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一部跨世纪完成的科学巨著

《中国植物志》共八十卷、一百二十六册，被称之为世界已出版的植物志中，收集种类最多、篇幅最大的植物志，一部名副其实的科学巨著。

《中国植物志编纂史》及其作者胡宗刚

图为（左起）胡先骕、耿以礼、马毓泉、秦仁昌

秦仁昌在“文革”中的检查书

《中国有花植物属志》

1959年，《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合影。

1997年，《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召开编研总结会时合影。

《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编辑印行的资料

■读书周报记者 薛伟平

窗外，秋雨淅沥，绿叶摇曳。屋内，出差南京中山植物园、返程庐山途经上海的胡宗刚，手握墨香尚未散去的《中国植物志编纂史》，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谈吐干脆、言辞简洁的胡宗刚开口便直奔《中国植物志编纂史》：“《中国植物志》出版后，在国际上为中国科学赢得了荣誉，也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植物志编纂史》力求忠实于历史，探寻《中国植物志》编纂过程中各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通过多年档案查阅、文献收集和参与者走访等方式，获取真实的资讯和第一手资料，使《中国植物志》曲折的编纂过程得以全景般的展现。”

皇皇巨著：《中国植物志》

介绍《中国植物志》前，先简要介绍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

植物志，是植物分类学的专著，力求完整记载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植物种类。一般依分类系统编排，内容包括植物名称、文献引证、形态描述、产地、生态习性、地理分布、经济意义等，并有分科、分属和分种检索表，科、属、种的描述及形态插图等。

从科学作用来说，编纂植物志是植物分类学的基本工作，不仅可以促进植物类群的细胞分类学、化学分类学、分支分类学、分子分类学等的深入研究，也为植物学各分支学科研究中有关植物的正确鉴定提供工具书，还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疆域辽阔，群山连绵，湖泊浩淼，江河纵横，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孕育出丰富的植物资源，其中维管束植物（蕨类和种子植物）即有三万余种之多。如此丰富的植物种类，决定了《中国植物志》编纂工程的浩大，而其间所历经的各种特定历史时期，又赋予了编纂过程中的曲折与起伏。

且不说之前诸多第一代中国植物学家早已开始的准备工作，仅从1949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将《中国植物志》列入科学规划始，至1958年在“大跃进”的声浪中正式开始编纂，可谓经过八年筹备。而从1959年《中国植物志》第二卷率先出版，至2004年最后一卷问世，其间历时四十五年。参与编纂的，有八十五个机构，三百十二位作者，一百六十四位绘图者。全书共计八十卷、一百二十六分册，记载了中国维管束植物三百零一科三千四百零八属、三万一千一百四十二种，图版九千零八十幅。在这四十五年的编纂兼研究过程中，还发表了新属二百四十三种，新种一万四千三百十二种，并提出了一些类群的新的分类系统。

历年来，《中国植物志》获省部级以上奖项达八十八项。2009年，《中国植物志》荣赝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中国植物志》出版问世，被誉为世界已出版的植物志中，收集种类最多、篇幅最大的植物志，一部名副其实的科学巨著。

酸甜苦辣：编纂者列传

《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量巨大，参与编纂者多达三百余人。编纂期间，历经多个特定历史时期。个人的命运必定会烙上时代的印迹。本文撷取其中几位植物学家的编纂经历，由此可以了解这部科学巨著问世的不易以及编纂者所付出的心血。

胡先骕：署名蹊跷消失

我国利用植物资源由来已久，农书、本草典籍向称发达，但先民对野生植物涉猎甚少，视野仅局限在与人类生活相关的种类。而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却早为欧美国家所艳羡，自十六世纪起，便不断派人来华采集，将所得标本带回本国进行研究，用本国文字发表新属、新种，出版关于中国某区域之植物志书或名录。

直至上世纪初，随着赴欧美留学的学生回国，展开科学救国运动，才将现代的科学研究带回中国，同时也将从事科研的体制带回。其中，生物学是由留美学者秉志、胡先骕、邹秉文等人所开创，他们于1921年率先在东南大学农科设立生物系，翌年在南京中国科学社创办生物研究所。

胡先骕，189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家学渊源深厚的他，自小就显露出极高的天赋。五岁课对，七岁作诗，十二岁参加科举，十五岁入京师大学堂，十八岁留学美国学习植物学。

1923年夏，胡先骕再度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著名的阿诺德树木园，引种的木本植物便有七千余种，其中不少引自中国；而哈佛的格雷植物标本馆收藏之丰富亦享誉全球，其中不少采自东亚。

植物志的编纂，必须在已发表种类的基础上进行考证、综述，同时罗列新发现的种类。胡先骕认为，要综述之前百余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就一定要在世界植物学研究的权威机构里进行。胡先骕充分利用哈佛大学丰富的文献和较完备的标本，用两年时间对中国有花植物进行较全面的整理，完成了《中国有花植物属志》三卷本的博士论文，记述了一千九百五十属三千七百种中国本土植物，还包括小部分外来栽培植物。

据记载，当时已知的中国植物达一万五千余种，且每年新发现的有三百余种。一些被西方学者研究过的种类则存有谬误，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重新比对标本核对有关描述，而哈佛也未能收藏全部标本，由此可见其难度之大。

胡先骕在其论文杀青之际，以“中国植物志属书成漫题”赋诗一首：

愁听械械夜窗风，灯火丹铅意已穷。末艺剩能笺草木，浮生空付注鱼虫。

终知歧路亡羊失，漫诩三年刻褚功。梨枣当灾吾事了，海涛归去待乘风。

诗中可见其两年研究的刻苦用功，对研究成果的自负，还有完成该研究后急于回国的心情，因为国内有他刚创建的植物学事业在等待他。

《中国有花植物属志》是关于中国植物学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因胡先骕治学极为严谨，自认书稿有待进一步修订和增补而一直未能出版。但当时国内凾需这类著作，该书稿曾辗转抄录打印数十份，存于各大植物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在中国分类学界广为传播。

胡先骕回国后，在领导中国植物学研究事业的同时，还致力于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学、植物地理学、古植物学等多学科的桦木科研究，在植物分类学领域先后发表了一些新属和新种及一个新系统。1959年《中国植物志》编委会成立，胡先骕列为编委，承担的任务有桦木科、山茶科、野茉莉科、榆科、列当科等。

“文革”期间，已是风烛残年的胡先骕受到冲击。据其女儿胡昭静回忆：“植物所来了许多人送大字报，把我们住房的窗户全糊满了，室内一片黑暗。……绝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书籍、文物字画、文稿、信件和首饰等物均被抄走，连过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

1968年7月中旬的一天，单位来人通知，命令胡先骕次日到单位集中接受批斗。此前，他已参加了一次陪斗，感受到耻辱、羞恨、恐惧等交织在一起的痛苦。当晚，他表面上如平常一样，至半夜，由夫人准备了一小碗蛋炒饭，吃完便独自去睡觉，一只脚还未放到床上，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是年胡先骕七十四岁。

蹊跷的是，“文革”前，胡先骕已完成山茶科的编写，但之后山茶科重新编写时，却与他没了关系。胡先骕还完成了桦木科的编写，在《中国植物志》中列为第二十一卷。该卷还有杨梅科、胡桃科。1978年5月10日的《中国植物志》发稿通知书上写明“该卷编辑署名为胡先骕、路安民，编写人署名为胡先骕……”然而，1979年11月第二十一卷正式出版时，署名中却没有了胡先骕之名。

耿以礼：被学生举报“偷窃”

耿以礼，字仲彬，江苏江宁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系，后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助理员及中央大学生物系助教；1927年开始从事中国禾本科植物分类学研究；1933年于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便为“中国禾本植物志”，载有一百六十余属，约七百种。回国后，耿以礼一直任教于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为南京大学）。

作为禾本科的权威，耿以礼1954年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主持编写《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禾本科。1959年植物研究所开始主持编纂《中国植物志》，禾本科志亦邀耿以礼担任，植物所并派多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南京，跟随其研究。

1964年6月，植物所领导收到一封举报信，指称耿以礼曾写信委托一位美国专家购买图书，结果该专家“约了三十个人，捐钱而购买了，并送给耿老。”举报信最后写道：“以为这种作法是有问题的，有必要书面汇报反应一下。”

植物所领导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原来，两年前的1962年，耿以礼得知美国出版了《禾本科植物索引》，认为该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便要求植物研究所图书馆尽快购买。当时，我国对外贸易是通过外汇进行兑换，但外汇紧缺，只能按分配使用。虽然该书售价高达二百二十五美元，几乎是植物研究所全年购书的外汇指标，植物所仍然向外文书店提出购买申请，但外文书店未能代订。耿以礼担心该书售罄，难以再得，便向同为植物学家的美国老友和嘉发函。1964年4月，一位英国植物学家受和嘉委托致函耿以礼，说该书已由伦敦转寄中国，请收到后复函告知。此函到达南京时，被正跟随耿以礼从事研究、刚分配来植物所工作的几位大学毕业生看见，其中一位便写了举报信。

幸运的是，当时的植物所领导尚算“开明”，在向其上级部门中科院联络局汇报公函中如此写道：“我们认为，耿先生这种作法很不妥当，美国人捐钱为中国科学家买书一事，影响很坏，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来弥补，请院领导考虑转请有关方面处理，以挽回政治上的不良影响。”而在中科院联络局的复函中，则明确提到了采取的“紧急措施”：“为了挽回政治影响，建议国家科委拨外汇二百二十五元，设法归还捐款，由公家购买此书，以具体体现党对科研人员的关怀。”

如此，原本可成为一段学术佳话的美国学者联合赠书之举，终于划上了句话。但从此事可大致了解当时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后来有人说，此事如果再晚发生几年，即如果发生在“文革”期间，那结局就不会如此简单了。

马毓泉：被剥夺编纂资格

马毓泉，江苏苏州人。193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次年转入北京大学生物系。不久抗战军兴，马毓泉投笔从戎，1938年春考入第十五期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少尉、中尉附员、上尉参谋等。1943年，马毓泉在其大学授业恩师张景钺的督促下，退伍入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继续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

1947年，马毓泉在北京大学就读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中国龙胆科。经三年努力，他发现一新属——扁蕾属。论文发表后，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当时，中国植物分类学者的研究领域大多限于中国植物，而扁蕾属植物主要原产地在北美，因此马毓泉发现的新属，在中国学者中仅此一例，实属难得。此后，马毓泉在学术上屡有斩获。1957年，他作为北京大学支援边疆内蒙古大学的教学人员，从此在呼和浩特工作直至终老。

1959年分配《中国植物志》编写任务时，马毓泉承担龙胆科的编纂。然而，1974年他却因所谓“偷窃事件”，再加上他曾经的国民党从军经历而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剥夺了编纂资格。

对于此事，马毓泉晚年回顾道：“大概在1974年冬季，何廷农、吴庆如和我到昆明植物所植物标本室鉴定与整理中国龙胆科植物标本。我带去龙胆科资料盒（内装我二十多年收集的中外有关该科的资料……）。在昆明植物所标本室工作过程中，又补充了一些昆明所新采的标本上的小标本。我的错误是取小标本时，没有得到昆明所领导的同意。却有人告知昆明所领导我偷窃小标本。”

据说，对马毓泉“偷窃”小标本事件，当时的编委会曾要求云南植物所以此“作为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全面专政的有力材料”在相关会议上发言。

在植物学界，一般而言，研究人员在植物标本馆查看标本，经管理人员同意，就可以获得标本上所附之小标本。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早年在欧洲各大标本馆查看蕨类植物标本时，就得到不少孢子囊和小标本，甚至在无法得阅某类标本时，还可向其管理者函索小标本。马毓泉的过错，在于他事先没有征得云南植物所标本管理人员的同意。马毓泉之所以因如此小事而被告发、被追究直至被除名，则与他其时的戴罪身份密切相关。所幸的是，内蒙古大学并未就此事大做文章，只是作出马毓泉不再参加龙胆科编写之决定，而让其专心主持《内蒙古植物志》编著工作。

1979年4月8日，《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对马毓泉“小标本”事件予以平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马毓泉与《中国植物志》的编纂未能再续前缘。

秦仁昌：屡遭莫名否定

秦仁昌，字子农，江苏武进人。1914年入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1919年入金陵大学，1923年任东南大学助教。1926年，秦仁昌开始蕨类植物研究。1930年，赴丹麦京城大学留学，后赴英、法、瑞典等国访学。1932年回国后，曾任庐山森林植物园第一任园主任。抗战胜利后，任教于云南大学。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56年调入中科院植物所。与其他专家不同的是，秦仁昌曾多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在众多的《中国植物志》编纂者中，秦仁昌显得有点“特别”：在纷繁的工作之中，他既未沉湎于自己的研究而不问变化多端之世事，因为只专不红，在当时会遭到批评甚至批判；也没有一味紧跟形势而耽搁学术研究。

仅以1960年来说，他是唯一参加了蕨类科全程工作的编纂人员。这一年，他在第三卷《中国植物志》编写之中，还对蹄盖蕨科的系统予以修订，建立四个新属，恢复四个老属。在这些研究中，他还发现了几百个新种。他的成果，对蕨类植物系统学和植物地理分布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世界蕨类植物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

“文革”开始之时，秦仁昌就因其1949年前主持庐山植物园和云南大学森林系时与国民党人关系密切，而被追究打成“历史反革命”。

祸不单行。一次秦仁昌挤公共汽车时不幸摔倒，小腿骨折。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不良于行，只得在家中继续工作。

早在1962年4月，秦仁昌已完成第三卷蕨类植物的编写。次年3月他在填写“研究成果或研究总结登记鉴定表”时对该卷学术价值颇为自负：“这是作者三十多年来，对这群植物研究的系统总结。此外，在这群植物的分类过程中，还提出一个新分类系统。因此，在种类的鉴定和分类系统上，可以说达到世界最新的水平。”然而，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第三卷的出版被主编搁置。

1973年底，在未作太大修改的情况下，秦仁昌再度交稿，该卷记载有凤尾蕨科、中国蕨科、铁线蕨科等六个科、三十四个属、九百零九种，共约一百万字。次年初，当编委会组织群众审稿时，秦仁昌不以为然，认为不是此领域研究者，难以断定是非。但他的意见，不仅未被编委会接受，还被扣以“以势压人的挑战书，妄图以其蕨类大权威之势抵制群众审稿”的大帽子。

1974年4月，编委会组织老、中、青三结合审查小组，按年龄划分为三人、七人、六人共十六人，其中一位还是在北京植物所学习的军人。审查的结果，不仅否定了秦仁昌的学术成果，还进而在政治上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1973年完成的第三卷稿，内容基本上是抄写了1960—1961年在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影响下，‘专家’一人说了算……而成的稿子。”“第三卷稿虽有少数可取部分，但是他充满着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烦琐哲学、粗制滥造……这样的稿子决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成果出版。”

当编委会派人至秦仁昌家中通报审查结果后，秦仁昌明白大势不佳，以其在运动中的经验，立即赶写检查，草成之后，虽有多处增删，却未誊写，直接交到编委会，可见其心绪之凌乱。

作为一名专业造诣颇深的著名专家，一生的心血被外行莫名否定，自己还非得诚恳接受，岂非荒唐！

第三卷的再度重新编写，迟至1975年才开始。此时秦仁昌虽已被排挤在外，但其已有的工作又无法绕过，编委会竟然采取投票方式，来确定秦仁昌所鉴定的新种是否成立。学术问题，竟以投票方式解决，何其荒唐！

直至1991年元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国植物志蕨类会议”，才重新肯定了秦仁昌对蕨类研究的贡献，并决定在即将出版的各卷署秦仁昌之名。“一致提议在各卷册中的第一编辑均应为秦仁昌。凡秦老本人有手稿，并经编著者参考和采用时，应在编著者中署名。凡根据秦老原稿修订有较大增补时，应写明‘根据秦仁昌原稿修订或增订’。”历史，终于将公正还给了这位中国近代蕨类植物奠基人。

胡宗刚言：前贤经历有益后学

2004年10月，按理应该最早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第一卷付梓。至此，肇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1949年后经八年筹备，1958年正式启动，历经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思想改造运动、大跃进、“反右”、“文革”等特定时期，集中国四代科学家之心血，共八十卷一百二十六册的《中国植物志》全部出版齐全，其编纂历史也告结束。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夏宗岱女士产生了一个想法：《中国植物志》乃当代中国科学界之壮举，观其始末，条分缕析，发而成篇，当为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之重大课题。然而，此时年逾七旬的夏女士已自感力不从心。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07年，中科院植物所马克平所长聘请胡宗刚赴京协助编写《所志》，夏、胡遂得相识。两人虽属隔代，但对历史认知却颇相同。一番交谈之后，夏宗岱愿将此重大任务交胡宗刚完成，胡也乐于接受，遂定下由两人共同承担。胡在编写《所志》之同时，即开始搜集材料，除查阅中国植物志编委会档案外，还大量查阅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所藏植物研究所档案，以及植物所档案室所藏档案，获得第一手资料；夏也将其所藏资料、照片供其使用，拟定以三年时间完成。2009年胡又受中科院植物所聘请，赴京作中国近现代植物学史研究两年，即以《中国植物志编纂史》为其研究项目之一，在聘期结束之时，此合作之书得以完成。

《中国植物志编纂史》记载了第一代中国植物学家力求以国人之力编成《中国植物志》的梦想和努力，建国后中国科学事业最高部门在艰难条件下毅然启动和逐步实施的计划；记述了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劫难中，领导层的精心呵护和努力维持的事实；还用较大篇幅记载了参与编纂的植物学家个人遭受的酸甜离合的往事；还记载了编撰过程中学术争鸣和各卷册之间的层次差别，并用详尽的数据展示了《中国植物志》获得的荣誉和成果。

然而，《中国植物志编纂史》的出版，却颇费了一番周折。2010年9月书稿完成之后，即交某出版社，以当今出版速度，当年应可面世。可事与愿违，其间虽已完成编辑、校对等多个环节，却始终无法开印，且一等便是五年。无奈之下，胡宗刚只得转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冯勤先生援手，蒙冯先生概允承担，并为推荐·彭心潮出版基金，获得出版资助，终获付梓。

行文至此，谨以·彭心潮出版基金会对《中国植物志编纂史》的获资助评语作为本文结语：

为当代中国一部大书的编纂过程和经验得失撰写一本专门而翔实的著作，非常少见。本书是一次尝试，也是一项成果。建国之后，在科学文化领域，相继组织了一批具有国家意志和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著作的编写出版，如《辞海》《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十万个为什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美术全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二十四史标点本》《红旗飘飘》《中国动物志》，等等，至今都未见有专门的编纂史图书问世。这是我国当代学术史和出版史的空白和缺憾，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关注，带来连锁的出版响应。

（冯勤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