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味书屋】何以死？何为生？
《死亡的脸》《生命的脸》
[美]舍温·努兰著
杨慕华 林文斌 廖月娟译
中信出版版社出版
李清晨
自古以来，死与生一直是中外哲学家争论不休的主题。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主张对死亡采取存而不论、回避搁置的策略，执着于现世的生活;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则提出“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主张勇敢地面对死亡，积极生活。至于某些宗教，则构筑一个“死后的天国”，以期消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由此获得精神慰藉。
作为现代人，我们大多更钟情于向死而生的观念。但“勇敢地面对死亡”须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在生物学层面真正了解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以及生与死的关系，否则一切有关生死的讨论都是空中楼阁。毕竟作为万物的灵长，人类仍隶属于生物世界，生与死首先是生命现象。
现实世界里，医生是最接近死与生的人群，对此理应比其他人有着更深入的见解。但我们不可能都通过成为医生的方式来了解死亡与生存。那么，有无退而求其次的途径? 比如有一位医生，他有着渊博的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高瞻远瞩的视野，细腻悲悯的情怀……同时又具有高超的叙事说理能力，由他写一本介绍死与生的书，让我们通过“捷径”来了解死与生。
幸运的是，这样的医生这样的书已然存在。舍温·努兰医生，他写就的《死亡的脸》和《生命的脸》，前者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后者虽未获得同等荣誉，但在内容和体例上是前者必要的补充。因此，可将这两本书视为不可割裂的同一部作品。
《死亡的脸》讲述了不同疾病导致的相同结局——死亡，举凡癌症、心梗、谋杀、意外……原来，无论哪一条通往死亡这个终点的路径都不算逍遥，当下的每一种死亡，都有一个确切的致死因素，无病不死人。所谓寿终正寝，死得体面，不过是一个古老的传说。
《生命的脸》则用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抢救为开篇，次第展开人体这一完美精妙的小宇宙是如何在各种惊涛骇浪的动态中调整平衡的。当年求学时觉得无比枯燥的基础医学理论，竟然可以用如此感性美妙的文字描述，写得如此婉约动人。
就我个人的学习及从业经历而言，从成人综合医院到儿童医院，我见识过不少类型的死亡，老人、孩子，男人、女人，病房、手术台……却仍然被作者所描绘的死亡历程所吸引，被作者的过五关斩六将经历所震撼。医者的义无反顾热血豪情，病人于绝望处升腾起强烈的求生欲望，人类在对抗死亡明知必败时所展现的顽强不屈的意志，细胞组织器官及系统为避免死亡而进行的积极调整、苦苦挣扎，凡此种种，融汇成一幕幕璀璨的生命焰火。
但在赞叹如此佳作之余，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作为SCI文章产出大国、拥有几百万医务工作者的中国，却无人能写出这样直指人心的作品? 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但中美医者所面临的迥然不同的大环境则一定是其中非常主要的因素。
前几天，我所在医院的一次成功救治，就具备很多感人的因素。一名两个月大的女婴，来医院时已处于濒死状态，多器官功能衰竭，血红蛋白还不到正常值的四分之一。施救后，医生向家属交代病情之凶险，此时的家长无论经济还是精神都已是强弩之末，经短暂犹豫之后，决定放弃。在最后拔除气管插管前，家长走到病床见孩子最后一面，就在这一刹那，孩子忽然睁开双眼，看了父母一眼，仿佛向世界作最后的道别!就这一眼，父母崩溃了:救!我们不放弃了，全力救!
我去会诊时，ICU同事对患儿的抢救已现转机，肾衰获改善。我在其右侧胸腔完成闭式引流操作，被压迫的肺将重新膨胀起来。几天后我再去会诊拔管时已不能独自完成操作，因为重获活力的小生命已能手推脚踹地反抗，必须由护士帮我摁住她……医生和家长这一回让死神却步了。但故事只能讲到这里，家长当时为何放弃? 救治成功后又会给其家庭带来何种影响? 没法继续深入想了。中国的医生和病人，都懂。
《死亡的脸》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尔茨海默症的章节。在所有的死亡中，这是最让我感到恐惧的，因为这是一种双重死亡，早在肉体归于寂灭前，灵魂已然扭曲变形，给至亲家人带来难以名状的无尽痛苦。当然，这种死法唯一的好处就是，当你死去，家人已不会悲伤，甚至也许在心里长舒一口气:你终于死了……作者希望人们能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死亡，但谁会选择这种双重死亡? 译者在后记中说:“戴上努兰的眼镜，让死亡变得清晰。聪明如你，打算戴上这副眼镜了么？”
在医学人文写作领域，努兰是标杆式人物，这两本书又是他诸多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作品就完美无缺。由于作者张扬的想象力与热情，对有些生理病理的解释稍嫌感性有余而严谨不足。比如作者多次强调病人的求生意志和心理状态对凶险疾病预后的积极影响。其实，造化神奇，进化至今的人体，早已形成一套不受主观控制的防御与修复机制。即使是主观求死者割开自己的血管，也一样会引发凝血机制的级联反应，只要积极施救，同样可让他求死而不能。事实上，很多心态积极的患者难逃致命的癌症，很多情绪消极的病人却存活至今。即使在今天，对于精神状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凶险疾病的预后，也没有多少确切证据，至多只能算一个特别符合人们心理预期的假说。因为，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喜欢失去掌控的感觉，哪怕面对必死无疑的凶险结局，也绝少真的有人可以坦然面对，放弃无谓的挣扎与反抗，总觉得做点儿什么(比如祈祷)或许会有用。但死与生，你究竟能掌控到何种程度呢?
何以死？何为生？面对这个古老的哲学谜题，当你读完这两本书，也许你可以给出自己的解释，这个答案属于你自己的生命哲学。不过，我们无论如何探寻，也难以窥尽死亡的全貌，唯有当自己亲自死一次，才会真正懂得什么叫作死亡。
2014年3月3日，努兰在家中逝世。他生前曾为之撰写专栏的《纽约时报》 用了这样一个标题:Sherwin B.Nuland,Author of How We Die,Is Dead at83.(舍温·努兰，写《死亡的脸》的那个人，死了，享年八十三岁。)努兰在其书中写道:“大部分的人并非以他们选择的方式离世。”作者最后一次向世人诠释死亡艺术的方式是自己的死亡。这是他希望的离世方式吗?“如果传统的有尊严的死亡概念必须被修正，甚至抛弃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我们冀求的离世的最后回忆之中，哪些希望该被留下？我们在死亡中企求的尊严，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求。死亡的艺术，就是生的艺术。活着时的诚实与仁慈，乃是我们如何死亡的真正方法。”写过如此绝妙文字的努兰死了，但因这两本书带给世人的启迪，其灵魂终将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