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与北大诸师 ——从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谈起

▲从右至左：任继愈、饶宗颐、季羡林、周一良，1997年4月7日摄于北大治贝子园教室前

饶公坦然承认自己有这样一种结缘和殊胜的学术因缘，还说“如果不是一种神力在帮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于冥冥之中这种支配命运的力量，汤一介先生晚年在自传《我们三代人》中也深有感叹。

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公是会通东西的国学大师，与季羡林先生并誉为“南饶北季”。在我1996年到北京大学做汤一介先生的学生和助手时，他们已是相交莫逆的好友。近闻饶公逝世，感怀不已，遂结合 20余年亲身经历，并查证一手记录，追溯饶公与北大“汤用彤学术讲座”及汤一介、季羡林、周一良、任继愈诸位师长的学术因缘如下。

应汤先生之邀，饶公1997年春来北京大学担任第一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主讲教授。季羡林教授致开幕辞，高度评价了汤用彤的学术成就，充分肯定了举办学术讲座以纪念老一辈学者的意义，认为这对于激发青年学生的学术热情，为当前学术研究提供典范，都有着积极效用。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教授介绍汤用彤生平和志业，及其师从汤老的往事，特别提到汤老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如史料考证）而不挂上什么流派的牌号，可能产生第一等的成果。如果第二等的天资，做第一等的工作（如建立体系），很可能连三流的成果也出不来。

汤老还谦称有自知之明，甘愿做第二等的工作，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资料也好。对此任先生解说道：“学问本身是无所谓一流二流的，汤先生这里的意思是要学者做研究应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不要上来就要创造大体系。”

何芳川副校长代表北大致辞，突出强调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并认为杰出学者的产生与良好的学科设置是分不开的。北大哲学系主任叶朗教授强调对汤用彤学术思想的再认识，并上升到推进人文学科发展重要途径的高度。他指出：一些青年学生缺乏耐心，自以为已经了解了前人的学术成就，而实际上学问大家的真知灼见往往在不经意之处表现出来。只有通过精读、细读汤用彤等前辈大师的著作，才能重新发现，并读出许多对今天仍然很有启发的新东西，还可以把自己的品味提上去，并使我们更快地成熟起来。叶朗还说，这些大师造就了北大明显有别于其他院校的校园气场和学术氛围，他拟将汤用彤、冯友兰等哲学系名家肖像及其名言和简介，悬挂在本系重要位置以垂范后世。随后，他在“《汤用彤全集》出版座谈会”等多种场合一再强调了上述看法。

饶公在主席台中央就坐，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周一良教授陪同左右。大教室挤满了上百师生。饶公北大讲学盛况空前。陈鼓应教授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的北大，社科界的海外著名学者较少见到。汤先生组织举办的多种会议和讲座，极大地活跃了北京的学术气氛。

饶公在4月7日下午第一讲的题目是  《梁僧祐论》，此讲旨在纠正外国学者对中国佛教史的误读和质疑，维护国人对本国文化的发言权，树立文化自觉和自信。大意如下：僧祐为南朝律宗巨匠，历主金陵、扬州诸寺，因刘勰依止而闻名于世。僧祐博通众艺，著述弘富，特别是其《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为现存第一部佛典目录，开佛教书录之先河，珍贵史料极多，为研究佛教史所必取资，也是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基本参考书。然而，近时有外国学者怀疑《出三藏记集》一书出于刘勰之手。饶公考证明朝人已有此说，本属无稽，不可不辨，故详加讨论，辨明其真相。他首先引证汤著说：

汤用彤《佛教史》第十五章“目录类”谓僧祐于梁天监年间著《出三藏记集》，其说甚当。

此次演讲分为僧祐之佛学师承与经藏资料、《祐录》之成书年代、僧祐论胡汉语文与译事、《祐录》全书之义例、僧祐有关文学著述和文章、僧祐谈经呗唱导、僧祐之巧思及其建筑艺术与后人称誉、僧祐与萧子良父子及刘勰和宝唱之关系等八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僧祐的内外学精深造诣及其著作 《祐录》的史实。

国外学者认为《祐录》为刘勰所作的主要证据是，该书序文中有些字词同于  《文心雕龙》。饶公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对相关研究自是熟稔。他细心寻绎发现，一书之成，有其义例，此为全书精神所在。僧祐《祐录》《释迦谱》诸书亦有其独特之义例，“各篇命意遣辞，风格遒整，与《文心》行笔声貌，绝不相涉。勰颇尚气，故制《养气》之论，往往情与气偕，观其所论，体气、任气、秀气、异气诸观念，非僧祐之所致力。我人仔细玩味，《祐录》诸文，当由自撰，非他人所能捉刀，断断然也。”他最后得出结论：

僧祐《出三藏记集》一书，有其独特之义例及行文习惯。其书……措词叮咛周至，出自肺腑，决非刘勰所能代言。有人摭取若干序文中字眼，与 《文心》比较，遽作粗心结论，谓此书原出勰手，不免厚诬古人矣。

由此足证《出三藏记集》非假手他人之作，向来称之曰“祐录”，是十分正确的。饶公这种治学方法和态度，与汤用彤着眼于虚心客观的发 “潜德之幽光”、同情地了解古哲、决不枉屈古人、尚友千古之同情态度如出一辙，从而也论证了汤著佛教史相关史料、论断和研究范式的权威性。

在这场讲座上，饶公还谈了自己的文化观，预言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其意义犹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引发了学界的持续热议。近年饶宗颐学术馆馆长、香港大学前副校长李焯芬院士在答复《南方日报》记者提出的“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今日，饶宗颐先生对中国文化复兴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一问题时，仍引述了饶公在首届 “汤用彤学术讲座”的发言：

21世纪的中国将踏上 “文化复兴”的时代，如今的中国和西方古典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有很多共通之处：一是经济基础发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当时的意大利从拜占庭手中，夺回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文化典籍，而今天中国各地络绎不绝的出土文物新发现，带动了历史文化研究的升温；再者，当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得到了例如佛罗伦萨梅蒂奇家族等领主、贵族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今日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很受政府重视。……（饶公）很希望后来的学人能做好“文化复兴”的工作，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利用好现在出土的文物，增加我们对过去的了解。

4月9日下午，饶公进行第二场讲座，讲题是《老子师容成氏遗说钩沉——先老学初探》。饶公在汤用彤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旧文献，梳理了黄帝和老子师事容成（广成子）的历史传说和思想脉络，首倡“先老学”研究。他讲：

汤老《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谈及刑德问题，举尚书纬《刑德放》及《太平经》所言刑德为例，深有启蒙之功。近时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刑德”长篇，大放异彩，有助于研究。楚地老子古本陆续出土，过去庄、老先后及老子书之年代诸疑点，均迎刃而解。又马王堆三号墓竹简《十问》黄帝四问中，其一为与容成对答,葛洪《遐览篇》所记之《容成经》一卷,必有出于此者。陆德明谓 “老子受学于容成”。关于老子思想之来源，于此可试探一些消息，因以容成遗说为题，作初步探讨，望方家加以指正。

他从老子学说的起源问题出发，高屋建瓴地指出道家与道教多有相合相通之处。胡孚琛教授发言深表赞同，并结合自己的内丹学研习经验，补充了一些相关文献以为佐证，认为从道家到道教的发展一脉相承，还说老子有些语句，如果没有亲身修证的体验是难以准确理解的。

在这次讲学期间，饶公应汤一介先生之请，挥毫题写了“汤用彤学术讲座”的条幅。自此发端，“汤用彤学术讲座”在北京大学已连续举办了20届，该讲座每年均由北大校长签发邀请函，诚邀海内外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知名学者主讲其所关

注的学术文化问题。饶公开讲后，柳存仁、施舟人、成中英、金忠烈、安乐哲、陈方正、龚鹏程、钱致榕、金耀基、杜维明、韦政通、崔根德、罗多弼、刘述先、陈鼓应等名家先后担任主讲教授，每次讲座旨在引介哲学与宗教等人文学科中一种新兴的研究方向，以纪念和传承汤用彤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和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自创办至今，“汤用彤学术讲座”与汤一介先生大体同期创办的 “蔡元培学术讲座”，成为北大人文学科的一项传统学术文化活动，并在国内外已产生广泛影响。

我在整理汤一介先生收集的报刊资料时，发现一份新闻报道——《第一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侧记》。该文系当时还在读汤先生博士的杨立华师兄所撰，附有一张署名高中理拍摄的照片：在讲台上就坐者，左起周一良、季羡林、饶宗颐、张岱年、任继愈，站立讲话者为何芳川副校长。该讲座照像任务由师兄高中理博士接手，接待工作由杨立华诸师兄和我负责，因而有幸亲承诸师教诲。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现存另一张任继愈、饶宗颐、季羡林、周一良四位老先生的合影（自右至左），是 1997年 4月7日在北大治贝子园教室前所拍摄。我从这一年起在该园工作和居住了十年，历历如昨：这场讲座结束后，高博士走在四老前面，寻找抓拍机会。季羡林、周一良见相机举起，随即驻足看镜头。饶宗颐和任继愈谈兴正浓，没有注意到相机，而高博士唯恐打扰他们谈话，就没有提醒。拍照时，我正在四老旁边陪侍。

任继愈、饶宗颐、季羡林当年都步履稳健，向我表示无需搀扶。只有周一良先生健康欠佳，由我小心翼翼扶着迈过门槛和台阶时，能感到他身体的虚弱，还闻到医药的气息。早在1956年周先生就与饶公相识结交，40年后他们再度重逢。4年后周先生去世，是四老中最早走的一位，这张照片当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的合影。随后，我们会务人员陪同老先生一起走到农园餐厅三层就餐，其间仍继续讨论讲座内容。任继愈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 《大家》栏目评价饶公说：“饶先生，他在香港是学术界的一个文化景点，这位学者下一代就看不到，最近几年中看不出有人代替他补上去的地方。很难得的一个学者。”

2001年饶公又来北大演讲，接续他在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关于古籍整理和文化复兴的话题，提出“新经学”的说法。该演讲稿经饶公首肯，改编后用于儒藏工程的指导工作。为此，他撰文《〈儒藏〉与新经学》，发表在《光明日报》。文中盛赞《儒藏》工程是“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和“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时代”的重要环节。2008年饶公特意为汤先生撰写了一副对联：“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以示他对汤先生编《儒藏》的倾力支持。

饶公在中央电视台  《大家》栏目中回顾平生治学的缘分时感慨道：“人啊冥冥中有一种神力在帮他的忙。”主持人问：“您也是这样的吗？”饶公坦然承认自己有这样一种结缘和殊胜的学术因缘，还说“如果不是一种神力在帮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于冥冥之中这种支配命运的神秘力量，汤先生晚年在自传《我们三代人》中也深有感叹。饶公来北大讲学时已届耄耋之年，虽长途奔波、连日劳顿，但声音宏亮，底气十足，思如泉涌，有如神助，精气神远胜常人，令吾辈羡慕不已。课后畅聊时，饶公为大家演示了他双盘打坐功夫，并谈其周天内功修炼等养生经验。

我们由此得知，饶公从十岁就开始习练打坐、吐纳、辟谷之术，平时极为注重道法自然的养生，如：21点入睡，3点起床，天睡我睡，天醒我醒，每天一有空就静坐内观，神游太虚，与宇宙精神相往来，诚如其言“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正是因为对佛道的修行，使他对苦乐和生死有超越性参悟，这也是其长寿的秘诀。2018年 2月 6日凌晨，饶公以102岁遐龄于家中寿终正寝，无疾而终，尽其天年，殆非偶然。

饶公自少年起的打坐修行经历，是他后来做儒道释研究的重要因缘。他集实修与学术于一身，把传统内修功夫的体证与其从事的三教研究紧密结合，相互印证、相辅相成、知行合一。他曾说，张道陵的很多方法他十几岁就会用了。有这些亲身践履，他研究道家道教就觉得非常亲切易入。因此，饶公在回顾他从敦煌古经中重新发现《老子想尔注》并整理校笺的经历时说：“其实我已经‘想尔’很久了。”关于“想尔”应如何解释，众说纷纭，饶公则指出“想尔”无论做书名或人名，其涵义都与道教修炼的“存思”（存想）有关。汤一介先生1988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对饶公此说非常赞同，并作有精彩的发挥。饶公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往往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对此他解说道：“如果没有亲身体会，肯定是写不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亲证，我才敢那么自信地来谈这些问题。”

季羡林评价饶公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事物，饶公则说季老懂我。季羡林还说饶公是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大师，将其与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大师并列，并肯定他“已得到预流果”。“预流果”梵语音译“须陀洹”，指无漏圣道之果位。饶公真正地把国学智慧融入了生命，入预流果而得大自在，人生可谓福德圆满。（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文：赵建永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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