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活里有许多包裹起来的秘密，小说家用魔法打开

“冬天，在紧闭的室内跳舞，如果门开了一道缝，光线便特别强烈，屋里的人会感到目眩……”恰如作家唐颖《冬天我们跳舞》书中的这个意象，作家本人也在多年创作中孜孜不倦地为纷繁都市生活打开一道道缝隙，让更多人性的秘密被照亮。

为何深耕都市尤其是上海题材？“这里是我常年生活的地方，我的故事主要背景发生在上海。要让人物有说服力，必须给出具体的生活场景和前史。当然，大都市的时尚只是表面，城市所经历的过往必须被记住。”唐颖期待，多年后读者回忆起上海三四十年前的模样，能从她的小说里找到共鸣。

唐颖《上东城晚宴》和《冬天我们跳舞》先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日前，在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研讨会上，“善于讲故事、可读性强、细节鲜活”，是不少在场评论家对唐颖小说的集中感受。作家金宇澄记得，唐颖小说《红颜》最早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后被改编成电影《做头》，“城市生活是转瞬即逝的，她的写作试图将城市不同角落的细节和人物性格、声音乃至味道保存起来，就像给这片区域、这种生活盖上一个玻璃罩子。如果没有这种写作，当时的交际言谈、场景就很难复活了。”

比如，《套裁》保留了布票买布时代的“套裁”方式，“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懂什么是套裁了，那是上海人的一种巧妙发明，买一块宽门面的布可以套裁出两条裤子，小说家的生动记录和历史书里的词条完全不同。”金宇澄说，唐颖的小说丰富了人们对上海的认识，城市的秘密是被包裹起来的，但唐颖对都市生活、男男女女的秘密，有着天然的敏感。她的小说强调了城市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也是对乡村文学传统的有力补充。

无论是《上东城晚宴》讲述华人艺术家在纽约这个光鲜亮丽又冷酷无情的城市里拼尽最后一分力气，还是小说集《冬天我们跳舞》书写上海女人内心世界和情感生活，无不从日常生活的多角度书写了都市人的喜怒哀乐。那些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女子，带着人间烟火气，进退有度。在学者陈建华看来，唐颖从自己在上海的生活经验出发，充分调动生活积累，对于历史、对于文化的反思非常明显，从感情的纠葛中投射命运的沉浮。“唐颖讲故事的本事很大，她的亮点是大众路线，讲故事好像拍电影一样，可以说有套路，也没有套路。”

这种“本事”的一个亮点，就是在有限的空间或器物上做足文学的文章。评论家木叶观察到，《做头》的戏剧冲突集中爆发在一个不大的理发厅，围绕怎么做发型的各种细节活灵活现，此外，《当我们耳语时》《冬天我们跳舞》分别在传递爱情字条、小小的跳舞舞厅里腾挪，进而把情感进行放大和转移，以小见大。

除了擅长描写都市女性的生活、情感、心理与命运，评论家李伟长认为，这些凸显女人的小说里也写了一群非常有质量的男人。从《名媛》里的德鲁，到《随波逐流》的秦公子，这些男人就像小说中的比喻“受潮的木头”——一开始是方正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受空气、湿度等原因影响，木头开始慢慢变形，扭曲。就像这些角色在跟时代碰撞的过程中，慢慢形成各自不同的与时代相处方式，可能像木头一样慢慢失去光泽，也失去它原来该有的方正的样子。

“文学展示人无法解决的困境，并探索人性的幽暗之处。我努力使小说具备这种超越时代和地理的人之困境的共鸣。”唐颖说，城市是文明生活的载体，城市人的爱情也比以往的传统社会更为复杂，情感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深刻也是最脆弱的关系，“一部文学作品不是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而是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历程，让你获得感动、认同和释放，也许还能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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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我们跳舞》后记访谈节选

王雪瑛：你的小说常常以具体的生活，生动的情节，真实的人物吸引着读者，但你没有满足于完成一个可读性强的小说，你很注意思考人物和时代的关系，《套裁》（《上海文学》15/5）《当我们耳语时》（《收获》14/1）《名媛》（《收获》13/3）《女生倦了》（《收获》12/2），你以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呈现着人物和时代的关系，这是你小说创作鲜明的特点？

唐颖：是的，这四篇小说有很鲜明的时代印痕。其中《套裁》和《女生倦了》，完全是以故事形态讲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个人遭遇，命运转折是从微小的事件，从隐秘的角落开始，却加速度地朝前发展，仿佛人物在盲目朝前跑，到了悬崖边已刹不住脚。一叶知秋，那个特定时代像命运的咒语，你将如何逃避？《名媛》和《当我们耳语时》是站在现在的时空回望，你看到七十年代发生的一切，一直在发酵，在人们的内心，也在小说的人物关系里，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对此，我有着深切的悲悯。

王雪瑛：时代的激流渗透进人物的生活，改写着人物的命运。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悲悯由此而生。回味你的小说，我想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真正的生活，最终澄清和发现的生活，为此被充分体验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学。”

唐颖：生命在飞速流逝，沉沦在日常里，被消耗了许多时光毫无意义，写作让你有机会记录值得铭记的片刻，用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说法是，写作的能力变成了一种盾牌、一种躲藏的方式，可以立时把痛苦转化为甜蜜。

王雪瑛：博尔赫斯发表了 《创造者》，以荷马的失明隐喻自己失去一生所爱，没有一个命中注定的女性与他同行。他无法成为勇士和情人，失败造就了诗和诗人。有评论家指出这是多么悲哀的领悟：写作只是一种替代的行为，它的源头是无法被满足的欲望。也许疼痛是人生丰富的体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疼痛，有思索，由思索抵达深刻，你以为如何？

唐颖：是的，没有疼痛就没有感悟，由爱破碎或爱缺失带来的疼痛却给精神输送营养，激活了神经的麻木部分，痛苦可以健全人格，学会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接受有缺憾的人生。我想，作家是敏感的人群，脆弱而易受伤，写作的初心是为自己，失意，不快乐，写作成了最有效的自我疗伤，然后，成为了生活方式，是写作让你学会审视和超越，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生命意义。

王雪瑛：读你的小说似乎从来不用担心可读性，可读性是你注重的小说品质吗？

唐颖：说到可读性，有个如何讲故事的问题，我擅长讲故事。在我幼年，父亲曾自学英语手边有一些英语注释读物，都是西方经典故事，包括莎士比亚的戏剧和王尔德的童话以及马克吐温的小说，每晚睡前父亲拿着英语书，用上海话给我和妹妹讲故事，他语速很慢，嘴里含一颗粽子糖有滋有味的感觉，我和妹妹的糖才进嘴就被无情嚼碎，我常常要求父亲张开嘴，给我看看粽子糖的状况；一边还要催他快点讲结局，快点把糖嚼碎，总觉得是那颗糖拖慢了故事。父亲不受干扰，他是个幽默的人，含着粽子糖照样慢吞吞地讲，每次只讲一段，每次总是留下一个悬念，无论我们怎么着急，他都笑咪咪的故意答非所问，绝不会剧透。后来我也学会这一手，我讲故事讲到让我周围的同学都去看我讲过的书，然后抱怨有些情节书里好像没有，我已经在创作了，即便有的同学和我看过同一本书，仍然让我再讲一遍给他们听。所以，说到我的写作，这是受父亲当年讲故事的影响。

记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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