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遐龄：国家治理自觉吸纳了大量本土传统

“国家治理”是个非常大的概念，主要涉及制度、体制设置　(包括各机构成员资质、人数等等)、治理的理念、思路、理论及由之演绎出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还有具体操作的规则体系，包括各级管理人员的培养和选拔，以及对实际运作的管理等等。

12月16日，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理事长谢遐龄做客第113－5期讲堂，主讲　《国家治理中的传统文化要素》，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学院教授葛荃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本次讲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系列五讲　(简称“接着讲”五讲)收官场。“接着讲”五讲，由报社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演讲音频请登录微电台　(APP喜马拉雅·听-搜讲堂2017)　收听。

嘉宾主讲

中国古代在国家治理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和经验，例如科举制度、科层制管理制度等制度化的内容。先秦诸子讨论的问题除了天地鬼神、人性、阴阳五行等基础理论外，几乎全部可归属于国家治理的思想、思路、理论和方案。秦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的国家治理，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在中国思想史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资料。在当代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中国以马列主义为旗帜和指导思想，同时自发地或自觉地运用本土传统和古代遗产，也积累了大量正反历史经验。

今天就我的理解，和大家就这些经验做一些分享。

群众路线：马列指导，激发传统智慧

一般认为，群众路线来源于马列主义。无疑，马列主义起着指导作用。考察历史，群众路线恰恰体现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或者说是吸收了中国古代的思想。1949年，毛泽东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中回顾百年的中国革命史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向俄国学习，但照搬吃了亏，后根据国情及时发展为“农村包围城市”，才取得胜利。群众路线，来源于土地革命。第一个、第二个土地法都是实行土地国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是，农民对革命战争的支持力度不强，无法完成征兵、征粮任务。此时中国共产党毅然发展马列主义，修改土地纲领，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对革命战争的支持。

毛泽东于1934年发表的讲话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的第一次完整阐述。在提到战争问题时，他说，如果不关心老百姓，又怎么能指望老百姓支持我们呢？　马克思与列宁都讲群体路线。马克思说的是理论掌握群众，毛泽东说的是群众掌握理论，这两种说法主体不同。马克思说的是“理论一旦闪入无产阶级群众的土壤里就会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列宁也是类似观点，“先进的知识分子发现先进理论之后，要将先进理论灌输到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中去。”他们讲的是“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强调了“从群众中来”，是对马列主义群众路线的创造性发展。马列主义群众路线经过毛泽东概括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完整。

毛泽东的智慧与中国古代智慧相互呼应，源头可以追溯到　《周易·咸卦》。咸就是感。彖辞中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宋朝的大儒张载、程颐认为讲的是圣人教化民众，我觉得不准确。细参　《周易·咸卦》　的卦义可知，它其实说的是，圣人要先放下身段去感受老百姓的想法。咸卦的卦辞说“取女吉”，意思是卜得此卦，娶妻的事吉利。其中《彖》　曰：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这是说，男子要放下身段以礼下求女子，才能亨通顺利。象辞又进一步解释道，“山上有泽，君子以虚受人”，君子要放下身段接受别人的想法。所以我的体会是，圣人感人心首先是圣人要感受老百姓的想法，这正是毛泽东1934年重要讲话的主要思想。实践中遇到的困难激活了传统智慧。

和而不同：全球政治哲学最高原则

邓小平给时代特征下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2002年10月，江泽民访美在布什图书馆演讲时就各国如何相处引用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重要转折意义。

文明多元论是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4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全人类有史以来存在过的文明共约二十几个。当代世界还存活的文明共5个———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远东文明(主体是中国)、印度文明。这一理论对当时盛行的西方文明中心论是很大发展。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依据汤因比的文明划分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中国领导人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批评，主张各个文明之间和谐共存。在对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谈话时引用孔子说的“和而不同”，提出“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在当今世界上，我们提倡‘和’，也就是说，各国应当在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相促进，文化上互相借鉴。”

我认为，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倾向于强迫其他文明接受其理念为最高价值，这是文明冲突的思想根源。而中国传统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他国。中国要对人类有贡献，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优秀政治思想贡献给全球各族共享。“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作为全球政治哲学的最高原理，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原理。中国要在治国理政上为其他国家做榜样。

和谐社会：向中国本土传统回归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和谐社会”的理论意义在于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源自苏俄，是外来文明中的要素。其基础思路是以“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对立为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思维模式追根溯源是基督教文明中的基督徒-异教徒模型。中国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体老百姓都是子民，没有特别划出敌人的类别。提出和谐社会理论是向中国本土传统的回归，而且和谐的概念已经列入了共同理想。共同理想最初只有“富强”、“民主”两个词，后来增加了“文明”，接着增加了“和谐”，党的十九大又增加了“美丽”，现在五个词是我们的奋斗纲领。

“知耻”文化：古人看成“国之四维”

2006年，在全国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国家领导人发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提出了“八荣八耻”。我理解，“八荣八耻”可以概括为“知耻”，甚或一个“耻”字。管子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将知耻作为社会价值看。近世一直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的社会价值说，把“知耻”列入社会价值。孟子讲四端，第二端“羞恶之心”就有知耻的含义。

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按照　《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说法，修身是一个全民性的要求，君子和庶民都要修身，不同在于君子还要慎独。孟子这句话说的更为透彻，包括存养羞恶之心。存养羞恶，就会知耻。

协商民主：汲取古代智慧后的时代创新

协商民主起初对应的是选举民主，或称票决民主。起初的议论集中于西方民主是投票与协商两种方式并存的模式。协商民主的义涵经过学者、从政者以及领导多年的讨论与思考逐渐确定。协商民主最为清晰的表述，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纪念政协成立65周年发表的讲话中，他说，“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把来龙去脉表述得极其全面。

协商民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尚书·尧典》　尧确定舜为候选接班人的廷议。孟子与齐宣王一次对话论及进贤，也属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建设。齐宣王问孟子，怎能才能鉴别一个人是否有才能？　孟子回答，首先论资排辈。如不能论资排辈则必须要谨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表述了荐贤要层层听取意见，再行研究，而后作出决断。协商民主就是广泛听取意见，最后做出决断。

这篇讲话将协商渠道充分扩大到一切范围。“要拓宽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类智库等的协商渠道”。

“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协商主体十分清楚，这是时代创新。

求大同：将民族复兴融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意味着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等于割断了精神命脉。这是在提醒共产党员，别忘了自己归根到底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根之所在。另外，国家领导人还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宋明理学把天理“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而这六点就是“仁义礼智信”在当代创造性转化。大同经由康有为阐发、孙中山承接，是西方文明挑战下中华文明的回应和发展，意义重大。当代领导人把“求大同”列为时代价值，把共产主义理想、中华民族对美好大同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期望融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战略，清楚地表明了传承关系。

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最大难题是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开展法治建设。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治理皆属人治，而我国面临的重要使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的法治建设，在实践中磨合探索创新是要走的艰巨道路。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光明道路，也是充满挑战的道路。

现场互动

■公务员刘云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加入了“文化自信”这一表述，而三个月前，全国中小学的统编教材中也大幅增加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如何看待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跟提升国家软实力之间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李烁：我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总体是一种“人治”文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那么国家治理如何兼顾传统文化和法治文化的挑战？

■上海师范大学政治学院研究生达雅楠：许多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有对应概念，如知耻对应社会主义荣辱观，应当怎样看待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国家治理过程的转换？

嘉宾点评

从国家职能看传统文化的效用

■葛荃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国家职能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暴力职能，镇压敌对势力，另一项是协调———调解的职能。今天我们谈国家治理中传统文化要素，一类如“和而不同”的思想，展现了现代国家的调解职能；一类如群众路线、君子慎独则体现了国家治理中的传统文化要素的有根有源。

“和而不同”是对战争年代“阶级斗争”逻辑的新时代转化。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在两军对垒时提出“阶级斗争”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基本矛盾有所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对于新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又做了新的表述。这是站在“和而不同”的角度，从对垒、对立的思维当中走出来，走向一种比较符合现在社会发展趋势和中国人民大众整体利益的方向。所以“和而不同”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一种思维方式确实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群众路线，《周易》　里“否”卦是“乾上坤下”，意味着天在上，地在下，上下不通气儿。“泰”卦是“坤上乾下”，象征着阳气下达，阴气上升，上下沟通，是大吉之象。所以说，“群众路线”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国家治理中的传统文化要素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非常深厚。

关于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法是人制定、人执行的，离不开人的能动性，需要人的自律性。古代社会的治理是儒法并用，“胡萝卜加大棒”，这符合政治学理论关于国家职能的判断：一方面是暴力，一方面是协调。所论各个环节都涉及到文化自信，两位教授提到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基础，这非常重要。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着极其高深或者说高度发达的理性精神。因此，两千多年前的治理思想至今还有价值。

嘉宾对话

群众路线要以“诚”动人

群众路线的基础是共鸣感动，将心比心

干春松：谢老师借　《周易·咸卦》探讨群众路线问题是很有见地的。咸，多解释为“感”，咸卦的彖辞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如果结合卦象，说的是事物之间的感应是事物顺利的基础。

我们现在强调领导者和一般群众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互相之间要有“感应”，尤其是领导者对于群众疾苦的感受能力。

那怎样才能产生感应呢？　这就需要“诚”。“诚”指内外一致、真实无妄。从群众路线的角度来说，“诚”，就是要通过调查了解问题，并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不开空头支票。这种态度自然会让人产生共鸣，即发生感应，由此，群众就会支持领导的决策。真实无妄，就是人前人后一个样。

谢老师也说到“君子”，君子当然不等同于干部，不过，“君子”要成为国民表率，这点对干部也适用。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榜样的作用，靠榜样来感召人，一旦达到咸卦说的“感”，就会让人切身体会到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会为同一个理想共同努力，因此值得追随、效仿。

“感”是儒家学说的心理基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强调人与人交往中的“将心比心”，对此，道家思想中也有类似表达。习主席在国庆65周年招待会上提出面向未来我们必须有“八个坚持”，第一个就是“必须坚持同人民在一起”，要坚持“以百姓心为心”。这句话来源于　《老子》　中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以百姓心为心”就是要体察群众的需要。道家讲究虚心，就是不要有成见，不要从自己出发，要以百姓的态度作为工作成绩的标志，这才是群众路线。儒道虽有诸多不同，但在“要倾听民意”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小康”是国内目标，“大同”是世界目标

干春松：大同和小康是　《礼记·礼运》　篇中对于社会发展的两种状态的描述。近代的康有为将大同小康说与三世说结合，建构起了一种进化主义的历史观。此后，在很多人眼里，小康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大同则可以看做是未来的目标。“大同”一直激励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它是中国先进分子接受社会主义理想的思想基础。当代领导人也提出过“求大同”的理想。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两个小的思考：第一，大同指的是天下大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国内目标。而大同则是一个人类性的目标。第二，大同涉及全球化的问题。我们身处“世界历史”的时代，比如经济全球化，环境问题的全球化。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都需要各国的协作，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是行不通的。

全球化就会面临文化多样性的问题。西方在殖民主义时代，并未真正平等地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文明，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主张“优胜劣汰”。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尚还未成为共识。甚至有人会认为文化之间会发生冲突。比如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必定无法和谐共处，终将导致冲突。很显然，如果循着这样的立场，我们难以将大同视为全人类的理想。而近期，西方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现象，主张贸易保护，甚至将中国旨在传播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孔子学院也作为“价值输出”而进行抵制。中国认为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应追求共赢共存，所以，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求大同所追求的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实现大同理想需提高自身文化软实力

谢遐龄：你说得对，大同是要全球奔向同一目标。中国能做的事是两件：一是发展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达到其他国家钦慕向往的程度；二是在治国理政和处置国际事务两方面为其他国家作出榜样。大同有两个要素：一是共产主义理想，二是我们本土的传统。学者应当注意两点：第一，如何将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的本土传统揉和。第二，要实现大同，需要各国意向一致，这还很遥远。世界大同与国家的软实力增长息息相关。软实力指的是国家的思想、理念具有感号力。比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在宣传美国理念、宣传美国价值观方面极具力量。所以，若要实现大同理想，应当在提高自身软实力方面下大功夫。

干春松：您认为，文化多样性是否会有冲突？

谢遐龄：亨廷顿认为21世纪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会有冲突，把中国列为冲突一方。我认为，中国不会是冲突方，而是发挥调解作用。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具有排他性。亨廷顿说它们会冲突，是有预见性的。但并不表现在所有事务中。

传统在“百姓日用而不知”中生生不息

干春松：谢老师很强调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与魂。那些没读过《论语》　的人就不懂传统吗？　古语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因此，即使在忽视传统文化的时代，也不能简单判定传统的“中断”，它还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延续。比如说，在中国，家庭养老尤其值得肯定。在当前国家无论在资金和设施上都难以做到完全的社会养老之时，那么，一方面，要通过弘扬孝道来鼓励民众关心父母和长辈的生活；另一方面，应该对家庭养老进行政策扶植，给予资金补贴等。而不应盲目地推进全面社会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