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 中共早期中央机关驻守上海12年
中共四大纪念馆内景(摄影袁婧)
图为石奇人油画《曙光———中国共产党成立(上海)》。作品以艺术笔法定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历史时刻。作者根据史料，如实再现了当时十几位创始人召开会议时环绕长桌而坐的场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上海，兴业路上那座青砖白缝的石库门房子，便是她诞生的地方。
上海同时也是党诞生前的孕育之地和诞生后的早期活动中心。据史料记载，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瑞金，在近12年的时间里，除了有几次短暂的迁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都设在上海。在充满艰险的岁月里，许多隐蔽战线的英豪怀着坚定信念，以自 己的顽强不屈和机智勇敢，为确保党的秘密机关安全立下了不朽功勋。
“三曾里”：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召开过十九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前四次会议中，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都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三大虽然是在广州召开的，但会后不久，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又迁回了上海。原香山路 (现临山路上) 上的“三曾里”，便是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的所在地，这里是党中央高层领导商议大事的重要场所。
这是一幢两层的房子，上海话称两楼两底，楼上楼下共八九个房间。毛泽东、杨开慧住在楼下前厢房，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和妻子向警予住楼下后厢房，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罗章龙住楼上。为隐蔽起见，住在这里的“三家人”对外称“王姓兄弟”，向警予是“户主”，门外挂着醒目的“关捐行”招牌，以为海关进出口货的客户填写报关单作为他们的职业掩护。当时去过的人说，这三兄弟待人接物温和有礼，报关填写细心周到，只是有些腼腆，不爱多话，他们的家眷也不喜欢抛头露面。
在“关捐行”不紧不慢的节奏中，真正的“三曾里”却是一派繁忙、朝气蓬勃的景象———住在这里的革命家们每天要阅读《申报》《新闻报》《密勒氏评论报》 等十余种中外报纸及杂志，关注全国的政治动向，同时和时常过来的陈独秀、王荷波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制定文件、草拟决议，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撰写文章，往往连续工作、静思澄虑直到深夜。但是，所有同志都不觉得疲惫，也从不松懈。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里回忆，经常到三曾里来的有中央执行委员王荷波。共产国际代表亦常派人来此联系工作。恽代英当时是青年团书记，中央开会他也要来列席会议。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常来此办公，他的寓所虽在法租界渔阳里，但这里专门为他留了床位，开会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此留宿。
这个隐蔽的中央局机关持续约一年两个月时间。1923年9月到1924年上半年，从这里发出的中央通告和文件数量多，涉及内容广，为指导国共合作及发展共产党的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时，三曾里不幸被炸毁，但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燃起的星火之光却长久不灭。
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对外是“福兴布庄”
在地处上海闹市区的云南中路上，有一排坐西朝东钢筋水泥结构的两层沿街楼房。这排房屋，现在看上去极为平常。但在80多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设在此，这里也是目前所知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
1927年4月，因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暂移武汉。同年秋，由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被迫转入地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寻找合适的房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任务，落到了当时担任中央会计的熊瑾玎身上。据熊瑾玎的《自传初稿》记述：“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去找适当的房子，在四马路跑马厅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看有一处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后面……”
当年，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每天观众熙熙攘攘。其隔壁即云南路447号 (今云南中路171—173号)，房子内侧的房门与天蟾舞台的楼梯相通，人员可随时从天蟾舞台撤离；楼下是二房东周生赉开的生黎医院，求诊的病人进进出出，正好可以掩护中央领导人在此接头。于是，熊瑾玎走进生黎医院，自称是外地来沪做纱布生意的商人，他经与周生赉商量，顺利租下楼上的三个房间。
在鞭炮声中，“福兴布庄”正式开张。党组织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为他物色了一位“革命伴侣”———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朱端绶表面上是“老板娘”，实际上在机关里担任显影、抄写中央文件，传送中央文件和机关里的事务工作。朱端绶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机关，对外是‘福兴布庄’……我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
由于保密措施严密，在白色恐怖中，党在这处秘密机关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彭湃、任弼时、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李维汉、邓小平等经常在这里秘密办公。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维汉回忆：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中共六大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邓小平就坐在小桌子旁记录。
在特务横行、到处追捕共产党人的黑暗年代里，党中央领导机关从1928年开始，就一直设在这所闹市中心的房子里，直到1931年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得到情报后，采取果断措施，才搬迁他处。据房东回忆，搬迁后的第三天，特务机关就派人前来追捕了，结果自然扑了一个空。如今，这里虽已变成普通民居，往日的奋斗岁月却永镌史册。
19年，十多人用生命守护党早期的“一号机密”
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如今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号机密”，在中共内部被称为“中央文库”。这些档案有两万余件，几乎集中了中共六大以前所有的重要文件。从1930年“中央文库”正式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19年的岁月里，先后有十多位同志及其亲属用鲜血和汗水，让它们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围剿下的上海奇迹般完好保存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是其中的两位。为掩护身份，他们在党的资助下，开了一家湘绣店。白天穿着入时地经商，到了晚上，则反锁门窗，通宵达旦地整理党的“一号机密”。他们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稿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抄成小字，又把原有文稿纸的空白边剪裁下来，目的是便于“中央文库”的保存和转移。
自从接手保管“中央文库”后，陈为人深居简出，对外由韩慧英出面，与她保持单线联系的是代号为“张老太爷”的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除此之外，如果在陈家一旦发现任何陌生人，即使是党内同志，也必须立即转移，以保证“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一天，韩慧英像往常一样，去法租界雷米路 (今永康路)给“张老太爷”送文件。不料，由于叛徒告密，“张老太爷”被捕，她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韩慧英和丈夫陈为人有约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她不回来，就意味着出事了。左等右等未见妻子回来，陈为人感到不妙，马上转移“中央文库”。他想尽办法，最后找到小沙渡路 (现西康路)合兴坊15号一幢免铺保的两层楼房，每月租金三十块银元。这对陈为人来说太昂贵了，但他还是咬咬牙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了下来。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断了经费来源。要交房租，还要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陈为人只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全家一天仅吃两顿山芋粥，孩子们饿得哇哇哭；陈为人由于缺乏营养肺病复发，不停地咳嗽，没钱到医院治疗就只好吃生萝卜。尽管如此，陈为人依然孜孜不倦地整理文件。在保管“中央文库”的四年里，他硬是将20多箱的文件压缩到六个皮箱中，并将文件按作者、地区、时间和标题编写目录、分类装箱。为了便于查找，陈为人还写了“开箱必读”。1936年底，他把最后一箱文件移交完，回到家里以后，人就瘫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吐血，不省人事。1937年3月12日晚，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此后“中央文库”一直处在周恩来及中央特科的领导之下，并有多人参与保管这批重要文件。在那个严酷年代，文库多次面临极度危险的境地，被不停地辗转转移，屡迁库址，保管者也数易其人，但最终在共产党员的手中安然走进新中国。
学者解读
12年间，中共中央选择上海并非偶然
从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召开，直至1933年转移到江西瑞金，中共中央与上海结缘12年，其间虽有过短暂迁移，最终又回到了上海。这12年，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除三大在广州召开)，构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整过程、开启了大革命的新高潮。
学者认为，历史选择上海并非偶然。
“生产力和文化的地域先进地位，赋予上海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学者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座城市是一个最适宜先进政党诞生的地方—————上海的地理因素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治发展空间。城市的近代化与政党的先进性相统一，体现着上海地缘政治的机理。
中国共产党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先进文化，工人阶级则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胚胎里的红色基因。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重镇。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近五分之一。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这样描述工人运动的深远意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这一条十分重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上海诞生，正是基于这里有着明显优于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力量。上海适合开展工人运动还有一个原因是，上海工人的组织程度比较高。
之后中共中央长期设在上海，也与此有关。1923年7月15日，在广州的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称：“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最近几天就把驻地迁往上海，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1927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后来经过多次讨论，还是决定迁回上海，因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
作为对外交流中心和中国近代新文化发展的中心，上海在传播先进文化、集聚知识分子方面优势明显。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日本思潮影响较深，许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著作通过日文出版物被大量翻译进国内，上海集聚的大批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在其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学者金冲及回忆道：“解放初，我曾问过陈望道，当初为什么翻译《共产党宣言》，他说是在日本受到的影响。”《共产党宣言》 是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在上海出版。
学者熊月之认为，对一个全国性的、国际联系频繁的政党的成立及发展，上海都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较优势。熊月之梳理了1919年至1921年，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参与或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识分子的住处：“都在法租界，而且相距不远。中共一大的选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就居住在附近。”
租界区在上海的大片存在有利于党开展隐秘活动，但这仅是党中央长期驻扎上海的原因之一。学者吴海勇则在《中共中央在上海12年》一文中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逐渐实现了以上海为革命中心的意识自觉。
就在中共三大召开于广州不久，党中央便决意迁回上海，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说得明白：“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为此，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事有必然，这也就成就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国内召开的全国党代会有一半在上海召开。凡此种种，足以说明中共中央为什么长期在上海，同时也奠定了这座城市作为红色之源的崇高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