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图研究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达芬奇耗时数月绘制的伊莫拉小镇地图

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目前缺乏对关键性问题的认真讨论，对地图功能“窄化”后形成的现代地图，可以被看成是某种程度的“被科学化”的结果，即虽然科学和准确的地图可能满足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某些需求，但是以不自觉地抛弃某些功能为代价的。

以往中国古代地图以及地图学史的研究多关注地图的流传过程、绘图方法和绘图理论的分析，也就是主要关注的是相对具体的内容。但是如同其他任何学科，只是对具体内容的研究并不能促进学科根本性的发展，真正推动学科发展的是对那些涉及学科本质以及发展方向的关键性问题的研究。如果不关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而只是埋头于具体问题，那么具体问题也只能是具体问题，无法上升为更高层次的认识，学科也无法取得突破性的发展。中国古代地图以及地图学史的研究目前缺乏对关键性问题的认真讨论，本文即试图对以往地图学史研究中忽视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受本人能力和篇幅的局限，既不能保证这些问题确实就是关键性问题，也不能保证对这些问题得出的认识是确定的或正确的，而只是希望通过对一些不那么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抛砖引玉。下面即是我认为目前与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有关的四个关键性问题：

地图与绘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奠基人王庸先生在其研究之初就注意到了地图与绘画的关系，但此后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几乎没有学者涉及，即使提及也仅仅是点到为止。余定国在《中国地图学史》中第一次对这一问题从艺术的角度进行了较为认真的讨论，但也只是局限于比较两者所使用的透视方法。之所以存在这一问题，可能是因为中国古地图的研究者基本都认为中国古代地图无论绘制得多么不准确，其背后还是有着对“科学”“准确”的追求，都是偏向于“数理”的，因此必然与偏向于想像、艺术的“绘画”存在本质区别。根据本人之前的研究，这种认为中国古代地图偏向于“数理”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在此不再赘述。

这一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如果中国古代的地图与绘画确实存在密切关系，那么以往从绘制技术以及史料层面对地图的解读显然不全面，我们还可以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待地图。而且从目前掌握的各种蛛丝马迹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密切的，而且很可能是极为密切的，基本理由如下：

在古汉语中，两者类名使用的都是“图”，在一些类书，尤其是以“图”为主要收录对象的类书，如《三才图会》中，地图和绘画两者有时同时存在。而且很多这样的“图”无论是从名称还是从表现内容和绘制方法上来看，很难区分它们是地图还是绘画，如清代大量关于“三山五园”以及热河行宫的“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些政区图，这些地图为青绿山水画，绘制得极为精美，如果不是“图”上书写有地名，完全可以被认为是精美的绘画。不仅如此，一些地图绘制者，如刘献廷直接将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的地图称作“界画”，而“界画”则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更为有趣的是，有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的很多地图是由画师绘制的，如郎世宁，甚至有些时候皇帝还会派出宫廷画师去绘制地图。此外，根据目前仅有的少量研究来看，两者在某些技法，如透视，甚至对于树木、山体的表现手法等方面也具有相当的共性。

这一现象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也广泛存在，比如绘画大师达芬奇就绘制过数量众多的地图，这一时期欧洲用于装饰的壁画地图很多也是由画家绘制的。

上述归结为一点就是地图和绘画之间很可能是近代以来才有了明确的划分，也就是随着地图的“科学化”，“数理”要素逐渐占据主导，由此与属于“艺术”的绘画截然分开。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对于古地图的研究不仅可以从艺术史的角度入手，甚至是否可以“见图不是图”？也就是不要把现在我们认为的中国古代地图看成是地图，而是看成一种综合性知识和艺术的载体，由此揭示出更为广泛的内容？

宋代前后的地图间是否存在延续性？

虽然文献中记载早自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绘制了大量地图，但除了几幅出土于墓葬的地图之外，目前基本没有宋代之前的地图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极大遗憾。由于文献中对于宋代之前地图的记载大都是只言片语，因此对宋代之前地图的情况只能进行推测，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已经散佚的宋代之前的古地图与宋代及其之后的古地图在绘制内容上是否存在密切关系，或者说目前存世的古地图的绘制内容是否受到宋代之前地图的强烈影响？之所以强调“绘制内容”，是因为本人认为在近代之前，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技术并未发生过什么本质性的变化。

用通常的史学方法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因为研究者不掌握宋代之前地图的信息，也就是缺乏直接“史料”，因而也就无法与宋代及其之后的地图进行对比。不过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可以绕过具体的“史料”，而从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一个传统入手。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的版权意识，因此经常存在后出的地图抄袭、复制、改绘之前地图的现象；同时，不同于现代地图要求图面所绘制的地理要素应当集中于一个年代，或者至少是相近的时期，中国古代地图上通常会存在不同时期的地理要素，尤其是改绘的地图，地图的改绘者通常只会修改其所感兴趣或者主要关注的内容，而不会将被改绘地图上的所有早期地理要素全部改为改绘者所关注的时期。

基于这一特点，对现存的所有地图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除《禹跡图》等极少数地图之外，现存中国古代地图上的地理要素所能追溯到的最早时间就是宋代，如出现在与《诗经》有关著作中的以“十五国风”为主题的大量地图，这些地图所绘内容大致相近，具有明显的源流关系，但在不同著作中的地图之间也存在细微的差别。根据对图面内容的分析，成图时间最早的，或者说是最为接近这一系列地图祖本的应当为《六经图》《七经图》和《八编类纂》中的“十五国风地理图”，这三幅地图所绘内容大致相同，图中能够确定时代的地理要素基本都是宋代的，没有宋代之前的地理要素，因此可以确定这一地图的祖本就是在宋代绘制的。类似的还有“禹贡随山浚川图”。

总体上，就绘制内容而言，在现存的古地图中基本看不到唐代地图的影子，反而是宋代绘制的地图对后世地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宋代之后的地图与之前地图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可以说宋代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一个新时期，而这一认识是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由此也就体现了关键性问题对于地图学史研究的价值。

这一问题还可以稍微展开进行叙述，众所周知，一代人积累的知识是无法直接、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的。从古至今，世代之间传递知识的唯一手段就是下一代人的重新学习，由此下一代人学习知识的方式以及获取知识的范围就成为了知识传承的关键，而知识传承又影响到了知识的累积，知识的累积进而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知识的产生速度。在抄本和绘本时代，复制知识的低效决定了知识流传范围的有限以及很容易受到彻底的破坏，因此某类知识的长期传承是比较困难的，由此也造成知识积累的缓慢和脆弱，进而使得建立在知识积累基础上的新知识的产生也极为缓慢。印刷术的产生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以地图为例，首先刻本地图的出现使得某类地图的长期延续和广泛流传成为了可能，因此直至清代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绘制于宋代的地图，由此也就显现出宋代地图的爆发性增长，与此形成对比的就是，唐代及其之前绘制的地图在目前存世的宋代及其之后的各类文献中基本找不到痕迹；其次，某类地图的长期延续和广泛流传，使得以此为基础的知识加工，也就是基于知识积累的新知识的创造成为了可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地图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逐渐被添加进了形形色色的元素，形成了不同的地图类型，最为典型的就是《广舆图》，当然这种新地图（知识）的创造速度与今天相比依然是缓慢的；最后，这些宋代之后创造和流传的地图累积下来，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脉络，也就是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上述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文本文献。总体而言，印刷术的出现促使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在宋代出现了爆发性增长，由此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图知识的积累和发展的过程。

再回到本节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本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成立，那么宋代地图之前的地图的散佚虽然遗憾，但“丢了也就丢了吧”，毕竟不会影响我们对宋代之后地图的研究。

现存的地图是否可以代表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

如上节所述，中国古代大量地图都散佚了，即使是大量地图保存下来的明清时期也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现存地图，尤其是绘本地图只是这一时期曾经绘制过的地图的一小部分，这一现象给目前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研究带来了一个潜在的但一直被忽略的隐忧，即：现存的明清时期的地图是否能代表这一时期曾经绘制过的地图，或者说现存的明清时期的地图是否体现了这一时期地图的主流？这确实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因为如果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目前对于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就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如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目前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可能只是揭示了中国古代地图的冰山一角，远远不及全貌。

与上一个问题一样，这也是一个需要用已经散佚的史料来对比现存史料才能得出结论的问题，如果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同样是无解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绕过史料本身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和《四库禁毁书丛刊》及其补编中收录的古籍，可以说代表了宋代之后中国古代士大夫所能看到的重要的和主要的文献。按照对古籍中收录的地图的分析，明清著作中出现的地图大部分都能找到其渊源，也就是说属于某一谱系，比如关于春秋时期的历史地图，直至明代基本使用的都是《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春秋列国之图”。在关于《禹贡》的著作中，同样直至明末使用的基本是《六经图》“禹贡随山浚川图”以及宋代《历代地理指掌图》中与此有关的一些地图。古籍中出现的无法找到其渊源的地图的数量不是很多，且这类地图通常在后来的古籍中也极少会被引用，也就是说难以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如《帝王经世图谱》中的“周保章九州分星之谱”。而且，根据各种迹象，中国古代除了少数“天才”之外，刻本中出现新的地图是很少见的，或者说在现存的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大部分都是抄袭、复制和改绘的，纯粹新的地图很少。因此不可否认，除了现存古籍中的地图之外，明清时期的古籍中确实还存在其他的地图，而且可能数量还不少，但这些地图要不就是与现存的某类地图相近，要不就是虽然是新创的，但缺乏影响力，没有被当时的主流书籍所采用，因此并不能代表当时流通的地图的主流。对于这一回答，还有一个重要的旁证，就是现存的明代的各种类书，尤其是以收录“图”为主的《三才图会》，其中收录的大部分地图都能在之前出版的书籍中找到。基于此，在明清时期存在一幅当时广为流传，但在现存古籍中又没有太多痕迹可寻的地图是不可想象的。由此也就旁证了，我们目前看到的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日常所能见到的书籍中的地图。

这一研究思路也能推广到绘本地图。中国现存的绘本地图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时因事而绘的专题地图，绘制者主要是政府各级官员，这类地图虽然大部分都佚失了，但这些地图主要是因时因事而绘，本身所针对的对象就有限，因此注定缺乏影响力；另一类是士大夫为了阅读经史类著作、增长见识而绘的地图，如《古今形胜之图》，或者针对某些重要且得到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而绘制的地图，如海防图和沿海图，但目前存世的这类绘本地图，大都能找到具体的渊源关系，几乎不存在与存世的其他任何地图都没有渊源关系的地图，因此目前存世的绘本地图也能代表古代士大夫平日所能看到的绘本地图。

如果上述对问题的回答可以成立，那么中国地图研究中的阴云也就一扫而空了。顺带提及的是，按照对这一问题回答的逻辑，如果在研究中或者在市场中发现有在内容或绘制方法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图，那么就要考虑这一地图是否是后人的伪作，或者是否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前者如《天下全舆总图》，后者如《雪尔登中国地图》（又名《东西洋航海图》等）。而且基于此，认为《坤舆万国全图》主要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研究也是不成立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坤舆万国全图》无论是内容还是绘制技术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何评价古代地图？

以往以“科学”“准确”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的学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中国古代地图实在是与“准确”“科学”相距甚远，因此他们或者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或者对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进行了否定。当然，以“科学”“准确”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古代地图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对此本人已经提出过批评，简单来说就是“科学”“准确”并不是地图所唯一追求的目标，此处不再赘述。下面将从中国地图的“近代化”入手 ，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以往对于中国地图的研究基本都认为，中国地图近代化的直接原因是受到西方测绘技术的影响，这点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不仅是城市地图，而且包括几乎所有种类的地图，都开始抛弃原有中国地图的绘制方法，开始向西方，也就是近代地图绘制方法转型。但地图绘制方法的转型除了技术本身的发展之外，更应当是为了满足时代的需要，那么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与中国传统地图的“写意”相比，西方现代地图更侧重于“准确”，而在中国近代，就满足时代需要而言，这种“准确”所具有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对于以往的中国地图的研究来说，这一问题似乎有着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即近现代时期大至国家疆界的确定，小至铁路的施工、房产所有权的确定都需要依赖于更为准确的地图。可能正是因为答案“显而易见”，因此以往的学者对于这一问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认真对待，但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很多所谓的近代对地图准确性的“要求”，实际上在古代也是存在的。如近代城市中出现了大量市政工程，但中国古代的城池中也有着基础设施的建造和维护问题，如城池中水道的疏浚和维护、城墙的修建，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也绘制有地图。还有产权的问题。中国古代土地的产权虽然与西方相比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同样强调对于地产范围的明确记载，只不过中国古代对此主要以文字记载为主，虽然绘制有地图但基本只是示意图，最为典型的就是明代的鱼鳞册。那么，古代的这种需求与近现代的需求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这是一个确实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不仅如此，以往对于中国近现代城市图转型的研究，基本都强调西方或者近现代城市图在测绘技术上，或者说就是绘制准确方面的优势，这确实是事实，但问题在于，当时所有的需求是否只能通过准确、科学的地图来满足？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地图，除了基于准确性，或者说需要用准确性来满足的各种功能之外，还存在大量其他可以不依赖于准确性的功能。如西方地图，中世纪时期存在大量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的地图，典型的就是T-O地图。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地图只具有装饰功能，中国古代地图也具备这些功能，相对而言，准确性和科学性就是次要的。

▲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图尔明认为，“对于托勒密提出的作为一种地图绘制控制点的经线与纬线交叉的使用，与一名研究者搜集关于世界的观察资料然后将它们与自然法则的框架进行比较的过程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将中西方地图绘制技术的近代化放在整个地图绘制史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就会看到这一时期也是地图绘制技术乃至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即是在一个“科学主义”诞生并占据主流的时期，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地理坐标为基础，从垂直的视角来绘制地图的方法，成为绘制地图的一种方法，且日益成为唯一一种被接受的方法，这一过程本身就带有一定程度“被科学化”的意味，正如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图尔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所说，“对于托勒密提出的作为一种地图绘制控制点的经线与纬线交叉的使用，与一名研究者搜集关于世界的观察资料然后将它们与自然法则的框架进行比较的过程没有什么不同。毫不奇怪的是，地图被用作现代科学的一种象征”。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古今中外地图所蕴含的某些功能不需要建立在准确性和科学性基础之上，而在近代地图的“科学化”过程中，用于表达这些功能的绘图方法由于不符合“科学”的要求，被逐渐抛弃，而建立在这些方法之上的功能也就逐渐消失或弱化。因此，中国地图的“近代化”和“科学化”，实际上是在追求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同时，对地图功能的“窄化”，由此形成的现代地图可以被看成是某种程度“被科学化”的结果，即虽然科学和准确的地图可能满足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某些需求，但这种“科学化”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是盲目的，是以不自觉地抛弃某些功能为代价的。由此我们是否可以不要再以中国古代地图的不准确、不科学而感到自卑了，是否可以不再穷尽心思地去挖掘中国古代地图中的科学和准确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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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算不上是正经的学术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是确论，只是希望由此激发研究者从具体研究中跳出来，对整个学科的架构、关键性问题、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思考和讨论，由此回过头来，我们才能阐述具体问题研究的意义，而不只是空泛地说“填补了空白”。我个人认为，学术研究最终应当回应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当然文本所涉及的问题还远远算不上“形而上”。（作者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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