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墙报到《文汇报》，小说《伤痕》问世的故事
40年前的盛夏季节，作为我国“伤痕文学”发端之作的短篇小说《伤痕》，在上海《报》上发表了。粉碎“四人帮”一年多后兴起的“伤痕文学”，使一度被禁锢的小说创作和整个文坛出现了生机。本文要讲述的就是小说《伤痕》问世的故事。
复旦校园出现了一件新闻
1978年4月末的一天，时任《报》文艺部负责人的钟锡知在办公室里迎来了一位客人，她就是当年的上海知青、时任安徽蒙城县委副书记俞自由。钟锡知1973年去安徽采访上海知青时，与他们中的几位结下了友谊，他们回沪时，总要来看望他。
这天，俞自由和钟锡知见面后，略一寒暄，就兴奋地说：“你听说复旦大学出了一件新闻吗？”
“什么新闻？”记者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听到新闻。
“复旦中文系墙报上登了一篇小说，很多人跑去看，有些人一边看一边流眼泪。”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次回来碰到孙小琪，是她说的。”孙小琪当年也在安徽蒙城县插队，她也是钟锡知去采访时结识的朋友，这时她是复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那么请你帮个忙，请孙小琪把小说弄来给我看一下。”
三天后，孙小琪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从复旦赶到了报社大楼，把带来的小说稿交给了正等候着她的钟锡知。她介绍说：“卢新华是我们中文系的一年级同学。入学后每个同学要给墙报写一篇作品，卢新华写的就是这篇小说《伤痕》。这两天跑来看的人越来越多，墙报前热闹得很，大家还议论纷纷。”
“大家议论什么呢？”钟锡知问。
“有人说，这小说是瞎写，写的都是社会阴暗面，要闯祸啰！有人反对这种看法，说这不是瞎写，在实际生活中就是有这样悲惨的事，作者现在大胆地写出来了……”
送走了孙小琪，钟锡知很快看完了这篇八千字的小说。小说叙述了一个悲情故事：“文革”年代的女青年王晓华，在她的原本是革命老干部的母亲被打成“叛徒”后，痛苦地选择与从小相依为命的母亲决裂，去农村插队。因为是“叛徒”的女儿，她备受歧视和打击。8年后，重病中的母亲获得平反。当女儿赶回来时，饱受精神创伤和疾病折磨的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眼睛却还半睁着。在女儿痛彻心肺的一声哀呼中，母亲闭上了双眼。小说情节简单，描述朴素，但读着读着使人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并引起深深的思索。
钟锡知：
为公开发表《伤痕》开路
钟锡知凭着他的新闻敏感，意识到小说触及到了“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开始醒悟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许许多多的干部和青年带来了严重的创伤。这是一篇难得的很有价值的作品，对文艺创作的某些禁区有所突破。
然而，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两个“凡是”的观点还甚嚣尘上，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要发表这篇小说必然会经过一番周折，发表后很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政治风险。钟锡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当我决定要为小说的公开发表开路的时候，我的心加快了跳动，我感觉到了这件事的分量……”
▲钟锡知
接下来的几天里，钟锡知把小说稿交给周围的同志看。大家褒贬不一，有的明确说不宜发表，有些同志对它表示肯定，资深的文艺记者路远则坚决主张公开发表。在邀请作者卢新华来报社见面时，钟锡知听他说了《伤痕》已遭国内一家知名文学刊物退稿，还看到了退稿信上写着“不拟发表”的字样，但这并没有动摇钟锡知要为发表《伤痕》而努力的决心。与卢新华的交谈中，钟锡知问他：“作品中的王晓华是不是你自己？”卢新华说不是，他的家庭是小职员，小说的题材是他从“文革”中很多家庭的遭遇中概括出来的。写这篇作品时，他好几次流过泪。他本想把结局写成大团圆，但后来不由自主地写成了悲剧结束。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到了5月下旬，“文革”后首次召开的中国文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钟锡知作为上海唯一采访此会的记者，随上海代表团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他身边带着小说《伤痕》的稿件。
晚上在餐车里，钟锡知恰好与时任上海市文联负责人钟望阳、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刘金同桌，就向他们介绍了《伤痕》和作者卢新华的情况，并把稿件递给了他们。第二天清晨，他们又在餐车里见面了。刘金说：“我和老钟都看完了这篇小说。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小说，完全应该发表。”钟望阳表示同意，他还说：“如果你们《报》不发，就给我们《上海文学》吧。”
在后来几天里，钟锡知又把小说稿给了作家吴强、文艺理论家王朝闻等几位文艺界重量级人物看，他们都表示肯定和支持公开发表。钟锡知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时说：“我万万没有想到老作家们对这个题材敏感的作品会有如此快速、明朗的反应，他们对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的肯定，是如此不计后果，不计功利，使我心头升起对他们深深的敬意。我想我们报社同志应该尽最大努力，不让作品的公开发表胎死腹中。”
钟锡知回到上海后，就郑重地向总编辑马达推荐了小说《伤痕》，并告知了已经征得的报社内外相关人士对《伤痕》的看法。
马达：
审慎做好发表前的准备
马达经过认真思考，充分肯定了这篇小说。他以敏锐的目光、勇于担当的气魄，做出了公开发表《伤痕》的决定。他要求报社编辑部为《伤痕》的发表做好准备工作。所有编委都收到了小说清样，专门召开了记者、编辑座谈会。主管报文艺宣传的副总编辑唐海和主持报纸评论工作的编委全一毛都对发表《伤痕》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细心周到地布置了要做的工作。如在文艺评论版推出“关于题材多样化问题的讨论”，探讨如何正确处理好文艺创作中歌颂与暴露、光明与黑暗的关系等，为发表《伤痕》冲破创作方面的某些禁区作“铺垫”。
钟锡知还请作者卢新华来报社一起商量对稿件作些修改。据卢新华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一共修改了16处。他列举了印象较深的4处，其中3处是把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对场景的描写改得更光明一点，积极一点，还有一处是称谓上的小改动，其余则都是文字上的小修改，总的来说改动不多。卢新华认为，这是“真实地反映出《报》同仁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来发表《伤痕》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极其细致和负责的精神”。
▲卢新华
▲卢新华与“伤痕文学”代表人物刘心武、王亚平合影
▲卢新华（中）将《伤痕》原稿捐于母校复旦大学
在完成这一系列工作后，马达为慎重起见，决定将稿件清样送给市委宣传部主管上海宣传战线的副部长洪泽审阅。只隔了一夜，洪泽就以书面意见表示支持小说公开发表。于是，唐海和钟锡知一起商定，8月11日在《报》副刊“新长征”(后来改为“笔会”)上，以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这篇大学生作品《伤痕》。作为《报》元老、富有办报经验的唐海说：“如此审慎地对待一篇文艺作品的发表，在《报》历史上还没有过。”发表前一天，唐海还叮嘱钟锡知，要反复看一遍，再看一遍，当心出错。负责最后把关的钟锡知，一直到出报当天的凌晨三四点钟才回家。
王元化：
《伤痕》直接触动了“文革”
小说《伤痕》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这恐怕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当天的《报》被争购一空。许多单位内的广播台播送了这篇小说，小说的情节一时间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机关、学校、车间到处议论纷纷。小说作者所在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为此专门安排三节课的时间开展全系大讨论，会场挤得水泄不通。
全国有20多家报纸、电台转载或广播了《伤痕》。2个月里，报社和作者共收到两千多封读者来信，很多人在信中诉说了他们在“文革”中的类似遭遇。最奇的是陕西省电力设计院，一位也叫王晓华的干部来信询问，为何《伤痕》写的都是他家的遭遇，可他是男的，他与卢新华素不相识，等等。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小说引发了成千上万读者的泪水，触动了他们在十年动乱中蒙受的创伤，也使他们惊醒而意识到自身的伤痕。
《报》在《伤痕》发表后，又组织了多个版面刊登有关《伤痕》的讨论。这些评论文章的作者，既有著名作家、评论家，也有工人、教师、学生、战士和知青等。组织这样的讨论，更扩大了这篇小说的社会影响，深化了它对于文艺创作的积极作用。《伤痕》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著名学者王元化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伤痕》的发表“直接触动了‘文革’本身”，“《报》倘没有新闻的敏感和职业的正义，是不敢发表这篇正在（复旦校园）引起很大争议的作品的”。是的，当年《报》为发表《伤痕》作出贡献的几位新闻界前辈，是令人敬佩的。
俞自由后来赴美深造，获博士学位。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孙小琪长期担任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散文作家。
来源：《上海滩》杂志
编辑：施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