与战时中立同步，上海租界禁止中国军队进驻与通过，禁止中国警察入内执法，禁止中国政府对租界内华人征税，这些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夺，也没有法律依据。但是，如此一来，租界之内的华商，倒是避免了被租界以外各种势力（包括清政府、北洋政府、军阀与土匪等）的侵害。租界内的能源供应、融资环境、人才集聚等，也为华商提供了较为良好的营商环境。

在人的各种需求当中，安全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需求。1860年以后，安全是上海城市集聚的最重要因素，于是，人口集聚、人才集 聚、财富集聚，中国最富庶区域江南的人口、人才、财富，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与速度集聚到上海，江南文化中心自然也就转移到上海。

明清苏州与近代上海，都是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城市。它们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苏州鼎盛处于中国对外封闭时期，也是河运发达时期，上海鼎盛则处于中国被动对外开放时期，是海运发达时期。大运河畅通，河运发达，运河沿线城市便发达。大运河淤塞，海运发达，沿海城市便发达，运河沿线城市便衰落。

但是，作为合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城市，上海与苏州的形成机理与社会背景却高度一致。它们都处于交通枢纽位置，都处于对海外联系比较便利的位置，所依托的都是广阔的江南腹地。两者之间，此起彼伏、一脉相承的关系相当清晰。 上海开埠以后，其营商环境优越之处，早为敏感的苏州商人所知晓，特别是1860年以后，苏州危险、上海安全的信息，已成社会常识。于是，苏州商人、文人竞相涌入上海。诚如包天笑所说：“其实上海自开埠以来，最先到的便是苏州商家，当时的大商业，如珠宝业、绸 缎业、药材业、参茸业、典当业，以及钱庄、金铺，都是苏州人来创始。说句可耻的话，因为苏商的发展，妓馆也借说书为名，号称书寓， 而成为苏帮了。上海在一年一年发展中，于是几个大商家，宁波人也来了，广东人也来了，各省的人都来了。但是像宁波帮、广东帮，都是从海道来的，不免带了一点洋气，而苏帮却是从内地来的，营业也就有国粹意味。不过近岁以来，苏人以近水楼台，也想分我一杯羹， 因此在上海营地产事业，迁居上海的也就多起来了。” 包天笑也是由苏州迁移上海的苏州人之一。他的描述，生动地展示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性特点。

作者：熊月之（本文节选自作者在“首届长三角江南文化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编辑：刘力源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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