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

中国转型社会学亟待构建能迎面“变动中的当代”新知识体系

转型社会学所面对的是社会转型提出的重要问题。社会转型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系统性特征发生了变动，比如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价值规范系统、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动等。西方社会转型的早期研究，概要地说，提供了三个维度的重要成果：其一是经典社会学家如滕尼斯的文明转型研究、涂尔干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团结研究、韦伯的理性化趋势研究；其二是随着西方社会快速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出现的诸如贝尔的 “后工业社会”理论、贝克与吉登斯的  “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以及根植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在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基础上形成的源于拉美发展的“依附理论”、源于东亚社会转型研究的 “发展型国家理论”；其三是面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实践，由布达佩斯学派展开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转型研究。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发展，相继提出的如以沃勒斯坦的 “世界体系理论”、赫尔德的“全球转型理论”以及阿瑞吉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理论等全球转型理论。这三方面理论的核心视角主要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即结构性力量的变动、社会不平等与社会结构转型以及转型社会文明形态的变动等。可以说，西方理论话语是西方地方性知识的体现。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内涵，既有类似西方的快速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等一些过程，又有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而生成的独特的现代性内核。值得提醒的是，回顾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我们聚焦中国社会转型的讨论尚未形成清晰有效的知识积累，在很多核心问题认识上的学术脉络还不够清晰可见。有学者用西方社会转型研究中提出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分析时，来观察和破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性，由此引发人们思考社会如何建设的问题。虽然我们多少看到了各国的社会转型都有自己的地方性实践经验，但当我们对不同学术知识积累的路径及其社会文化土壤的基础缺乏比较分析时，接续别人的讨论时便少了对这些路径中含有的方法论和这些基础所特有的深层构造的敏感性。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思考，应该放在什么  “时空错落”之中？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很多，但共识却较少。在世界与中国趋于复杂化的互联互通新条件下，如何识别中国社会转型与区域、全球社会的交互关系，我们在推进更高层面的中国理解和世界认识中往往是 “缺席”的。当我们讨论中国特有的现代化历程时，第一，我们必须确立能够有效推进学术知识积累的基本问题域，以及聚焦在基本问题域之中的、从经验到地方认识再到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学术框架；第二，我们应该思考判断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之变化逻辑的依据及其所依托的文化内核是什么；第三，我们还要思考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其文化内核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全球本土化的复杂影响又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体现出哪些综合性、层次性、不确定性等既有社会转型实践所未有过的新特征。总之，我们迫切需要形成具有崇高境界且有向心力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当前的一个任务是能够为贴切反映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机制而肩负起构建学术理论工具的事业型学术共同体。

中国正经历的社会转型是史无前例的，这个社会转型是一个总体性现象，同时又与全球现代性危机及价值多元化紧密关联。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转型的地方性知识，而且当中国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中国转型社会学亟待构建出一套能够迎面“变动中的当代”的新知识体系。这项工作的时效性将首先取决于我们学术共同体能否跳出既有的各式传统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窠臼，能否对社会转型具有系统性的想象力以及能否加快提升新知识生产的综合能力。

找到理解自身社会文化变迁和现代转型的问题域

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要面对的不是某一领域的特定现象而是一个总体性现象，这一总体性现象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总体性社会，而是置身于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的基本背景框架之中。但是，我们很多人对于这种基本背景框架和社会转型的认知，不仅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更是存在着缺少历史意识或时代意识的“去脉络化”问题。当思考难以回到有效知识累积的理论学术脉络中时，就易导致研究失焦，或与社会脱节的思维失效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党的十九大指出，这个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转化。这表明了社会治理更加具有了总体性意义，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被写入了党章，成为了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意味着，党要通过基层党建引领，来带动社会治理开展整体而系统的创新实践，并以在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同时，提升对社会系统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能力，进而使社会治理体制和社会系统都能为化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共识基础。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并不改变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因此，“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将成为转型社会研究的一个重大新课题。

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是 “复合性”的。一方面，要继续解决人类社会中最基础、最古老的如贫穷、就业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最“现代”的命题，如生活品质、治理参与、可持续发展等。我国社会转型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特征，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也面临越来越多不确定性。面对这些新趋势新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一套新知识，这套新知识不仅是超越过去以学科为主的知识系统，而且涉及这套新知识应如何建构的深刻问题。要对中国社会变迁如此快速剧烈作出有效的回应，需要我们将历史脉络所蕴含的时代意识或历史意识作为重要起点，更好地定位当代社会文化新现象。在历史脉络与学术脉络中，找到我们理解自身社会文化变迁和现代转型的目标、视野、方法和思想的问题域。

向现代性理论提出的根本性挑战

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与全球现代性危机及价值多元化紧密关联，这为当代中国的转型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回答，使得千差万别的社会成员能够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体系当中，能够各得其所、各安本分、相得益彰、共存共荣的社会共识是如何达成的问题，而且要清晰地辨识这个社会体系的运行规律。还要能够向世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性在中国与世界的复杂联系中是如何坚持和发展的。因此，创建我们的能够反映如此复杂性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在今天变得尤为重要。然而，我们以往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之变化逻辑的判断依据，不同程度上都遇到了重要挑战。我们对自身文明内核及社会运行法则与机制的研究思考，常被既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下的现代性观念所制约。

在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性问题也在“知识的区域化”与“特定历史的脉络化”这一双重前提下加以讨论。中国转型社会学被视为一个可以相对独立进行知识积累的领域，其现实基础是中国在自身文明脉络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程。当前，全球化的变化逻辑越来越模糊不清，人类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有全球性。我们不仅深深嵌入到深度全球化进程，而且参与到全球性“思维失效”的焦虑之中，不论国际或国内学界，研究者多半充满着焦虑与不安，因为国际学界近几十年的努力也没有对认识与回应全球性问题有更显著的进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现代性被作为一种 “另类的现代性”而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中国现代性实际上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所谓“单一现代性”的神话，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多元现代性的一部分。（王宁，2011）

早在1920年代费孝通先生 《江村经济》里谈及的姐姐费达生的社会实验，即已看到中国人所践行的“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现代性如何既保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又不失世界性，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选择，变革的道路首先离不开中国社会最深处的社会文化土壤。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从未停止过对西方中心的现代性的抵抗，这种抵抗性深藏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脉络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汪晖，1997）

一个世纪匆匆而过，如今，当我们站在中国和全球关系相互变革与适应的历史新起点，来思考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总结及其理论构建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描绘中国所走过的现代性历程并评判其得失？如何在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危机中持守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同时为当今世界现代性发展贡献中国道路所依赖的中国智慧？这需要对我们的现代性问题的由来及其历史发展轨迹有清醒的认识，更紧迫的是加快提升我们思维方式的更新能力。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国的迅速发展向现代性的理论考察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挑战，当我们谈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性时究竟应在何种“时空错落”中加以考察和认识，这是一个必须予以剖析的基础性命题。

要发现各种社会转型间的交互关系和依存机制

当中国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中国转型社会学亟待构建出一套能够迎面 “变动中的当代”的新知识体系。这套新知识体系既要能够使世界看到 “中国在世界中”的中国理解是什么，又要对“变动中的当代”所蕴含的整体性问题作出有效的中国认识。但是，我们很多人不仅欠缺对中国社会转型历程的整体关照和深刻洞察，而且常常被既有观念和认识所限，或无意识或有意识地陷入了 “另类现代性”的陷阱之中，从而妨碍思维创新和有效处理 “变动中的当代”新课题的新知识生产。

所谓 “另类现代性”，从其概念的初始意义而言， “另类”即透射出西方中心的视角，其本质上是一套 “分类”标准意在强调对某种标准化的偏离。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对现代性分类概念的既有认识上，就无法理解当代普遍的全球性跨界现象。从1970年代末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性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危机日趋严重。全球性问题不仅仅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负面后果，全球性问题的凸显让我们看到全球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各经济体、社会、自然环境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让整个世界前所未有地互联互通起来。但全球化利益并未惠及每个国家，这对全世界的社会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全球化的特征中既有 “逆全球化”的 “再全球化”，也有 “各国为己”走出 “传统结盟”格局的全球化。在这样一个新老机制叠加交错、复杂重组的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区和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转型新挑战，而这些新挑战的生成机制有着一些共同的原因和相似的表现，一如全球化在思维方式和战略战术上从来就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应对这些新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对影响未来的全球化趋势有更深刻的洞察，而且将首先取决于我们学术共同体能否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窠臼，能否对社会转型的具有系统性的想象力以及能否加快提升新知识生产的综合能力。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全球事务的新时期，生产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贸易、投资和全球性生产网络的进一步强化等新趋势将会改变和影响我们的未来。如果人们难以洞察和把握自身的当代际遇和历史命运，就难以回避现代性、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及其内在关系中所隐藏的深刻危机。我们亟需构建的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以便超越既有的思维惯性和西方与东方这种  “二元”思维逻辑。在与国外前沿学者的沟通和对话交流中，我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很想看到中国将如何向世界诠释自身的新角色，中国将如何向世界阐释自己所倡导的全局观和世界观；他们非常希望这个阐释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中国是如何践行其国内“五位一体”的均衡发展，以及在这个践行中是如何与国家间、区域间、世界等多维多层次建立并发生联系的。特别是在现代性理念的价值观层面上，或许更需要我们在“多元世界观”的认识基础上，超越“各国为己”而寻求共享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这一挑战，需要得到中国社会科学者以更具创新思维的想象力和综合性的超越能力来对正在浮现中的“多中心”与“多元现代性”的世界，提供理解“我在世界之中”的中国理解。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的全球化，都是各种几乎同时发生的社会转型之间相互强化、相互影响又相互依存的过程。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当代构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此过程中发现各种社会转型间的交互关系和依存机制。现实中，这些机制常常是难以“意会”的，我们深感这个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作者：李友梅（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 编辑：单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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