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代书法的纸张品相至今仍这么好？

唐宋时期纸的pH值一般在六点几，相当于中性，到了19世纪纸张的pH值一下掉到四点几，属于酸性，再往后回升到7，这不是因为纸张的质量好了，而是因为离现在时间短。

为什么古代书法作品的纸张往往要比古画干净？古代的造纸术有什么秘诀？数字化对图书馆的发展有什么意义？11月11日，第三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会议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议吸引了20位国内外高校图书馆馆长共议东亚文献的保护与修复以及数字化建设与共享。

古籍保护的基础是懂纸

纸质文献的保护是当下中华古籍保护工作面临的大问题，自1898年，梵蒂冈图书馆的馆长艾伦首次明确提出要把科学融入修复中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从科学的角度研究纸张，探索纸张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保存得最好。

对古字画有所浏览的人会发现古代书法的纸张往往要比古画干净，为什么？

复旦大学前校长、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杨玉良解释，书法作品哪怕是唐代、元代，纸张很多都品相良好、字迹也非常清晰，那是因为用的是生宣。但工笔画的笔记很多已经难辨，纸几乎已经像酱油一样色深，因为工笔画一般是画在卷上或者熟宣上，熟宣中的氢氧化铝会在潮湿的情况下生成酸，酸就会催化纤维素发生降解。降解的过程中形成很多产生颜色的化学集团，叫深色团，逐渐累积后颜色就越来越深。此外，以前裱画的时候都是用淀粉糨糊，细菌喜欢吃，而细菌的产物就是酸，这样让纸张进一步损坏。

宣纸的整个生产过程有100多道工序。 东方IC 资料

杨玉良曾在婺源得到宋代的纸，在潮湿的条件下纸已经团成一团，但是用清水一漂状态居然非常好，这让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古代造的纸非常好，为什么现代造的纸就不行？

中国的各个大图书馆把古书的酸度做了一个测量，结果发现唐宋时期纸的pH值一般在六点几，相当于中性，到了19世纪纸张的pH值一下掉到四点几，属于酸性，再往后回升到7，这不是因为纸张的质量好了，而是因为离现在时间短。

究其原因，原料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制作方法。现在的造纸方法，首先用机械粉碎做木纸浆，但仅仅这样不行，因为天然的纤维素里面含有糖分、含有蛋白质，要把这些去掉最有效的方法是加碱，为了把纸张做得白，还得用化学制剂漂白，经过这两道处理，至少把纸张寿命缩短到原来的10%到15%。原来纸张都是用无纺布，纤维细长，但是现代的造纸是靠马达打，所以纤维很短。在古法造纸里面，一千一百年是可以达到的最低的纸张寿命，如果用很好的原料，寿命可以达到四千五百年，因为纤维素的稳定性非常好。

杨玉良提到，如果遇到大面积的修复工作，一页一页修很慢，这时候就可以考虑用新技术。纳米电喷法可以把纤维素溶解以后在高压电下面把丝喷到纸面上，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用显微镜可以看到，喷满以后，适当地加压，一下就能将纸拿起来了。如果用得好，修复的速度就会很快，这也是正在开发的一个技术。

杨玉良感叹想从事这一行的数学、物理、化学、材料都要懂一点，而且还要懂古籍懂文物，人才培养相当困难。

浙江图书馆，“记得乡愁”——浙江省民间档案文献收藏精品展。东方IC 资料

社会生活资料的收集与价值

复旦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张乐天教授一直致力于1949年至今的社会生活资料的收集及保护，这些非正式出版物中有信件、日记还有些灰色文献。他认为，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运动，每一次运动都留下大量的底层社会文字记录，这些并没有被纳入到研究的视野当中去，更可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这些资料流失得越来越快，大量地被送到造纸厂。

从1988年张乐天开始收集农村资料，做农村研究，配合这些资料他还做了两千多个小时的访谈，拍了很多照片和文献。2010年，他向校方提议，将其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到的那些资料定义为社会生活资料，并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当代生活资料中心。他得到了很多民间的支持，南方地区多、北方略少，南方地区大多数省的垃圾终端站都有他的下线。几个月以后，他发现了一对北京夫妻的七百多封通信，近八十万字，他意识到了信件的重要性，于是发指令下去，首先要收集的就是信件，第二就是手写资料。

近六年来，张乐天收集的资料涵盖了南方地区（主要是上海），得到20多万封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文书档案资料，信件超过31万封，还有三千多种日记和工作笔记。这些资料，一大类是非常完整的数据资料。第二块类是文书资料，包括基层政府的文书资料，那些资料实对做社会学、政治学研究的人来说很宝贵。第三类资料为个人与家庭资料，主要是个人的书信。

张乐天总结生活社会资料的学术价值有几个方面，第一：资料特别是那些原来没有被纳入到研究视野的、来自底层的资料，是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为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第二，这些资料充满着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有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第三，这些资料具有完整性，比如一个家庭二十几年连续不断的通信，或者一千多封通信，这些资料不能以学科而分，但可以交叉运用。

张乐天出生于1940年代，他感慨这些资料对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给出了一个新鲜的、意想不到的对中国的理解。

中国国家图书馆方志馆内，读者借阅古籍。东方IC 资料

数字化对图书馆学的未来指引

图书馆界都在提倡数码人文的研究，对材料进行数字化，一方面是保护古籍原件，另一方面是避免学界在使用古籍时造成进一步的损耗。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马小鹤介绍，只要能上网，就能看到燕京图书馆所做的一切数字化的内容，主要是中文的，同时也有一些日本、韩国的收藏。每一种收藏的价值学界都会做一些评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技术部主任林海清介绍，伯克利东亚图书馆的数据化过程就是出版古籍的影印化、数字化。图书馆把古籍数字化以后，发现一个问题，人们怎么使用这些数字化的资源？

林海清认为数字人文分三层：第一层数据，第二层计算，第三层表现，伯克利东亚图书馆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从数字化走向数据化。所谓数据化，就是图书馆提供两个接口，第一个接口是HTM的接口，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器访问，第二个是API，给机器访问，将来机器会是他们的一个用户。

在做数据转化的过程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东西引起大家注意，就是人名控制和地名控制，比如说古籍OCR是很困难的，手工刻的古籍很难识别，所以需要有一个规范控制，把人名、地名识别出来。将来，把地名呈现在地图上面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南京和金陵是否等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做到更详细的规范化。其中隐含着另一个难题，虽然现在有很多地图系统，但是没有历史地名数据，图书馆希望建立一个桥梁，把历史地名和现代地名都呈现出来。

读者通过互联网终端翻阅数字化古籍。东方IC 资料

最后林海清提到中国没有传统的书籍分类法，但是每一个古代的目录，都有自己的分类法，如何实现各种分类体系之间的映射关系是他们正在做的。这个过程的最大困难，不是技术层面而是哲学层面的，因为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分析哲学不同，但是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基于西方的哲学，两者之间如何平衡引起多方讨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图书馆建立了一个有78个元素的中国古籍分类词表，作为一个映射的基础。在将来，也许通过这个映射系统，可以把不同的图书馆数据整合起来、把各种古籍沟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