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组织了香港回归后的第一场综合大型晚会 | 紫荆花开映香江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20年过去，人生的很多记忆在淡去，但是，九七回归的种种往事却不时涌上心头。因为，我是那个历史时刻的亲历者、参与者——我不仅直接参与组织了香港回归后的第一场综合大型晚会“七一欢腾庆回归”，更是回归期间（7月1日到10日）香港“九七回归音乐节”文艺庆典活动的负责人。当年的激情、热情依然存留胸臆，而当初的艰难与努力，则随风逝去，几乎没有文字留存。

记忆最深的是两点：一是绝大部分港人对回归都充满期待，发自内心希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香港公民；二是在末日政府辖下为新生的政权准备庆典，组织活动的艰难无法与人道。

庆委会成立，接受任命

香港回归是全球万众瞩目的大事，而对于600万港人来说，这个日子的意义尤其重大。回到祖国，有了国家、国民的感觉，长期被视为次等人的港人终于可以一吐胸臆，欢呼雀跃。当时香港各界别、各地区的人士情绪高涨，都期待新的开始、新的局面，并期待积极参与其中。而民间组织也准备举办不同的庆祝回归活动，务求为这个盛世出一份力。

为此，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在1996年3月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成立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庆委会），来策划、协调及推动香港民间团体所举办的各项庆回归活动。筹委会是全国人大下设的工作委员会，负责筹组香港特区有关工作，包括推选组建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临时立法会，筹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别行政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及统筹、协调、推动庆祝香港回归的有关活动等。筹委会香港委员94名，内地委员56名。六个工作小组中，只有庆祝活动小组全部由港人组成。当时我是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被委任进入筹委会，成为特区筹委会比较年轻的委员之一，参与了庆委会从筹备、建立、筹办庆典，到最后顺利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的全过程。

当时庆委会的宗旨是，要通过各种庆祝活动，在香港社会营造一种健康和积极乐观的回归观，同时通过更多人的参与而强化市民的归属感，建立起主人翁的心态。同时，我们通过多达百项的各种庆祝活动，向国际社会展示港人对回归的支持和喜悦，避免国际上对香港回归的误解和偏见，避免不必要的忧虑令香港蒙受信誉贬值及经济风险的高估。

1996年9月16日，香港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活动委员会（庆委会）挂牌成立，自此，庆九七香港回归各项筹备工作拉开序幕。

庆委会的架构是以主席团、顾问、执行委员会、庆委会委员组成，成员来自本港各界知名人士，是团结港人的一个平台。庆委会主席团主席是安子介、霍英东，副主席是董建华。另外副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任是邬维庸，副主席兼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是范徐丽泰。我当时被推举为执委会委员。

《紫荆花开映香江：香港回归20周年亲历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6

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被推举为九七回归执委会文艺活动组组长，负责庆回归的多项文艺汇演。那是1996年10月22日，会议地点在中环香港中华总商会大楼，会上通过了10个专责组的委员名单，及选出正副组长。文艺活动组副组长，也即我的副手是费明仪，香港著名歌唱家。

当天的会议确定1997年6月30日和7月1日连续两晚举行大型演出。而回归后的首场大型综合晚会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晚会定于7月1日晚，在红磡体育馆演出。三天后的10月25日，我趁热打铁，主持文艺活动组第一次会议，商讨庆祝回归大型表演活动的工作。

1996年11月5日，由1500人组成的庆委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选出吉祥物中华白海豚。到这一天，庆委会已经筹得款项6000万，这些款项全部来自私人捐款。

在庆委会成立之前，我已经有一层思考。那是1996年3月，我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的小组会上，就香港回归与文化回归提出了观点，这也是我当年提交全国政协的一份提案。我提出，中华文化可能是统一中华民族及中国人心最有效的媒介。需要借着九七回归的契机，实现文化回归和民心回归。同时我认为，香港还可借回归的契机在中华文化复兴上扮演更多角色。

的确，1997年七一前后的各种庆祝回归文艺庆典，成为了文化回归和人心回归的一个很好实践。

顾全大局，筹备庆典

香港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活动委员会的活动，跨越1997年七一前后。但七一前所有场地以及主要文艺团体都归属于港英政府管理，作为纯民间机构，港英政府根本不买我们的账，庆委会与港英政府缺乏沟通机制，协调十分困难。毕竟，那时我们还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当时有人调侃，我们庆委会的人“妾身不明”，以致开展工作相当不易。

那时正是港英政府的倒计时。但港英并不愿意把6月30日变成“末日”。他们的极度重视导演着“依依不舍”的欢送高潮。末日升平，各种欢送仪式，答谢活动占据了各区场地，占据了表演团体，也“占据”了城中“名流”。为尊重历史，这里有两个小插曲不能不提。当时的艺术家、艺术团体既要辞旧，也要迎新，疲于奔命。我们在筹备七一庆典时，邀请本地某知名乐团参与，他们起初以时间原因予以拒绝—这也是令我们起意邀请全球华人乐手组建“全球华人回归交响乐团”的缘由之一。不过后期他们态度大转弯，竭力争取参与回归文娱庆典中。

回归前我们准备各种庆典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庆委会安排活动和排练时间、租借场地以及请专业人员等都难以逐一落实，一直到七一临近，各种状况才有了改变。

即便如此，我们一切从大局出发。在筹办活动中，竭力避免与港英政府的矛盾和冲突，采取与港英政府不作斗争而充分合作的方式，也不与公务员发生口角。比如，我们本欲在6月30日晚租借红磡体育馆举办“万众同心大汇演”，但当时港英政府称有需要，我们就将地点改到了跑马地马场。

同样，我们在筹募经费中也采取低调处理，尽量不烦扰他人—毕竟对许多人的态度和立场不甚明了。除了向部分热心又负担得起的庆委会主席团成员募捐外，对其他庆委会成员只是简单地发一封认捐信，既不登门拜访，也不电话跟进。除了在后期宣传期间向某些传媒机构恳请赞助版面或时间外，庆委会没有主动向任何商业机构寻求赞助。所以，从3月计划成立庆委会到11月正式成立，7个月的时间筹到6000万是很不简单的了。而庆委会办公室地点上环华懋大厦一层单位，也是龚如心捐助。

庆委会直接主办的活动十多场，其他在庆委会报备的活动百多场。无论人力、财力，还是器材资源方面都很紧绌，时间也很紧迫。加上其他方面的多种限制，困难很多。当时我们的口号是：绝不说“不”，“唔掂度到掂”，接受任何挑战。

心思回归，乐为义工

对于和我一样一大批真心期盼回归的人，发自内心支持并积极参与庆回归的筹备活动。那时我们所有参与者，不论台前幕后，不论香港内地还是海外，基本上都是以参与为荣，不问报酬（一些依赖养家糊口的劳动阶层除外）。庆委会上下，展现出只作奉献，不求报酬的好风气，那种高涨的热情迄今难忘。

当时我已经离开香港中文大学两年多，在中环士丹利街开设了一家私人眼科诊所，由于我在美国曾师从“世界视网膜手术之父”查尔斯•斯格本斯教授，在国际眼底病、微创眼科手术方面有一定影响，担任亚太区眼科学会副会长，国际狮子会视觉第一医学顾问，在内地13家医院和医学院任客座教授和荣誉教授，业务非常繁忙。但是，我一心想的是如何将各方重托的文娱庆典筹划好。

新华社1997年5月11日向全球发的一条新闻稿这样描述我：“每天下班后，何医生脱下白大褂，匆匆赶往九龙、新界，或到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办公室，商量香港各界庆回归活动的布置情况。有时，他还把这些工作带到诊所。”“他的诊室那时几乎成了‘回归事务办公室’，靠墙的柜子陈放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及庆回归活动材料，办公桌上放的一个记事本，随时记录着香港庆祝活动准备的进展情况。”当时有朋友不时提醒我，“你这位大夫‘兼职’太厉害，小心影响今后的业务”。

但是我想，1984年听闻中英谈判，中国将收回香港，我马上放弃美国绿卡，放弃优厚的待遇返回香港，不就是等待这一天吗？香港回归祖国是一座里程碑，是中国人多少代期盼的盛世，我们幸运地遇上了，只有全力以赴地做好回归的各项庆典，才不枉这一历史机遇。

为了回归庆典，大家都绞尽脑汁，希望活动办得丰富多彩。因为我从小学习小提琴，到美国留学也是因为连续五届获得小提琴金奖，顺利拿到赴美留学的奖学金，有专业背景以及国际乐坛的广泛人脉；加上邀请本地乐团遭受冷遇的经历，因此，我想出一个主意：组办一个“全球华人回归交响乐团”，联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音乐家，共谱回归颂歌。

不想这个建议一呼百应，最终有来自世界35个著名交响乐团的杰出华人乐手响应。他们来自芝加哥交响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加拿大新斯科夏交响乐团、科隆室内乐团、比利时迪维美斯歌剧院交响乐团、韩国电台交响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东京交响乐团、瑞士、意大利区域交响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香港管弦乐团、台北市交响乐团等。我们还请到饮誉欧美乐坛的华人指挥大师汤沐海、余隆在两场演出中分别指挥这只特别的乐团。

当时我们还邀请了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顶级艺术人才前来参与七一晚上的回归庆典。我想，当晚演出时间有限，这些艺术家前来香港，每人就表演三五分钟太可惜，于是“九七回归音乐节”的想法也应运而生。

当然，在7月1日到10日期间上百场庆祝活动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七一晚上红磡体育馆举办的大型综合晚会“七一欢腾庆回归”。这是香港回归后的首场大型综合晚会。我藉助内地的人脉关系，通过中央机关，邀请了内地优秀艺术家以及一批释放火热激情、凸显民族风情的文娱节目参与这场演出。当时的想法就是，香港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荟萃的地方，回归庆典更应该有中国最有特色的传统艺术和世界上最好的艺术文化展现。

那时候，“回归”这两个字如此神圣，如此有感召力。只要说是为回归，几乎所有的人、无论港人，还是内地机构，都大力支持，大开绿灯。所以虽说准备工作很累很辛苦很艰难，但我们心里感觉酣畅淋漓，期待着大时代的来临。

盛世盛景，永恒之碑

终于，我们期待的1997年7月1日到了。6月30日午夜，香港瓢泼大雨，雨势多年罕见。朋友们都说，这场雨荡涤了香港百年的耻辱，雨后天晴迎来一个崭新的香港。

7月1日晚上，钱其琛、鲁平、董建华来到红磡体育馆，大型综合晚会“七一欢腾庆回归”由当晚6点半至8点半隆重演出。这个为庆回归、为特区成立而演出的第一个大型综合晚会，汇聚了演艺界的精英人才，包括内地、香港和海外的著名艺术家和艺人，仅香港，就有当红明星100多人，当晚演员总人数将近3000人。

就像等待初生婴儿的出世，虽然期盼这一刻、准备这一刻已经250多个日日夜夜，可当它来到，我依然忐忑。

很快，解放军军乐团奏国歌、升国旗，拉开演出序幕。那时身边有朋友告诉我，随着国歌奏响和国旗的升起，他的眼眶湿润了，真正感到了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责任。当时我已经做了四年的全国政协委员，每一次人民大会堂奏响国歌，我与他们都有同样的感觉。这或许就是我之后担任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后，坚持要在香港各大中文电视台主要新闻播放前，播放一次国歌—一部“心系家国”电视宣传短片的最初感受。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电视上定时定期播放国歌成为常态。

随后，陕西农民锣鼓艺术团250多人的雄浑粗犷表演出场，这一展现黄土高原文化和中国人民族精神的节目非常契合回归的气氛。

六名司仪出台设计备受好评：柯受良用普通话、曾志伟用广东话、许冠文用英语、萧芳芳用手语、成龙用日语，讲出：香港人，中国心，我们同创好明天。

尔后，李连杰、洪金宝、成龙从天幕上拉下祝福语句：共创繁荣、万众一心庆回归，同根同心。甄子丹扮演李小龙起飞脚踢烂“东亚病夫”的字牌。这些知名华人武星尽情展现闻名于世的香港功夫文化。事实上，当晚的许多演出都寓意深长，虽然排练时间短，演出时还出现小小的纰漏，曾志伟差一点受伤，但无论是台上的演员还是台下的观众，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

当晚参演人数最多的一个节目是《九州岛同颂》。900人的大合唱团由男高音莫华伦领唱，香港管弦乐团伴奏。《九州岛同颂》是庆委会为庆祝回归特别委约创作，香港著名音乐家陈永华采取他所作交响曲《九州岛同》中的部分素材，加上歌词，创作了这首包括乐队与合唱团及男高音共同演出的曲目。那磅礴大气的四句歌词迄今在耳：“中华儿女本同宗，万里河山大国风，九七回归齐乐颂，八荒一统九州岛同。”

“七月香江南北和”特别安排来自南北两地的粤剧和京剧同场演出，以南腔北调为主题，邀请两派名伶合演四段折子戏—长坂坡、借东风、华容道、穆桂英挂帅。演出名家荟萃，包括梅葆玖、尚长荣、谭元寿、耿其昌、利瓦伊康，罗家英、林宝珠、阮兆辉等。

最后，是来自世界35个著名交响乐团的华裔音乐家组成的环球华人回归交响乐团的演奏。他们演奏了专门为1997回归而作的交响序曲《曙光》等乐曲。最后，他们联同陕西黄土雄风农民鼓乐艺术团和参演嘉宾，来了个千人管弦乐大合奏《北京喜讯》，为整个演出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一场庆典，人生改变

回归后首场大型演出落幕，但其他的欢庆演出一场接着一场。庆委会主办、我重点负责的“九七回归音乐节”一直延续到7月中旬。为了体现全球华人对回归的期盼，我们在设计“九七回归音乐节”时考虑，要让中国所有的艺术品种都有所体现，更要把海外华人请回来喝彩。

这些节目包括香港中乐团及香港联合中乐团的音乐会《群英谱新篇》；《新世纪的旋律》音乐会，演出曲目汇聚1996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迎接香港回归音乐作品征集比赛”中的得奖作品；由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指挥，阵容最强华人乐团“环球华人回归交响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和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天•地•人》庆回归音乐会。这是谭盾接受庆委会的委托，为回归庆典音乐会专门写的交响曲《交响曲1997：天•地•人》，首演是在7月1日上午香港特区成立的庆典上。《环球中华名歌手联合演唱会》，由莫华伦、刘维维、郑瑜英、梁宁、汪燕燕、于平、田浩江七名在世界声乐比赛中获奖，并在著名歌剧院担任首席的歌唱名家联袂演出。而《曲中友情贺回归演唱会》《顾嘉辉金钻群星贺回归》则云集海内外华人流行歌手。香江一批著名粤剧粤曲名伶则出演了《百载香江粤韵情》《龙凤呈祥》。

虽然庆委会从成立之初，就是以回归活动的宏观性和政治、社会效应作为主要目标，对于活动的可观赏性和娱乐性放在次要考虑，但由于名家众多，各方情绪高昂，客观上演出效果很好。如果从6月29日庆委会“96小时回归全接触”卫星节目开始向全世界广播开始到之后的10多天，与庆委会有关的各项庆祝活动达到近200项，台前幕后参与人数超过十万，直接参加这些活动的人数过百万人次，而通过电视机观看回归的超过10亿人次。

8月8日，庆委会举办庆功晚宴，意味着这个运作了326天的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不辱重托，完成了历史使命。唯一留下的遗憾是，作为民间机构，庆委会没能将那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专门保存。

就我而言，或许就是这番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回归的当月，我被行政长官董建华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市政局议员，在香港推动文化及艺术发展。五个月以后，更成为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及艺发局策略委员会主席，推动文化艺术政策研究。2000年，我被行政长官委任为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负责策划、推广及支持香港艺术发展。两年后，我进入特区政府，担任民政事务局局长。放弃了亚洲著名眼科大夫的地位，放弃了高收入，自此正式弃医从政，从一个为病人把脉开刀的医生，到为整个社会望闻问切的政治人物。

筹备回归庆典的经验，令我坚定一个信念，那就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路途中，无论是我挚爱的香港，还是我本人，都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把世界上美好的文化带到中国，把中国优秀的一切传播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