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的结婚登记和78年前的离婚诉讼,在这里你都可以看到——
▲《延安风景》古元 1943年
今天,15幅延安鲁艺时期的版画回到了中国,这些版画都是出自鲁艺的版画名家之手,在1945年元月,这些版画由毛泽东主席赠送给一位美国飞行员乔治·A.韩伦,如今他的后代把这些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图书馆。而捐赠的过程也是几经波折,密歇根大学的唐小兵教授参与并见证了整个过程——
去年秋天,在美国西北部犹他州的一个山中小镇里,当我亲手触摸到那些版画作品,看到作品衬纸后面粘贴的小纸条,纸条上面有油印的、用娟秀的英文标出的作品标题和作者名字时,我感觉是在触摸一段鲜活的历史,亲切而又凝重,遥远而又清晰。
尤其是当我意识到,这一册版画,很有可能是毛泽东在1945年元月那次宴请中,作为礼物亲手交给韩伦中校和他的战友们时,更觉得这些艺术品是如此神奇珍贵,蕴藏了如此丰富的历史气息。
我们知道韩伦中校一行七人是1945年元月下旬离开延安的,但一直要到当年11月下旬,他们才回到纽约。这年的4月9号,纽约的《生活》杂志,刊登介绍了十六幅来自中国的木刻作品。这也是这家当时极富盛名的图画杂志第一次介绍现代中国木刻。
《生活》杂志分别介绍了延安和国统区的作品,标题分别是“木刻帮助中国进行战斗”和“木刻展现战时生活,”还提到著名美国作家赛珍珠编选的《黑与白的中国:当代木刻选集》即将由纽约的亚洲学会出版。
《生活》杂志所介绍的延安版画作品,均来自鲁迅艺术文学院手印的《鲁艺木刻选》,我们知道鲁迅艺术学院创立于1938年四月10号,距今整整80年,也就是80年前的今天,鲁艺刚刚开学11天!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但人们仍然习惯称之为鲁艺。
因此很有可能的是,当时辗转在印度、北非的美军基地的韩伦中校,并不知道他随身带着的那一册延安版画里,有六幅已经出现在大名鼎鼎的《生活》周刊上。
我现在所知道的,起码有三册不同的《鲁艺木刻选》,每册含有15-16幅作品,在当时,这是送给去延安的外国友人最佳的纪念,不仅方便携带,同时这些作品又包含了很多关于延安生活的信息。
用版画真实记录延安变化
当时在鲁艺讲课和学习的年轻艺术家,大多都进行版画创作,古元就是鲁艺的学生,1938年到延安,还不到20岁,还有比他小两岁的林军,也是鲁艺的学生。他们兴致勃勃地用版画来记录发生在延安变化。他们的作品积极开朗,充满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正能量。
比如说古元的这两幅作品,一个记录的是现代式的婚姻登记,一个记录的是乡村里进行的村官选举。这都是当地农民生活中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事情。也许在今天我们并不以为奇,但在当时,尤其是对当地的农民来说,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创新。正是这些活动,延安的版画家们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来记录、描绘、表现、宣传。
但这两幅作品之间,还有另一层面的变革,那就是艺术家使用的艺术语言的变化。
和《选民登记》比较起来,1943年的《结婚登记》在绘画语言和视觉效果上,就更接近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人物造型更本土化,黑白对比发生变化,画面更加明亮平和。这种表现手法上的变革,实际上体现的是艺术家对自身的定位、对艺术、以及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新的认识。《选民登记》就更多地是使用西方素描的方式来表现质感和造型,而在《结婚登记》那里,整个画面就整洁明亮得多。
艺术语言上的变化,在另一对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戏剧化:《离婚诉讼》。允许妇女离婚,这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古元在1940年和1943年两次以同一个题材来创作,我们从中看到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空间和人物关系,也就是说展现的是不同的现实生活,从而暗示出这个现实发生变化的可能方向和潜力。
古元追求的这种明朗、朴实、简练、甚至可以说含蓄的风格,也体现在计桂森的《纺线竞赛》这幅作品之中。虽然表面上展现的是画面语言和造型构图上的变化,但实际上放映的是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不同认识角度,以及艺术家对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的不同期待。
以舞台演出的形式感来表现集体活动
延安版画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在韩伦这批版画中体现得很充分,那就是对群众场面的戏剧化处理,更具体地说是以舞台演出的形式感来表现集体活动,展现人物间的关系。
这种剧场效果运用得最成功,也是最经典的例子,是古元于1943年创作的《减租会》;这里展现的不仅是戏剧冲突,每个人物既有个性,也有典型性,整个场面仿佛有一部小说为背景,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就是赵树理笔下的人物,也或者说这幅作品可以很自然地延伸为一部小说或者电影。我在写一篇文章曾专门讨论这幅作品,认为其开启了中国现代艺术上的一种叙事模式。其后很多关于政治、文化运动的想象和描述,在某种意义上都受到这个模式的影响。
今天在这里展出的韩伦家属捐赠的《鲁艺木刻选》中,还有彦涵的好几幅作品,都很有代表性。彦涵是鲁艺最早毕业的学生之一,跟古元一样,他的作品也极其丰富,同时在艺术手法上不断创新,积极吸收民间的审美习惯和表现方式。
比如说他的《移民到陕北》和《卫生合作所》,同样是描写群众场面,但采取了大不相同的表现手法,前一幅作品,用并置的三个板块,把新移民安家立业的过程,一一展现出来,既是叙事,也是图解,对当时的边区观众,这个画面可以说是既亲切又新颖。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胡一川,中国新兴版画最早的先行者之一,到延安后在艺术创作上发生的巨大变化。1942年前后创作的《牛犋变工队》,与他1932年在上海创作的反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到前线去》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和效果,从群情激愤的爆发,到一种浑厚凝练的开阔。
让艺术接近并参与生活
延安时期的版画,在现代中国艺术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它衔接并拓展了三十年代初以城市为主要背景,在鲁迅的大力推动下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木刻,同时也对五六十年代出现的视觉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延安的以鲁艺为中心的木刻工作者们,在创作的概念和方法、艺术的生产和传播方面,都在进行着全新的实验。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版画,都没有标号编码,因为当时的版画家绝不会认为他们创作的是待价而沽的商品,版画也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传播的。正因为他们完全以参与者的身份来创作艺术,所以他们会以平实而又积极的眼光,来展现新生事物和新的社会政治主体,在视觉语汇、叙事方式和构图上,大胆汲取本土民间艺术的养料,创造了独特的、既熟悉又新颖的艺术风格。即使在今天,这些艺术品仍然是既熟悉又新颖。
1996年,当代著名艺术家徐冰,为了纪念在中央美院教过他的老师,写下了《懂得古元》一文。“看他木刻中不过两寸大小的人物,就像读鲁迅精辟的文字,得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关于中国人的信息。让我们懂得我们这‘种’人根本上是怎么回事。如果说古元展现给我们的是生活中的中国人,那其他许多人的作品展现给我们的则是话剧中的中国人。”
他接着写道:“在众多的尝试与努力中,以古元为代表的解放区的一代艺术家,却在不为艺术的艺术实践中取得了最有效的进展。“
也就是说,那一代艺术家积极投入艺术实践,目的并不仅仅是艺术,而是要让艺术接近并且参与生活,让艺术在生活中获得新的内容,新的形式。
最后徐冰写道:“我始终都在寻找古元魅力的秘密,原来这魅力不仅在于他独有的智能和感悟,而是他所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不仅是其艺术反映了一场革命运动,重要的是一切有价值的艺术家及其创作所共有的艺术上的革命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前卫’精神。”
我觉得徐冰这段话点到了延安版画的精髓之处。延安的版画在艺术实践与生活实践之间开创了新的关系,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艺术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意义,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其后很多的艺术运动与思潮。我曾经写过一本专著,讨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兴版画运动,将其称为中国先锋艺术的起源。但正是在延安,这种先锋艺术开创了新的空间,有了新的方向,也获得了新的价值,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先锋艺术。
文:唐小兵
编辑:李晨琰
责任编辑: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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