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从各省来京亲友熟人谈到些地方问题,总不免会使人得到一种痛苦印象,令人深怀杞忧。摊子过大,问题不少,得用人员却不够多,亦使人无可奈何!
从以上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先生在京虽然深居简出,对文学界近况仍然很注意;他年岁大,视力又不好,还是抽出时间,把当时一些正走红的作品读了。也就在这封信中,他说:
近和家中人读古华作的《芙蓉镇》中篇及张洁作的《沉重的翅膀》。家中大小数人,读后都觉得写来深刻动人。但是如认为样板书,或亦易成为“不点名”批的对象(或在小范围内已批判,不得而知)。我们因不懂问题是否触犯“时忌”,只是照一般标准读作品,觉得写得比同时一些创作好些,是可从作品中明白些不易明白的大小问题,如此而已。若从政治要求判断,或将是另外一种情形。张洁文字弱点,似有意从“意识流”方式上用了些心,在对话中经常附加了些“解释”,不善于直接从对话中加以安排处理,因此对读者反而发生不连贯印象。但说到副部长以下的处局长中层干部勾心斗角的情况,一群新官僚,打官腔的种种,还是写得相当好,大处小处,均能把握住他们的特征、性格……
先生在从事文学、考古之余,一向对画作关心,言必中的,能把每幅画作的优劣说得很是透彻。他曾在《艺术教育》一文中反对画家只在公园里对着牌楼作画,只会在室内对着吴昌硕、齐白石的作品摹仿;他提倡画家到大自然中去。
他虽然离开云南多年,对云南画家仍然很关注。如那期间,云南有几位画家的画作在北京展览,先生也特意去观看,并在给我的信中说:
九月中在北京看过一次云南五人画展。姚运生长公子(按:为著名画家姚钟华)作的油画较正规,底子也扎实。另外一位作中国山水的不会皴石头,又用的是墨汁,一片灰,不甚成功。又有另一位追求国外早已过时的什么派,恐是不通。其实在云南作画宜大量用绿色,在绿色中见层次,会给人眼目一新印象。向现实多学习可取法处甚多,何必追求那些与中国传统离得极远的似新实旧的技法走死路。特别是作了教师的,值得帮助他们把国画底子打得好些,前路实广阔。他懂得多些,对学生以后影响大。补救这个教师知识不广的办法,能就国内邀几批人来短期讲学,搞几回示范性展例,所费不大,而影响会相当好。(四十多年前初到昆明那天,我即为梁思成夫妇用他的小汽车把我运到北门街内火药局附近欣赏昆明市风景,一片绿影。这事快五十年还系留在记忆中。想不到在展览室只能看到一些大小棕色圈圈和用死墨作成的画幅。)
▲沈从文先生写给彭荆风的信
沈先生虽然不是画家,但是学识渊博,古今画作看得多,也就能在简短话语中,对当前一些画家脱离生活,闭门造车,以致画作了无生气的缺点,切中要害。
早在1934年他就在《〈艺术周刊〉的诞生》一文中批评了只会带着学生在公园里作画,而忽视了大千世界的颜色与光,点线与体积,以及汉唐壁画、希腊艺术的美术教师们。因为如此会把学画者引入无新路可走的困境。
向古典学习,从广阔的大自然寻求鲜明的色彩和丰富的形象,这是先生对从事艺术的人的朴实忠告。听从者得益,忽视者也就长期难以走出新路。
如今又是近40年过去,沈从文先生也作古多年,再读先生这封看似闲聊却语意深长的信,以及他论述艺术的一些文章,仍然令我感慨良多。
文:彭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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