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严”字落实到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新规定，为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行动指南。日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现刊发四位学者的笔谈，以飨读者。

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刘宗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一方面，在反腐败斗争中披露的腐败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人们对引起腐败的某些体制性弊端和党能否取得反腐败的最终胜利感到忧虑。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理智而清醒地认识腐败滋生的历史环境

面对严峻的腐败形势，我们既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也要清醒地看到腐败滋生的历史环境。

首先，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始终存在权力腐败的危险。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应当消灭私有制和国家，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诞生的，不但不能消灭国家，而且要运用国家权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处在执政地位，党员干部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掌权者在有机会获得资源的条件下往往潜藏着以权谋私的可能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是留给无产阶级的一大祸害。事实上，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只要有官员掌握权力，腐败这一古老政治现象总会反复出现。

第二，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严重腐败是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从传统的农业化到现代的工业化，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衔接机制不完善，一些官员会通过“权力寻租”谋取私利。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研究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进程后认为，社会转型期的国家都曾经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美国在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就出现过大面积的“塌方式”腐败，以致全国掀起了“黑幕揭发运动”。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实行“赶超战略”，用30多年的时间赶超西方300多年走过的工业化之路，必然会引起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剧烈变革，也必然会在某些人眼里出现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机会。我国改革开放虽然已经30多年，但社会转型并没有全面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还在加紧推进。面对腐败现象，我们只能把它降到最低限度，而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腐败的社会环境。

第三，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还需要深化制度体系的改革。遏制腐败需要管住权力的制度化体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制度漏洞仍然会引发腐败的发生。在市场体系中，有权力设租和财务采购的漏洞；在政治体系中，有“利益俘获”和用人腐败的漏洞；在社会体系中，有以职谋私和办事送礼的漏洞。只要有制度漏洞，就必然会产生权力腐败。另一方面，不完善的监督体制也会使权力任性。在我国，“一把手”的腐败问题依然突出，究其原因就是监督体制的软弱。在以往的监督体制中，纪委没有相对独立的检查权和处置权。同时，人大的监督权、审计部门的审计权以及司法体系的惩戒权也没有依法充分行使。可以说，制度漏洞与监督乏力的交互影响，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腐败的大面积产生。

第四，官员信仰的丢失和价值观的变异也使反腐败形势趋向严峻。一些官员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和西方享乐主义的影响，把信仰的追求变成了对金钱的追求，而且痴迷于奢靡的生活方式。

为此，一些官员搞权钱交易，走上了犯罪道路。

建设廉洁政治：反腐败成果与反腐败信心

面对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我们党采取“壮士断腕”的决心对腐败分子实行“零容忍”。据中央纪委历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央实施八项规定以来，全国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万多起，处理党员干部超过13万人，共立案查处中管干部100多人。国家统计局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表示满意。

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成就，主要是在治标上产生了极大震慑力，令官员“不敢腐”。首先，反腐败没有“职务的高低之分”，体现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党内没有特殊党员，只要贪赃枉法，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苍蝇”与“老虎”一起打，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第二，反腐败没有“任职的时间之分”，体现了违法必究的严厉。任何官员腐败，不论是职务的调动还是退休后的离职，都要面临法律的惩处。对贪污分子的终生追究，体现了法律的圣神不可侵犯。第三，反腐败没有“国内外的地域之分”，体现了法律执行的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监察机关在全球范围追捕大小贪官，彰显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治效果。第四，反腐败没有“政绩的功劳之分”，体现了党纪国法的威严。党的十八大以来，官员不论功劳多大，只要触犯法律，就要受到人民法院的审判。法纪尊严的维护，有效解决了“能干能贪”的反腐难题。

当前，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正从治标转向治标与治本的同时并进，让官员做到“不能贪”，也“不想贪”。第一，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十分坚定。政治家反腐败的决心对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至关重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反腐败永远在路上。这是我们对党风廉政建设的信心所在。第二，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党纪相对法律的要求更高。把党纪挺在前面，意味着我们党从“小处着眼”，要解决“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难题，使大面积腐败不再重演。第三，监督体制走向科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监督机构更有权威性。纪委书记的任用要征询同级党委的意见，更要听取上级纪委和组织部门的意见。纪委书记查处案件要向同级党委汇报，更要向上级纪委汇报。由于巡视组由上级机关委派，与监督对象没有利益关系，因而查处案件有了空前的力度。第四，廉政建设的制度体系逐渐完善。目前，各级领导机构制定了干部的权力清单，干部的财产收入申报制度也已严格执行，从而大大缩小了官员贪污的机会并加大了官员腐败暴露的概率。第五，社会监督的力度在增强。新媒体已经成为群众对官员监督的有效工具。一些官员的奢靡穿戴和腐化生活都进入广大群众监督的视线。我们党用权利监督权力，成效越来越显著。第六，严肃的党性和道德的教育提高了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加强反腐败斗争，既要重视对权力的监督，也要提高官员的思想道德水平。目前，我们党对干部的党性教育和道德教育已经全面开展。对党员干部思想道德的从严教育和纪律法律的有力约束，一定会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上海行政学院政党研究所所长，教授)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

谷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与时代相结合，构建党的建设新境界。其显著特点是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将全面从严治党逐步落在实处，赢得了党心民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深入推进从严治党奠定了基础。

首先，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当前，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已经成为全党的政治共识。党要管党就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党内政治生活是我党最为普遍的政治活动，政治生活的失范必将导致党内政治秩序的混乱进而引发党的执政能力下降，甚至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因此必须重点关注、下大力气治理，这是关系到党执政的全局性问题，自然是从严治党的重要着力点。而从严治党的效果最终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党员在政治生活中的言行表现上。因此，只有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才能保证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党的高级干部成为“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这也是从严治党的落脚点。

其次，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涵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真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性。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员干部在党内精神生活和行为表现的总和。《准则》明确规范：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总遵循是《党章》；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根本保证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重要目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重要内容是维护党的纪律；根本要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重要制度保障是民主集中制；重要基础是保持党内民主；组织保证是坚持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重要内容和载体是党的组织生活；重要手段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要举措是构建党内外完善的监督体系；重要任务是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上述十四个方面的要求从思想、行为、组织、制度等多方面涵盖了党的建设的所有领域，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性。

再次，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具体落实了全面从严治党“严字当头”的要求。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只有把“严”字落实到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真正实现“不敢腐”和“不能腐”。实际上当前发生的许多违法乱纪现象都可以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找到根源。如近年来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出现的“四风”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工作中忽视党的纪律和党内民主，大搞一言堂、家长制，在党内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甚至搞人身依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无忌惮，主要原因还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其错误言行无人抵制、规范，党内的相关制度不落实，党内程序空转，党的纪律废弛。日积月累，一些领导干部逐渐习以为常，于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一霸手”们就出现了。他们无视组织制度和规范，轻视群众利益、漠视群众疾苦。于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这些人的示范和引领之下便大行其道了。全面从严治党要抓住根本就必须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严肃党的纪律和规范。《准则》明确规范了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言行，如：全体党员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领导干部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等。这些规定具体细致、一目了然，让群众看到了“严”字，彰显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最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保障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性，为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不想腐”夯实了基础。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和要求体现在党的各项日常工作中，包括党内集体决策、选人用人、重大政策和事项的落实、组织活动、纪律检查、党员教育、联系群众、党际交流、政党合作等。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本质就是从生活的细微处给党员干部立规矩。因此要保障从严治党的长效性就必须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形成具有“常”“长”特点的监督机制，使全体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形成纪律思维、规则意识，在行为上形成自觉遵守党内各种规章制度的习惯，真正达到“不想腐”、甚至“不屑腐”的政治境界。全面落实《准则》的要求就是要使全体党员在生产和生活中成为模范和榜样，进一步维护党的政治形象，提升执政的公信力和政治影响力，进而保障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由此可见，《准则》的实施真正为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实提供了制度上的明确规范和组织上的坚强保障。同时，《准则》的实施必将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进展，进而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重要保证，为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奠定基础。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上海行政学院政党研究所副教授)

不断强化政党建设力度提高执政党能力与活力

官进胜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饬党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演进历程昭示，执政党的自我完善与革新是政党发展的永恒主题。只有不断从严管党治党，才能提高执政党的能力与活力，才能构筑稳固的执政之基。诚然，成功的执政党不应圄于一党或一国，应放眼世界的发展与演变，国际视野是构成一个自信政党的应有之维。尽管世界各国政党的性质、纲领与执政理念不尽相同，但执政党的制度与能力建设仍存在共同的特质和规律。在全球化、信息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一些执政党顺应时代潮流，强化政党建设力度，从严管党治党，取得显著成效，其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党的指导思想必须在与时俱进中逐渐完善

党的指导思想是政党的行动指南，是政党凝聚党心、赢得民心以及整合社会的重要纲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能否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战略与新思想，事关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

在社会不断分化组合和文化发展日益多元的背景下，政党原有的阶级界限和社会基础也发生着重大变化。为了适应政治选择多样化的政治现实，欧美国家的一些政党在思想理论纲领革新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以及德国的社民党和基民盟纷纷学习借鉴新的政治思想与理念。

为了充分把握时代发展潮流，在与时俱进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进至新的高度，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同时，应当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握时代大势，回应实践要求。

组织建设是政党发展的制度保障

组织建设是政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我国一些地方党政机构存在执行民主集中制不严格、不彻底的共性问题，民主意识不强，容易出现权力滥用和滋生贪腐。前苏联共产党组织建设的深刻教训至今历历在目。委任制与终身制结合的扭曲政体致使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混入执政党，广大党员和普通民众对党离心离德。党的领导干部“一言堂”现象极为严重，领导者个人意志起决定作用，他们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竭力迎奉上级领导而严重脱离普通群众。在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1500万党员对党的前途漠然以对。

随着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的发展与演化，政党的传统组织建设方式受到了挑战。一些外国政党开始探索现代化政党建设的新方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组织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程序化的工作制度，广泛吸纳社会精英，为长期执政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六中全会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强化党内监督对政党建设不可或缺

强化党内监督始终构成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六中全会提出，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在加强党内监督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其独特的规定与制度。德国社民党监察委员会由全国党代会选出的9名委员组成，监察委员会从其成员中选出一名主席负责委员会工作。监察委员会成员均不能在党内其他部门担任职务，不与党存在任何经济依附关系，目的是使党内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在地位和利益方面保持一定的超然与脱离。同时，社民党党章规定，各级组织、外围团体和党员违反党章、党的政治纲领和损害党的声誉，或在重要问题上违反党的政治目标，党中央可依据党规予以裁处，处分等级可分为申诫、暂停党内职务、免去党内职务以及开除党籍等。在强化制度规范的同时，德国社民党十分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约束，形成对纪律的尊重和敬畏。

六中全会公报指出，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强调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

不断扩大和健全政党内部的民主机制

只有不断扩大和健全党内民主机制，才能增强政党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一些党组织党内民主不够，在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等问题上，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

近年来，随着知识社会日益临近，社会生活更加个性化，许多社会精英远离政党和政治生活。为了使党员结构能够反映社会组成，必须吸引足够的社会精英以及游离于政党之外的政治资源，建立更为现代化的党组织，西欧社会党因而逐渐推行这些措施：一要更加分权，即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的权利，提高上级组织的服务意识；二要更加民主，特别是加强直接民主；三要更加多元化，设立专题支部，引进“项目党员制”，吸引更多的党员参与党内讨论和决策；四要更加开放，设置更多的论坛和对话平台，为社会精英参与党内工作铺设更多、更快捷的渠道。

因此，一个政党若要长期执政，必须保障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拓宽党员表达意见渠道，不断激发党内“正能量”。六中全会因而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

世界的演进不断要求执政党完成新使命，在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波澜壮阔的进程中，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不断寻找强国富民的真理，求索振兴中华之路。改革开放则开启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复兴梦想的新阶段，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真正适合国情的强盛之路。六中全会也向全党发出清晰、明确的号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共产党将无疑更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以自己的探索与成就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上海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以传统文化精髓涵养党性修养

朱叶楠

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建设要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个危险。为贯彻落实从严治党方针，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自觉提升自己的党性修养水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去年七一讲话中更是把“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为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优秀传统文化当然也有助于党员干部涵养提升党性修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党员加强党性修养，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广义上讲，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从狭义上说，则专指对中国人的人生价值、生活习俗、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深层民族心理结构发生过持久影响的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上发挥过这种作用的思想文化，秦汉以前是儒道墨法四家，唐宋以后则是儒释道三教，而在整个传统社会，儒学几乎一直都是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学在自身发展历程中吸收其他思想学说精华，不断发展完善，是传统文化精髓最典型的代表。儒学以“内圣外王”为根本追求，“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如果用儒家自己的话讲，就是“修齐治平之道”。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修身智慧、齐家理念和治国方略，是儒学乃至传统文化精华中的精华，值得当代人珍视和弘扬，对于党员党性修养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汲取传统修身智慧

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注重修身对立身处世和从政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四书”之一，《大学》提出并展开论述了“修齐治平”学说，被视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总纲。《大学》讲“三纲领八条目”，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系统表述了儒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基本架构。其中“修身”是整个体系的关键环节，格致诚正是修身的前提和方法，齐家是修身的必要拓展，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最终落实。“修身”之前属于“内圣”，从“齐家”开始属于“外王”。《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左传》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立德是最高层次。孔子要求杀身成仁，曾子“一日三省吾身”，孟子提倡舍身取义，宋代张载有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许多士大夫一贯秉承的理想追求和道德准则。这些都把从政与个人的道德水平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做官先做人、做人必修身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讲：“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要充分认识到增强自我修养的必要性，把立德、修德、践德作为终身课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

继承传统齐家理念

“身修而后家齐”，“齐家”是《大学》八条目的枢纽，是儒家外王逻辑演进的开端。与之前各个条目相比，“齐家”不仅需要道德修养的提高，更要将自身道德施于家庭，以实现家庭以至家族关系的和谐美满，这也是进一步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作为修身与治国之间的重要环节，“齐家”首重整齐家风。古代许多学者都极为重视整齐家风，有的甚至亲自编写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名著流传至今。通过一代代传承熏育起来优良家风，体现了一个家族的文化力量，代表了一个社会的良好风尚。

在当代社会，党员干部的家风也是反映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窗口，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晴雨表”。党员干部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应注意抓好家风，对自己的配偶子女经常进行政治思想与理想信念教育。治国必先齐家，每一个领导干部家风正，每一个共产党员家风正，党风必正，政风必正，社会风气必正。

借鉴传统治国方略

中国传统治国方略内容丰富，《大学》　则集中强调了絜矩之道和民本精神。絜和矩分别指度量物体长度和形状的标准，所谓“絜矩之道”，就是指领导者要通过修身齐家树立楷模，以身作则、推己及人。六中全会公报中多次对“高级干部”提出特别要求，如“高级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等等，正是对絜矩之道的最好说明。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历来强调“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主张施行爱民利民的仁政，在君民关系上突出民的重要地位，《大学》也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借鉴古代民本思想的合理元素，就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坚持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英雄的群众观点，坚持人民至上的群众思想和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诚心竭力为民干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在世界历史大潮中站稳脚跟的自信根基。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修身智慧、齐家理念、治国方略也必然会成为党员干部涵养党性修养的重要源泉。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