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出现“人才困境”
■报首席记者 姜澎
过去几年，上海高校的国际化步伐日渐加大，引进了一批海归院长和教授。让海内外的优秀人才近悦远来，成为人才高地，是上海建成科创中心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这些海归院长和教授们在国内工作的亲身经历,以及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往往也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沈健教授6年前从美国橡树岭国家试验室被引进回国。之后，便是很长一段适应过程，在人才培养、引进以及科研成果推广方面，他遭遇了种种的困难。沈健的经历在高校相当一部分海归学者中很有代表性，值得我们深思。
一位大学系主任遭遇的“人才困惑”
沈健记得很清楚，当初他一回国，马上就遭遇了一个问题，他称之为“人才困境”。
原来，系里的老师要招博士生，但是博士生的数量有严格限制。因为每年每所高校可以招收的博士生数，教育部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要说我们大学教授，校长也常常为博士生名额而苦恼。”
除了博士生，还有博士后。沈健说，由于目前国内高校博士后整体待遇偏低，加上其他的种种限制，这使得本土的研究人员往往后继乏人。
有统计数据显示，虽然我国的博士生数量已经与美国的博士生数量相差无几，但是美国的博士后数量却是我国博士后数量的6倍，甚至还更多。即便在上海，目前博士后人数大约也只有3000多人———这个数字只相当于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后人数。
沈健担忧的是博士后的“出口”问题。本土自己培养的博士后出站后到底去了哪里？ 沈健统计了自己培养的博士后，他在德国、美国和中国期间一共指导了24名博士后。在德国指导的博士后基本上都去了学术界，在美国指导的博士后有一半以上去了工业界，其余的去了学术界。“当然，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教职，这在美国确实是一个挑战。”而那些去了美国工业界的博士后，基本都在硅谷。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硅谷确实是全球科技创新的典范。”沈健说，这个完全由市场推动的创新中心，最大的特色就是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固然很好，而科研生态环境则更是非常完善———有最基础的研究，最前沿的学科，有加州伯克利、斯坦福这些非常著名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做前沿研究，也有很多应用研究，包括一些大公司也在做研发计划，当然还有成熟的风投系统。尤为重要的是，硅谷的科研和产业的生态链非常完整，这也是为什么硅谷是全球最活跃也是最吸引人的科创中心。
本土好的原创成果不少，为什么会卡在转化上？
完善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的生态链为什么如此重要？ 沈健用他亲历的一些事情做了说明。
他所在的复旦物理系张远波教授与中科大的陈仙辉教授在新型二维电子材料黑磷方面有创新性的发现和研究，而恰好黑磷可以替代一直以来迟迟没有突破的石墨烯。在这个研究成果出来后，韩国三星公司马上找到了这个课题组，并且立刻开始支持他们的研究。相反，中国的公司则没有人知道他们。像这样的例子还不止物理系，在材料等研究领域无一不是如此———最新的研究成果一发表，海外的企业立刻就闻风而来。
“这意味着这些跨国企业的研发部门非常关注我们的基础研究，一旦发现是有意思的，立刻先投一笔钱做研究，但是要求共享成果，即便这个基础研究是离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沈健自己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领衔的课题组在2012年完成了关于信息存储方面的新材料研究，当时的研究仅属于基础研究领域的成果，如果要应用，还必须进行完善。“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我达成了自己的研究目标以后，其实并不会有更多的想法了。但是，我们的成果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后，立刻就有美国公司的人来找我，因为他们从工业应用的角度想到了如何完善我们的成果，并且有意投资我们的课题组，分享我们的成果。这说明，海外公司有非常强烈的敏锐性，一旦出现一个科研成果，他们马上就会跟进。”
在沈健看来，本土科研界并不缺好的原创性成果，中国做基础研究的学者，不断在产生一些很有意思的原创的结果，但是从基础研究的结果到最后的转化这个过程却很难达成。“没有后面的一步，那就影响了这个创新成果的进一步拓展和应用。”
为什么外籍人才会抱怨“生活在真空”？
沈健在2010年来到复旦大学担任物理系系主任时曾提出目标，复旦物理系非华裔教授比例必须要达到20%。在他看来，科学研究机构的人才一定要在全世界范围中选拔，这样才可能提高研究水准。
20%，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个临界数字，因为只有达到这一比例时，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交流，并且形成一个集聚效应，这样才可能吸引更多的国际化人才的加盟。
回国后，沈健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国际化人才的引进，很快在两年之内就引进了四位非华裔的教授全职加入，其中就包括意大利籍的雷奥纳多，他是从事天体物理研究的副教授。这些教授来到物理系以后确实也有非常突出的科研表现，但是很快沈健就听到了来自这些教授们的抱怨，因为“在国内，申请基金实在太难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理论物理领域的教授来到复旦大学一年后，就参加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由于基金申请必须提交中文申请书，厚厚一叠材料，他首先得用翻译软件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请博士生或者博士后加工申请本子。理论物理本身就非常艰深，而翻译软件的水平也是可以想象的糟糕，经过这样两次“转手”，可想而知中文的申请报告是有多晦涩难懂了。沈健说：“一个评委一次要看二三十本申请材料，如果看到的是一个晦涩难懂的申请报告，这个基金申请基本上可说是寿终正寝了。”
几次下来，这些教授们自然对基金申请制度怨声载道。
不仅仅是基金申请，即便在物理系这样学者国际化水准相对较高的专业，这些非华裔的教授仍然像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他和同行一交流，发现国内高校大多数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有些校园里连路牌都只有中文，连英文对照都没有。
时间一长，对于这些外籍教授来说，就会有一种生活在黑暗中的感觉，偶尔才能有一线亮光。“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这些顶尖的学者来说，该是一种什么感受？ 想起来是我当初想得太简单，这几位学者的研究这么好，但却因为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科研界‘寸步难行’。”沈健感慨，引进一流的人才，需要真正国际化环境支撑。
上海如何打好“人才保卫战”？
更让沈健有紧迫感的是，每次他到外地开会，只要和外地高校的校长们坐在一起，经常的话题就是要把哪些知名学者引进到自己学校去，“我们面临着很激烈的人才竞争，很多大学都有完整的人才引进计划———哪些学校有引进目标对象，如何有步骤地引进，都有完整的规划。”沈健说，为了留住人才，不仅时有疲于奔命之感，而且经常还要找到校长解决难题。
由此，他提及了上海的科研生态环境。在国内，上海具有相对好的科研环境，在人才引进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国际人才合作环境方面。但是近年来，上海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地区之间激烈的人才竞争，使得上海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流失。他举了个例子，国内学术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求是奖”，其中“求是青年杰出奖”从1995年创立到2001年，每年给全国十余位青年科学家颁奖。这些奖曾经颁给过杨玉良、白春礼、王恩哥、张杰、张泽、侯建国……这些人如今是中国科研界的半壁江山。在2001年求是青年科学家奖曾经停止，直到2013年恢复。2013年恢复当年，上海有3个人得奖，2014年上海有2个人，2015年，上海也有2个人，这其间每一年都有一个复旦物理系的学者得奖。但是到了2016年的评审中，上海没有一个人得奖。
在沈健看来，这个案例已经表明当前各地人才竞争的激烈程度。“上海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科创中心，人才当然是第一位的。怎么样把最好的人才吸引进来，这确实是非常重要、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