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的日记中，探究众说纷纭的故宫盗宝案
《画家物语》中所提及的人，有的已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代表，例如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等；有的为新中国美术创作了典型的绘画标志，例如钱松喦、关山月、石鲁、黄胄；有的在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以刀为笔刻下了战斗的青春，例如古元、彦涵、李桦、刘岘等；有的留学海外甚至漂泊终生，如常玉、庞薰琹、潘玉良、赵无极等；有的人生坎坷大器晚成，如陈子庄、陶博吾、王憨山、张朋等……
他们的人生犹如殊途同归的传奇，他们创造的艺术给百年来的中国留下了璀璨的画面。
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传奇，已经成了一个世纪中国艺术的历史篇章。写在这里的，不是关于他们一生的传奇和艺术贡献，而只是从一个角度关照他们人生命运的转折：从某一个人生的“节点”触摸他们一生“转折”的命运。这种命运的转折与时代的巨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是时代塑造了他们，也是时代改造了他们。
他们的艺术人生也成为一个世纪的绝唱。
《画家物语》（增补版）
薛 原著
金城出版社出版
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马衡诗抄·佚文卷》中，附有《马衡等五人致社会各界传单》，系由马衡、沈兼士、俞同奎、吴瀛、萧瑜等五人商定，吴瀛执笔。此文背景是：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馆委员，电派在北平的马衡、沈兼士等五人为代表，接管了故宫博物院。稍后，身为国务委员的经亨颐认为故宫文物为“逆产”，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经亨颐的这一提案居然获得了通过，针对此事，马衡等五人写出了此“传单”。此传单回顾了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经过和保护的艰难，尤其是“故宫文物为我国数千年历史所遗”的价值和意义，以反对经亨颐的提案。后面的故事不需多说了，故宫博物院自然保护下来，我想说的是，在这五人中，马衡和吴瀛的名字并列其中，而此两人，在后来的易培基“故宫盗宝案”的故事中还有着扯不断的故事。吴瀛后来写过一部《故宫盗宝案真相》，再版时以《故宫尘梦录》为名。
现代史上的故宫盗宝案或说“易培基盗宝案”早已被证明是一桩冤案。关于易培基及其冤案的来龙去脉在《故宫沧桑》和那志良的《典守国宝七十年》（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等书中都有不同角度的描述，说来说去，脱不了不同派系之间明争暗斗的老套故事。在这些有关“易案”的回忆中，即使提到吴瀛，也只是一笔带过，毕竟他只是易培基手下的“小人物”。从复活历史来看，吴瀛的《故宫尘梦录》体现了“小人物”的回忆能补充“大历史”的丰满。
吴瀛的回忆大多与参与筹建故宫博物院的民国元老譬如吴稚晖、李石曾、庄蕴宽、易培基、张继等人有关。抛开“易案”的是非曲直不谈，作为“易案”的三名被告：易培基、李宗侗、吴瀛，是以这样的关联呈现在故宫的“尘梦”里：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所提携重用的秘书长李宗侗是自己的女婿，还是民国元老李石曾的侄子。名列秘书长之下但待遇相同的“简任秘书”吴瀛是大家都清楚的易院长的“助理”——吴瀛之所以能参与到故宫博物院中来，除了他自己醉心于书画文玩，欲一睹故宫所藏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和易培基是昔日两湖书院的同窗好友，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他是北洋政府审计院院长庄蕴宽的亲外甥。除了这些官员，故宫博物院更有一批北大的学者，如担任副院长兼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文献馆副馆长沈兼士等。
吴瀛在回忆录里攻击最烈的是张继。在吴先生看来，易案”发生的伏笔在建院初始就已埋下——因易培基的反对，本来内定副院长的张继只担任了文献馆馆长。吴瀛对易院长的继任者马衡也多有不满。在吴先生看来，马衡对“易案”态度暧昧，连易培基含冤去世他都没有出现，而在故宫创办时期，易对马是十分的重用……其实，马衡对“易案”的态度并不暧昧。在方继孝著的《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里，有一篇《马衡“附识”谈“易案”》介绍了马衡的一封手札——马衡对其《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加了一则三百五十字的“附识”，说明此文就是为“易案”辩证。而这则手札。更成了绝佳的翻案文章。文中写道：“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
先撇开马衡视黄宾虹为“落魄画家”不谈，马衡对法院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凡黄宾虹认为假，则必定是易院长给掉了包，如此断定的前提是皇宫里怎能有赝品呢。马衡所要强调的恰恰是皇宫里不仅早有赝品，且数量不少，而黄宾虹的鉴别更有问题……黄宾虹当年应邀鉴别故宫书画古物时，已七十多岁，在有关黄宾虹生平的年表上，对此大多取其“权威”之意，但在马衡等人眼里，一句“落魄画家”已不言而喻。
1949年10月后，已在上海定居的吴瀛先生因有陈毅等老朋友的照顾，生活景况不错。正因了这种知遇之恩，更不辞劳苦奔波于文物的寻访和保护，终至一病不起……
关于吴瀛，吴祖光在《怀念父亲》一文里说，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感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从1924年至1934年整整十年当中的故宫博物院的职务。从接收清宫文物的开始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开始是由于他在内务部的职务来兼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工作，后来甚至离开了自己的本职，以故宫为主要的职务了，但是，正是在故宫，因为“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吴瀛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含冤弃世，他一刻也没忘记为易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父亲还为这件事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必武同志还亲自登门来拜会过我的父亲”。
马衡和吴瀛的结怨恐怕起因于马衡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后的裁员，关于故宫裁员，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曾说：他对马先生的人格学问，一向是佩服的，但对于他在裁员中“不考虑个人成绩胡乱裁人”（“这次裁人湖南籍也是被裁条件之一”），尽管“不相信出于他的本意”，因为在那先生眼里马衡是“一位诚恳待人的学者，不会如此，但是这事的后果由他负责”，对于这件事，他是大不以为然的。就是在这次裁员中，作为故宫文献馆馆长的张继和秘书吴瀛这样的高级职员也被裁掉了。
在马衡的日记中，也记录了新旧时代交替时“易案”或者说吴瀛给他的生活带来的纠缠，如在1949年10月24日的日记里，马衡写道：“闻吴瀛以‘易案’经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书华北人民政府请予昭雪。董老搁置未复，顷又上书于毛主席，发交董老调查。晨诣冶秋始知吴瀛之请昭雪‘易案’，完全对余攻击。谓张继、崔振华之控诉易培基，为余所策动，殊可骇异。因请冶秋转达董老，请拨冗延见，以便面谈，并希望以原书见示，俾可逐条答复。”在稍后的10月27日的日记里，马衡又记录：“昨冶秋电话以吴瀛上书，董老不愿于此时出以示人，因其足以刺激人之情绪，允俟将来见示。现望余将所知事实，写一节略。以为对照资料。因于办公时间抽空写之。苦于记忆不清，又托席慈为我采访。”在1949年10月28日的日记里，马衡记录“节略”已经写成。不过，此事再没下文，董必武没有回应马衡要求面谈的请求。到了1950年2月4日，马衡在日记中再次提到此事：“取旧日张菊生（元济）先生七十生日论文集中抽印《关于书画鉴别的问题》一文，加以附识，托冶秋致董必老。”
在马思猛看来，马衡1950年代初的一些遭遇与吴瀛的上书有直接的关联，在他的《我心中的爷爷马衡》一书里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也讲述了很多。本来只知道吴瀛是吴祖光的父亲，从马思猛的勾沉中醒悟了吴瀛何以“非等待到另一个时代”里“无论如何要出这口恶气”的一些背景：1919年时任北洋政府京都市政督办署坐办的吴瀛，接待了他在湖北方言学堂英文系的同班同学易培基，当时易培基系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教员，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和学生毛润之（学界代表）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来到北京，吴瀛安置了他们的食宿，还把他们介绍给时任北洋政府审计院长的舅舅庄蕴宽，庄蕴宽又去找了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代总理段云鹏。后来的结果自然是“驱张”成功，易和毛之所以来找吴，一方面是因为易和吴当年同学，另一个原因是，湖南长沙师范里另一位器重毛润之的老师李清崖是吴瀛的姐夫。而毛润之进京，李青崖和夫人吴琴是重要策划人。从这个关系上不难看出，何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吴瀛关于“易案”的上诉信就递交给了正繁忙中的毛泽东（也就是昔日的毛润之）的手上。其时，张继已经去世，另外一些当事人大多去了台湾，只有所谓的“易案”得益者马衡尚在北京，何况马衡还被吴瀛看做是背后鼓动张继等人挑起“易案”的主谋呢。吴瀛先是告到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处，董未予受理，“吴又一纸告到易培基的学生、与其有着深厚渊源的毛泽东主席那里，毛主席将状告函批转董必武处，令其调查……”此事当时不了了之，但之后在“三反”运动中，此事又被重新调查，也成了马衡被重点追查的心病。
《马衡日记》1952年1月至日记终结部分没有公开出版，原因自然是“由于种种原因和不便”。“三反”运动是触及马衡身心的一场运动，所谓“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并非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在这场运动结束后，就离开了故宫，最后抑郁而终。
1955年3月25日，马衡去世。临终前他嘱咐子女，把他一生所集，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马思猛说：“父亲晚年曾告诉我，为证明你爷爷的清白，我请文化部派人到家里把爷爷所有遗物，全部封存，随后又故宫博物院运走。”
作者：薛原
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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