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交流或成中英关系新起点

■李冠杰

习近平主席访英把中英关系推向了“黄金时代”。未来数年甚至更长时间，中英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必将大幅提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会突破原有局限。与此同时，一些新领域也会尝试性开放，以体现“黄金时代”的真实内涵。

在中英交往过程中，一直以来政治、宗教问题都属于敏感领域。过去几年英方的一些做法曾触及中方底线，关系一度冷却。在习近平主席访英前夕，英国舆论界一再挑出人权等敏感话题，以检验中方在这些领域的态度有何变化。值得称赞的是，中方并未回避此类话题，在回应英国国内一些激烈言辞时，表达了法治这样的观念。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中方向英方传递的一个重要信号。

法治是现代国家必备的元素，它是剥离意识形态之后的人类共识。过去，中英关系在政治观念上的误解都源于对法治的不同理解，当然造成不同理解的原因是中英有各自的政治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治理现状，以及处在不一样的发展阶段所致。

为推进中英关系向前迈进，中英双方就法治问题展开实际交流。在习近平主席访英前，中方有意打开法治交流的渠道。一方面，在中国国内，自10月13日起，800岁的《大宪章》原件在北京、广州、上海、重庆进行巡回展出。此次展出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义，表明了法治正在成为中英交流的重要议题。另一方面，在英国国内，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10月18日在BBC知名节目“安德鲁·马尔访谈”和英国天空电视新闻台“莫纳罕访谈”中以法治为据回击了英方提出的一些激烈言辞。你来我往，谈论法治成为一种共识。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主席此次访英行程安排也蕴含着诸多法治韵味，除在经济领域带来超过300亿英镑的大单外，最引人瞩目的是在英国议会进行演讲和会见工党领袖科尔宾。这些做法显然是在政治领域打开了中英交流的大门，使以往的敏感领域开始解冻。

英国议会的历史源远流长，它设立的初衷是讨论王国的各类事务。英国议会创立于13世纪，当时贵族通过议会讨论征税、司法审判等问题。此后，议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逐步成为主要决策机构，是治理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属于代议制范畴，结合了中国自身的元素。在中国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英国的经验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因此，习近平主席特意强调，中英两国立法机关可以加强交流互鉴。这种言辞充分表达了中国希望在政治领域进行交流合作的愿景，法治经验交流或许能够成为黄金时代下中英政治关系和谐发展的第一把钥匙。

会见反对党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是习近平主席访英行程安排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对于这个环节的解读，一些媒体的关注焦点是：工党领袖科尔宾如果提出尖锐问题质问中国，中国该如何作答。事实上，这种安排在笔者看来有其深刻内涵，它体现了中国对英国议会制度的深入理解，体现了中国成熟的外交方略。中方已充分认识到英国反对党的角色和使命，通过会见反对党以与英方全面接触。

政党政治为近代英国的制度稳定性提供了可靠保障。政党的起源可追溯到17世纪英国内战前后。然而在当时，党派是个贬义词，而且一个党派的得势必然意味着另一个党派的遭殃，党派领袖逃亡海外是常有之事。18世纪是英国政党发展的关键世纪，也是辉格党一党独霸政坛的世纪。整个议会中大多数议员都是辉格党人，一些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即使在此时，反对党给人的感觉依然不是正面的称谓。19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王陛下的反对党”一语才在议会使用，这标志着反对党成为英国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经合法化了。反对党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为执政党提供政策参考，使国家政策不至于过急或过缓。

新中国成立后，政党政治在中国取得长足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政协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未来的政治交往中，有关政治制度、政党角色、治理效力等议题可成为中英两国深入交流的重要切入点。只有在不断讨论中，中英关系才能稳步发展；也只有在认真、客观比较中，才能找到中英不同制度之间的优劣势。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吸纳中西方制度的长处，使中英双方都能有所感悟，有所受益，这才是中英关系发展的正道。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