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富有思想启迪作用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史——谈刘修明的《儒生与国运》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我国历史长河发展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眼光锐利和学识博达的史学家刘修明先生在《儒生与国运》一书中，围绕这一话题作了深入的探索和分析，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成长发展史，还尝试着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本质。

▲ 《儒生与国运》（修订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笔者手中的这本《儒生与国运》已是修订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全书有《大动荡的社会变迁和儒的产生》《封建王朝开创期儒生的地位》《封建制震荡与转变期的儒生及其命运》《在巅峰期的潮流中浮沉》《发展和僵化：宋元明时代儒生的两重性》《末世的衰微与民主的曙光》等6章30节。卷前有刘修明2013年10月13日重阳节撰写的《自序》。他在序中说：“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著作，又包含着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寻‘根’的意义。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之悠长曲折以及他们的东方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实使人追溯历史，对尘封史籍的翻检又会反馈现实，引发历史与现实的共振和反思。中国有句老话叫‘斯文一脉’，相当准确地表述了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内在联系。我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现实，归结于当代知识分子……”可见，刘修明撰写这本书，不仅是一项学术研究，更是一项富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工作。刘修明力图通过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分析和发展轨迹的探索，尝试着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出一条富有思想启迪的发展道路和做人处世的基本途径。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究竟是个怎样的特殊群体？刘修明说：“他们从开始形成的那天起，就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依附体。作为一个思想意识阶层的特点和秉性，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探索和认识，又会形成不脱离时代条件的相对独立的思想意识，造成他们与统治阶层既统一又矛盾的特殊关系。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总体上是与时俱进的，但这个阶层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分化。”（《儒生与国运》（修订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自序》第2页。）所以，古代知识分子既是统治阶级的依附体，也是一个与时俱进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不断做出积极探索，并伴随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分化的活跃阶层。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两重性，也导致其在政治、思想，甚至品行上出现泾渭分明的两个层次：一个是心系天下，忧国忧民，以孔子、董仲舒、杜甫、王安石、王阳明、黄宗羲、吴敬梓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另一个则是贪婪卑劣，祸国殃民，以李斯、公孙弘、秦桧、徐阶、董其昌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在书中刘修明以科学辩证的思维和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一个个儒生的学术思想和人品行为，或喜或怒地展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也可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从中汲取思想养料或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一，忧国忧民，敢于担当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流群体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刘修明在书中以丰富和扎实的史料及严谨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这个群体中优秀知识分子代表的多彩形象，例如在第一章第二节《孔子所处的时代，他的使命和命运》中，不仅描绘了作为春秋末期第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追求与挫折”“理想与思想”和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信念，还展现了他孜孜以求，“以教育使命终结余生”的思想教育家的人物风采。刘修明对儒生情有独钟，认为“‘儒’是‘士’的一种。他们是贵族所用的主管上层建筑的小官，也是主管古代典章、制度、典籍、文物的专家”，也是最有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人士，所以他在书中以儒生的生平轨迹和学术思想为主线，画龙点睛的展现历代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为我们勾画出古代儒生一道社会群英风景线。

刘修明认为战国时代的孟轲是传承孔子思想的代表人物，主张“以仁、德的途径，实现霸、王（统一）的目标”，也就是说“在中国统一的问题上，孟轲是顺乎历史潮流的赞成派”。他也改变了孔子原先“郁郁文哉吾从周”的守旧思想观，以积极的眼光呼唤新时代的来临。到了汉武帝时代的大儒董仲舒，有了更不俗的思想表现，“系统地为封建统治阶级完成了对孔子思想的改造，构成了封建统治完整的思想体系”，促进了社会统一和稳定。但历史演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入魏晋南北朝后，门阀世族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妨碍社会经济发展，也阻碍了中央集权的形成与巩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人士，呼唤社会改革，要扩大统治阶级的基础，吸收地主阶级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参与统治，扩充并改换支撑封建大厦的支柱。具体说来，即用考试取士的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不分门第高低，不论寒素富贵，谁有真才实学，谁就可以做官。自隋炀帝始，在全国推行科举制，真正意义上扩大了知识分子有参政和议政的机会和权力，也相对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和进步。用刘修明的话来说：“在封建社会的发展期、高峰期，科举制度的积极因素曾得到充分的发挥，有力地促进了封建社会高峰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典型的标志，便是代表唐王朝强盛极致的开元时期（713—741）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昌盛和繁荣，它造就了当时全世界最强盛的统一王朝和唐帝国的巍然存在。” （《儒生与国运》（修订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自序》第258页。）科举制度确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取士创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伴随历史演绎和发展，儒家思想的影响力蒸蒸日上，渗透之社会的各个领域。当笔者读到第四章第四节《儒家诗文化的高峰》时，发现刘修明以饱满的笔墨称赞“诗圣”杜甫，说“杜诗的成就，在封建时代里，前代没有出现过，后代也没有超越过”。（《儒生与国运》（修订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308页。）对唐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却轻轻的一笔带过。初时笔者认为刘修明在思想上有明显的褒杜贬李的倾向，对李白不公平。为此，我也曾责问过刘修明，他答道：“杜甫是儒生，李白不是儒生。不属儒生的人物，我在书中基本是一笔带过的。何况在我眼里杜甫的诗比李白的诗更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其实，这一学术思想在他的书中有着极其鲜明表述的：“杜诗的伟大和成功之处，就在于这种儒家思想的抱负与现实的矛盾，激发了读书人忧国忧民的高尚意境，用诗歌形式倾诉了他的爱国忧民的衷情，并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杜甫几乎没有踏进过李白那种超脱社会现实的仙境，也没有沦入王维那种对万事不关心的佛境。人民的苦难，社会的脉搏，一直在他的感情沉郁的诗句中体现、流露、倾诉。时代转折的苦难成就了他这位植根于儒家思想、植根于社会和人民的伟大的‘诗圣’。” （《儒生与国运》（修订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304——305页。）可以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许多震撼人心，垂之永久的作品，都是郁郁不得志、穷而后工的产物。杜诗可以说是体现这一理论的诗歌典型和极品，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儒家思想影响之大。

▲ 杜甫

在中国思想史波澜壮阔的大河中，宋代的理学是不可小觑的思想潮流，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约700年的思想统治，基本上是理学思想的统治。南宋的朱熹则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热衷于做官，却执著于学问的研究。自他中进士后50多年中，只做过9年官，大部分时间是在福建讲学或著书立说中渡过的。他在儒学上的学术成果巨大，也是继孟轲、董仲舒之后著作最宏富的儒学大师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刘修明在书中常有不同凡响的精湛见解，如他不仅为我们阐明了儒家的学术思想，还告诉我们儒者绝不是文弱书生，许多还是有血性和敢于担当的贤臣良将。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成为国家和社会栋梁，南宋末年的爱国者文天祥就是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敢于担当的贤臣良将。在元侵略军威逼利诱下，文天祥不屈不挠，慷慨赴义，展示了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知识分子高尚情操和不屈的人格。兴衰存亡的王朝更迭，是中国历史变迁的特点。明王朝在推翻元朝统治后，经历了它前期的强盛和发展阶段以后，到16世纪的中叶，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西北边境瓦刺的边患日趋严重。至明朝中期已造成“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的局面。在这样恶劣的历史背景下，社会还会出现以布道者身份的救世主吗？他们应该首先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首先不是官僚，而是学者。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知识分子中相应的产生了王阳明这样的学者。他不仅会做学问，善于进行思想理论的创造，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还能行军打仗。他的“文武全才”，使史者叹曰：“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没有如守仁者。”（《王文成公全书》卷32《年谱》一。）客观地说，像王阳明这样既能发展、构建儒家理论，又会做官行军打仗的“全能型”的人才，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也是罕见的，也告诉人们儒生也能创造“不世伟绩”的不争事实。

二，古代也不乏卖国求荣，贪婪腐败的知识分子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综观知识分子群体，也可一分为二。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除不缺乏忧国忧民，敢于担当的优秀人物外，也产生了一些贪婪腐败，祸国殃民和卖国求荣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刘修明也不乏真知灼见的见解和议论。他在书的《第五章，发展和僵化：宋元明时代儒生的两重性》中说：知识分子“被黑暗政治、功名利禄和道学思想所腐蚀、麻痹，再通过他们表里不一、追名逐利、夸夸其谈的坏风气，去败坏整个社会风气。他们是道学的牺牲品，进而又以恶劣士风为榜样，去牺牲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宋朝出了那么多汉奸，原因在于此”。（《儒生与国运》（修订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400页。）南宋出了秦桧、贾似道等一批大汉奸，然而明代也不乏卖国求荣的汉奸，如吴三桂、洪承畴等。其实，刘修明更担心的是历史上的这种丑陋知识分子人物，在现实社会中重现，给社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和损失。这一点刘修明在《自序》中很坦诚的说道：“历史研究一定要讲历史真实，不脱离那个时代的实际。但撰史者的时代和现实的局限，一定会使他们的当代意识渗透到历史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段话太经典、太精准了。他不仅道出历史研究的真谛和本质，即“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始终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所以他在肯定“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一切有良心的曾饱经忧患和贫寒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心中都永远保持着祖国这块神圣的净土……但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又决定知识分子必然分化，社会会造成一批背叛华夏文化主旨、丧失了灵魂的知识分子”。正是鉴于历史曾屡次出现过丧失了灵魂的知识分子，因此，刘在反映和颂扬一批敢于担当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主流群体外，还对一些背叛祖国，丧失民族气节，行径卑劣和凶恶残忍的知识分子人物，予以揭露、批判和谴责。像明末清初的大奸臣吴三桂不仅卖国求荣，屠杀抗清志士和明朝君臣，而且手段极其残酷血腥，如吴三桂在昆明处决明永历帝时，采用弓弦将其活活的绞死。

大奸臣可耻，贪婪的权臣和乡绅也无耻和丑陋。唐宋时代，读书人中举做官，无论是做京官，或是做地方官，最后回到本乡本土的很少。明代以后，情况变化了。不管是退休，还是贬官，朝廷都让他们回到本乡本土。那里有他们的田产庐舍，是他们发家之地，土地兼并是他们发家致富的基础。回到本乡本土退休官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的甚至沦落为土豪劣绅，肆意掠夺，称霸乡里。刘在书中揭示了两个出生于江南松江府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政治上阁僚高官徐阶，一个是艺术上的巨匠董其昌。徐阶受到嘉靖皇帝的重用，长期担任阁臣，后来弹劾奸相严嵩成为首辅。但他退休回到乡里，晚节不保，纵容子弟家奴，巧取豪夺，暴横闾里，激起民愤。隆庆三年（1569）六月，海瑞任应天巡抚，接到无数控告徐家的状子。刚直的海瑞，硬是没收了徐阶6万亩田，并将他的3个儿子戍边，家人坐戍者十余人。全家受到应有的惩罚，也丢尽了高官徐阶和知识分子的脸面。董其昌是明代著名的画家、书法家，也被称为“艺林百世之师”。但他品行卑劣,是个横行乡里的劣绅。刘在书中不仅揭穿了董其昌丑陋的本质，还从理性高度分析指出：“激化晚明社会矛盾的，除了上层的皇室贵戚大官外，就是这批作为封建统治基础和支柱的遍布全国各地的乡绅地主、儒宦阶层。”这也就是说素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信条和使命的所谓“圣贤之徒”的知识分子，一旦经不住利禄和社会坏风气的诱惑，也会坠落为土豪劣绅，成为鱼肉乡民，破坏社会稳定的蟊贼。同时，刘修明在书中指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极坏的风气：“一种是空谈心性，不顾民族和国家的安危；一种是唯利是图，利禄之心强烈，无官不贪，无守不盗。”（《儒生与国运》（修订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484页。）为了避免知识分子重蹈覆辙，悲剧重演，这大概也是刘精心撰写这本揭示古代知识分子妍媸群像图的积极意义所在。

三，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不可忽略的力量

在中国古人眼里社会的主要分工为“士农工商”，“士”即知识分子是排在第一位的。纵观中国社会发展史，知识分子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他们富有改革的创造力和进步的治国思想理念，为促进社会变法图强作了卓越的贡献。这一点刘在书中有浓郁的笔墨展现。他认为荀卿、“韩非的思想理论对秦王朝建立有不可磨灭的作用”，是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秦王朝的强大思想武器。汉王朝初期的社会稳定也离不开知识分子陆贾、叔孙通、贾谊思想理论的贡献和作用，尤其是贾谊的“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的民本思想，认为没有人民拥护，封建国家就失去统治的现实基础。这也为汉代统治阶级制定政策提供了比较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有着良好传统，到了明代中叶伴随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愈来愈彰显，进入明末清初更是达到高峰，这一点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儒”的著作中有明显的反映。黄宗羲指出：“天下之兴亡，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将“万民之忧乐”，作为评价社会好坏的惟一标准。王夫之也指出：“以天下论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私之姓。”（《读通鉴论》末卷《叙论一》）这些观点都对不可动摇的封建伦理的核心“君为臣纲”，予以否定。他们的思想在当时社会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也被刘修明赞叹为“已经跳出了中古的思想樊笼，提出了相当系统的适合中国当时发展趋势的新思潮、新观念、新主张”。（《儒生与国运》（修订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488页。）

纵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他们不仅在思想领域不断研究、探索和创新，还在改革上不断实践和创新。先秦的商鞅变法，宋代的范仲淹的“庆历革新”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明代张居正的改革，对社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尤其是王安石变法，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社会影响力。王安石所处的神宗年代，社会内外矛盾尖锐，土地兼并严峻，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尝试着在不增加人民负担、不加重社会危机的前提下，限制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的一些利益，并使他们分担一些赋税，以增加朝廷收入、加强国防力量，抵御辽、夏的侵扰。为此，他推出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由于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抓住了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摆脱了财政困难，增强了国防力量，还降低了物价。王安石不仅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还是个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的“三不足”思想，是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他在变法斗争中锐利地思想武器。变法是一种较量，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天能不能变，祖宗的法制能不能变，人们的非难和议论该不该听。王安石的变法是以损害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特权利益集团为目的，自然受到这群利益集团人物的反对和抵制。保守派祭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论哲学，在思想领域向改革派进行反击，甚至还用水旱、地震的“天人感应”说，来警告和恐吓宋神宗，要他停止变法。王安石以历史的事实对神宗说：“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所以不足信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9》）有力地批判天变与人事相关的无稽之谈，稳定了宋神宗的情绪，确保了变法的顺利推进。刘修明也认为：“王安石执政的熙宁、元丰年间，社会和生产发展相对是比较好的。” （《儒生与国运》（修订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359页。）

▲ 王安石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和实践中，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积极探索，还在小说文学领域巧妙的发出声音，揭示封建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生，无耻地残害人民的行径。书中刘修明以《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为例，揭露了封建贪官污吏、土豪劣生和堕落文人的丑陋本质。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潞令》篇中写了一个小县令，“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狼籍于庭”。上任不过百天，就杀了58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匡超人这个典型人物，描绘和展现了匡超人这个原先淳朴的农家子弟，如何吞食了八股功名的钓饵，蜕化为无耻的文人。他吹牛说谎，以怨报德，停妻再娶，作恶多端。他堕落的全过程，触目惊心地揭露了八股功名对转变文人品质的可怕腐蚀作用。从上述中可以发现，封建末世的腐朽、崩溃的历史趋势必然带来文人的厄运。末世的封建社会如同霉烂的苹果一样，知识分子一旦被侵蚀而腐败以后，他们的专长和功能，又会有力地败坏周围的一切，厄运的受害者又成为第二个层次的厄运制造者，通过在位的知识分子散布思想的霉菌，会再制造社会的灾难，毒化社会。历史和现实中，有太多的这样例子。对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由于没法摆脱这种根深蒂固的功名利禄思想的影响，忘记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往往难免堕落为统治着的殉葬品。这正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哀！

伴随社会的演绎和发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仅拥现出一批旧世界的批判者，还出现了除旧布新，吹响了时代的号角。清代后期诗人、思想家龚自珍，就是这样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生活的十九世纪50年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处在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面对“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封建衰世，龚自珍写下了气势磅礴，愤怒而又充满热望，令人振奋的诗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一二五）这首诗是封建社会长夜之末紧接近代社会即将破晓之际的第一声震雷，是龚自珍一生发出的最令人振奋的怒吼！也是作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旧世界发出“风雷呼唤”的第一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解放上，龚自珍有启蒙之功的。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封建末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他的斗争锋芒，主要是拆地狱的台，拆反动统治的，新的因素在他身上还是若隐若现的，因为那时没有出现一个足够促使他转化的新的物质力量”。（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第207页）他的怒吼只是一种对未来的召唤，但他还是光荣地完成了作为封建末世知识分子的使命。

在读史热日灼一日的今天，人们也许并不需要更多新鲜的内容与素材，需要的是如何看待历史的新视角和新方法，需要考察和研究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和启迪作用。刘修明在《儒生与国运》中就是以全新的视野，又柔和丰富的史料，展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是非曲直、别样风采和历史沧桑。古为今用。期望读者，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在读完了《儒生与国运》后，能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成为“不望初心”的无产阶级民本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作者：翁长松

编辑：孙欣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