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传承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对话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

陈思和近照。

■本报记者 王磊 黄启哲

复旦大学教授、学者陈思和自去年3月起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这一年多来，他参与创建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筹备中华文明研究数据中心建设，推动地方志收藏与研究等多项工程。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等一系列任务。对此，陈思和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现在正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性有利条件。经济发展和技术积累，为保护传承提供了支撑和条件。而在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应该注重“当下性”，为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创新提供底气和自信。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当下问题、与世界对话的“参照系”。

记者：“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面对公众，什么样的传承方式才能让传统文化进入更多人的生活之中？

陈思和：传统不是过去式，不是和今天无关的东西。面对公众时，优秀文化的传承首先应该激活传统和大众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如何让传统活起来？做法之一就是让传统文化进入当代日常文化生活。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有博物馆、图书馆，也应该让优秀文化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和当下发生关联。譬如当你走在现代都市的深巷小弄里，突然看到那里竖着一块牌子：这是某某作家居住过的地方；再走几步又来一块：这是某某诗人曾经散步的小巷。不同时代曾经也有文化名人在同样的空间里生活，你的感受就会不一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再加上学校的教育、或者专门进入艺术殿堂享受文化熏陶，传统文化就容易形成一种伴随你成长的氛围。耳濡目染是学习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成长过程会很自然渗入文化历史的基因。

记者：有人认为，照本宣科或者效仿古装才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应当如何体现时代特色？

陈思和：这涉及到文化传承的另一种途径，就是国民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古代学校传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相当于当时的人文学科的全部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在后世传承的过程中不断被人解读，构成了它们和不同时代的对话。也正是通过不同时代读书人对经典的各种解读，丰富了经典本身，让传统文化始终具备一个时代的“当下性”。

欧洲文化传承也是这样。正如恩格斯说的，是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构成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最初动力。这些重见天日的古籍文献和古代雕塑，它们的丰富内涵直接启发、唤起了西方人的智慧和力量。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传统文化正是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适应时代，迸发出创造力和活力。现在整理文献，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再一次重新激活古代文明的生命内核，用我们现在的立场观点给传统文化“注疏”，将其精华通过我们的现代话语体系和现代科学技术加以系统阐释，使其再生出现代意义。

记者：“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为什么说现在是时候、有条件进行整理和转化？

陈思和：科技发展不仅可以从物理手段上完成古代典籍修复，更为传统文化提供了多样的载体。

以复旦图书馆为例，藏书中有7000余种6万多册珍贵善本古籍，30余万册普通线装古籍。西文古籍最早可以追溯到利玛窦时代的法文宗教书籍，以及法语译介的中国典籍。囿于条件限制，有的书页已损坏严重。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分子补强再造“古代纸”，完成古籍的修复整理。借助“大数据”，数字化的典籍还可以成为高校的共享资源。

从学术层面看，对于典籍的整理转化经历了不同阶段。从战国时期的孔夫子到汉代的刘向父子，从宋代的朱熹到明清之交的黄宗羲，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整理，然而受时代限制，即使是继承康乾盛世的乾嘉学派，整理亦缺少系统的理论发挥和思辨精神。而到了五四时期，西学引进，打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诞生了鲁迅、胡适、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家。这之后，传统文化经历了“去神圣化”和过滤负面的阶段。我们不再对传统顶礼膜拜，而是可以用今天的眼光和当下的历史观重新认知古代文明。这是一个必要的批判和清理过程。在整理古籍、引进西学、批判清理的阶段完成之后，现在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整合。

记者：这样的整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除了文化遗产、传统工艺、中国典籍之外，传统文化的载体还有哪些？

陈思和：需要注意的是，如今，中国和世界已融为一体。传统文化的整合必须用世界眼光和当代视野加以参照，保存传统文化中符合时代精神的内核。我们的研究人才应该是能掌握多种语言与科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这样才能读懂、研究第一手资料，并用交叉视角审视发掘传统文化体系。

以去年复旦大学成立的全球首家“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为例，就专门涉及到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和古籍修复技艺传习等领域，关注人才培养。

与此同时，对古代文献的认识也从过去单一的文本，延伸出各个门类，复旦大学建立的“中华文明研究数据中心”将触角伸向语言学、人类学、民族比较文学等各个学科。通过对方言字音、民俗音乐、古代历史地图的研究整合，试图构建一个更多元、更完整的中华文明体系。这也需要更多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参与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