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剧需从时代土壤提取文化基因

新时代的中国歌剧，如何面向世界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日前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主办的歌剧论坛上，这一话题引发与会嘉宾的热烈讨论。记者注意到，这也是歌剧界普遍关心的话题。有专家指出，近年来，尽管新创歌剧数量庞大，真正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却不多，更不要说产生如　《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江姐》《洪湖赤卫队》《党的女儿》　那样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歌剧《江姐》自1960年代至今，仅上海歌剧院就已经演出了约600场。这在歌剧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今年，文化部正式实施“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并下发了关于开展重点民族歌剧创作扶持工作的通知。如何挖掘自己的艺术传统，使其继续滋养中国原创歌剧，从而让中国歌剧继续向世界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摆在我国歌剧艺术从业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

用好本土化民族音乐元素，是歌剧自诞生以来的发展规律

著名作曲家何占豪做过一个调查———“我问普通观众：中国歌剧有哪几部？很多人的回答都是《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红珊瑚》。”

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几部创作于几十年前的作品，至今都是中国歌剧的代名词。其中《白毛女》　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成功的原创歌剧作品，在其出现之前，尽管歌剧界也做了很多探索，但是都没能够把握住中国原创歌剧的现代文化身份属性。正是从这部作品开始，创作者在参照西方歌剧的模式的同时，吸收了大量中国独有的传统戏曲元素和民间音乐语言。

上海歌剧院副院长张庆新介绍说，所谓西方歌剧模式，指的是作品的整体构建，比如大型交响乐队现场伴奏、乐队配器以西洋管弦乐为主、演唱类型除了独唱还有重唱与合唱等。而此前几部经典中国歌剧的成功，是在此基础上，将秦腔、梆子以及河南、河北等地方音乐通过西洋作曲技法加以改编，使之既呈现出与民歌和戏曲不一样的面貌，又有浓郁的中国味道。比如创作《江姐》时，两位作曲家专门跑到越剧院去学习了越剧唱腔；而《党的女儿》音乐主调的创作灵感，则来自蒲剧《苏三起解》。

实际上，用好本土化的民族音乐元素，是歌剧自诞生以来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规律。以柴可夫斯基为例，在他创作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里，一方面有大量的欧洲音乐技法，同时又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格。

民族元素在歌剧创作中的运用，不仅仅关乎创作技巧，音乐语言背后，是文化与情感。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满新颖说，时至今日，以往的民族化创作手法是否还能适应新一代观众的审美，的确需要重新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过去的宝贵经验。所谓本土化，归根到底是要沉入生活，呼应大众情感，然后从时代的土壤中提取艺术的DNA。他以　《白毛女》　中《小白菜》　的运用为例：那种从裂缝里出来的旋律和声音，贴合人物，贴合剧情，与观众血脉相通，因此才能感动我们。

瓦格纳和威尔第很伟大，但中国观众有自己的需要

应该说，几十年来，中国歌剧界一直没有中断新作品的创作，特别是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产出几十部，展示了创作者们在歌剧原创道路上的多元探索。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繁荣的中国歌剧创作，却没有在观众那里得到热烈的反馈，能够让观众口耳相传的唱段更少。原因何在？

有艺术家指出，简单地向瓦格纳或者威尔第看齐，正越来越成为当下一些歌剧作曲家的追求。著名歌唱家魏松演唱歌剧多年，深切体会到不少中国歌剧写得过于“西化”。著名歌唱家任桂珍同样对此深有感触：“在中国歌剧界，很多人都有‘西洋歌剧第一、中国歌剧第二’的看法。”

而事实是，在创作中一味照搬西方，并不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偏好。王志达是华东师范大学歌剧方向的音乐教育学博士，也是眼下颇有人气的上海本土美声流行组合“力量之声”的成员之一。他认为，起源于西方的歌剧作为一种音乐和戏剧相结合的产物，天然依托于西方古典音乐，以和声和织体为强项，但这并不是中国音乐的强项。魏松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西方观众喜欢听和声、配器之类复杂的部分，而中国人更偏爱旋律。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教授蒋一民则从语言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中国语言是以‘四声’和单音节为代表的形态，这样的形态很难直接套用西方歌剧的音乐语言”。也就是说，正如意大利歌剧的音乐特点对应的是意大利语的发音，中国歌剧也需要找到适合汉语发音特点的创作路径。以前人们往往认为，如何在行腔中保持汉语的韵味是演员应该面对的问题，但换个角度看，创作环节也应该积极创新。

在蒋一民等专家看来，歌剧被视为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担负着引领大众审美趣味往更高层次提升的期待。而今天的观众已非几十年前可同日而语，中国歌剧创作要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从业人员在创作思路和知识结构等各个环节上下功夫。中国歌剧的繁荣发展，将带动中国音乐创作整体的发展，有利于创作出时代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