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六十年学术之守望

■时悦之

今年夏天的上海书展中，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展位的读者们很多都注意到一套冰梅蓝绫封面、一函三册的线装书——陈寅恪《唐代政治史略稿外一种》。而它的销售，也打破了一般线装书长线慢销的定律，在书展上屡次补货屡次售罄，闭幕当天更是中午就早早断货，连最后一套没有塑封的样书都被热情的读者“抢”走。虽然对此书早有信心，但这样的盛况，仍着实让我们惊喜。或许，这是当下的读者们对于真正的学术、真正的学者始终抱有敬意并愿意支持的最好证明。

《唐代政治史略稿外一种》是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六十周年社庆特别策划的献礼之作。前两册为《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双色套红，忠实保留陈寅恪先生的手迹和所有修改印记。这份珍贵的手书，是解放前受嘱保管书稿的王兼士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交给老社长魏同贤，魏老再联系蒋天枢先生，并获家属授权出版的，手写本的内容与排印本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不完全一致。第三册（即外一种）为陈先生自1958年起，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下简称中华上编）的来往书信。其中陈先生来信全彩影印，为尽可能保存原貌并求美观起见，部分书信特地采用了展页的制作方法，本社去信则见于高克勤社长所撰辑注中。

年岁较长、阅历较广的读者，也许还记得中华上编195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的《元白诗笺证稿》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的《陈寅恪文集》。早在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即与陈先生签订了《元白诗笺证稿》的合同，并力约《金明馆丛稿初编》《钱柳因缘诗释证》（即《柳如是别传》）等诸稿。双方就著作封面、校记及稿约合同等各种事宜往复商议。《元白诗笺证稿》之前曾刊印过，虽原版错讹较多，陈先生又做了不少修订，但从社长李俊民、副社长陈向平到责任编辑王勉（鲲西）都对此书给予最大的重视，一应要求均尽力满足，因而在合同签订的第二年便得以出版。后来陈先生又增补十条校补记，有多封信件提及。“金明馆丛稿初编”是陈先生为自己文集起的题目，拟收之文章虽多为成稿，却仍须整理改定；《钱柳因缘诗释证》则正在创作过程中。二书均未完成，陈先生对学术之严谨态度人尽皆知，决不肯将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拿出手，加之身体健康状况恶化，长期缠绵病榻，在信中也多次陈述客观困难，表示需要更多时间。后来《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和《柳如是别传》等终于交稿，但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华上编和上海其他很多出版社一起被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大社），稿件自然也就不得不被搁置了。“文革”结束后，各出版社逐渐恢复建制，中华上编和大社古籍编辑室合并，于1978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立即着手《元白诗笺证稿》增补再版和文集编辑事宜，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出版，为饥渴十余年的大陆学界奉上了一道大餐。这是国内出版界在拨乱反正之后，首次为陈先生正名并出版其著作。出版始末详情，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一文有详细论述（见高克勤《拙斋书话》，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8月版）；而陈先生致上海古籍出版社之书信，此前则从未完整影印披露过。

今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我们从泛黄的档案中找出当年的信件，翻阅故纸，既感动于陈寅恪先生于学问之一丝不苟，也为前辈编辑们的学术眼光与担当而自豪，更为传承文化使命而深感重任在肩。因此，特地征得陈寅恪先生令爱的授权，将《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和往来书信制作成线装本，以飨读者，以作六十年社庆之纪念献礼，亦以见证六十年学术之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