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十九妹》作者萧逸说：如果武侠小说在这个时代消失，那将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武侠小说历来喜欢排英雄榜，如四大宗师“金古梁温”；又如“不读金古柳，枉在世上走”；还有“南金北萧”一说。“南金北萧”南金指金庸，北萧就是萧逸。萧逸本名萧敬人，原藉山东荷泽，与金庸原藉浙江海宁正好南北相对，因此得名。

1985年古龙去世，2009年梁羽生去世。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去世后，新武侠四大宗师在世的只剩温瑞安一位。而11月19日，萧逸去世，“南金北萧”都不复存在。不少网友点评说“武侠已不在”“一个时代过去了”。在上世纪80年代的鼎盛之后，名家一一凋零，武侠没落了吗？

萧逸父亲是抗日名将萧之楚，从小家庭环境优越，再加上家规甚严，因此没有沾染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但他本人也曾谈到，为何武侠作者容易早逝。

与萧逸同时代写作的著名武侠大家：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私下都是很好的朋友。其他几人有些比萧逸年纪更小，比如古龙比萧逸还小一岁，但都英年早逝。卧龙生67岁就去世，古龙去世时年仅48岁。为什么他们会走得这么早？

萧逸表示其中原因可能是“酒色财气”，而如温瑞安这些较为长寿的作家，都“不烟不酒”，温瑞安已经三十多年滴酒不沾，萧逸本人也烟酒不沾。

萧逸说，作家一向给别人的印象就是风流成性。但这个风流，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风流，而是“君子尚风流”，风流是君子的美德。是“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真名士自风流”。而另外的原因，可能就是文人白天睡觉、晚上写作，作息不规律，还容易沾上“酒色财气”。

但即使文士早逝，武侠作品的流传照样也能让侠义长存，推动其他人的侠行义举。萧逸认为，武侠小说诞生在武侠精神越来越远的时代里，本身就有悲剧的趋势。但死而无憾。相反，在一个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世界，如果侠士在此终老一生，那才是他最大的悲哀。新武侠小说可以用不同的笔法，可以融合进侦探、科幻等因素，但最重要的，侠士具有的侠义思想，千万不能丢掉。

正如温瑞安也曾否认“武侠已死”的说法，“神州在，侠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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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我的武侠

萧逸（发表于《文学报》）

我已经有十年没写小说了，尤其是在暖风吹得游人醉的美国洛杉矶。但现在不出来不行了，“武侠”精神离人们越来越远，尤其对年轻的朋友来说。

当年在台湾我们一起写作的几个人: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和我，也是当时台湾最“叫座”的五个作家，私下里我们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但一阵春风过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中有的年纪比我小，比如古龙，比我小一岁。按照现在医学的发达程度，他们走得都蛮早的。前几年，卧龙生67岁的时候去了。为什么他们会走得这么早？我想，作家一向给别人的印象第一是风流成性，第二是酒色财气。“风流”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一向对风流有误解。“君子尚风流”，风流是君子的美德。“风流”应该是一种气质、一种态度，并不仅仅在一种行为。“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真名士自风流”。自古以来，“风流”是为人高标的品性。作家一定要有风流的气质，否则没办法去感动别人、影响别人。但“酒色财气”就不好。大家印象中，文人白天睡觉、晚上写作，生活不规律，这样违背了自然法则。60岁之后，我比较多去研究《易经》等阴阳学说，日夜规律要绝对遵循，不能颠倒生活。一个不健康的作家，写不出健康的东西。我历来写作从不熬夜，并且烟酒不沾。

说到写武侠小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我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从小家教很严，但在我身上，先天就有写武侠的某些因素。我特别喜欢打抱不平，同情弱者，又特别感情用事。这些因素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来，我常常跟一些家境贫寒的孩子一起玩，把家里吃的东西送给他们。十岁时，我家在南京，跟一个家里很穷的小孩交上了朋友，他每天到冰厂领冰棒去卖。因为是朋友，我每天也跟着他，帮他背冰棒箱，大街小巷叫卖，整整一个暑假，一天也没中断，到现在我还会吆喝。一个暑假过去，我自己却染上伤寒，在医院里住了半年，休学八个月。

那个时候没意识，现在想起来，那些点点滴滴，好像我命中注定特别有侠义的思想。我走上写武侠的道路，主要还是受父亲一个老副官的影响，他没有从军前是说山东快书的。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一放学，就把他拉到书房，听他讲小五义、罗通扫北等故事，听得如醉如痴。南京念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看武侠小说，到了台湾以后，武侠小说更是风行。当时比较有名的像还珠楼主，郑证因，朱贞木等人的书，我几乎全看了。这似乎注定了我将来走上写武侠的不归之路。

我这一辈子，曾经上过海军军官学校，中途休学，上过中央理工大学，也不成，甚至一度我还考过空军军官学校，好像游戏一样，自己都不知道以后要走哪条路。我做梦也没想到，在武侠小说风行时，为多挣一点零用钱，就写了第一部小说《铁雁双翎》。这部小说出版之后，马上被香港的电影公司拍成上下集的电影，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我跟武侠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路走来，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从23岁时起到现在，我没上过一天班，没做过一件写作之外的事，也没得过一笔文字之外的收入。可以说是真正的职业作家，一路走到底。

“有武无侠”很可悲

我一直都说，“武”是尚武的精神，“侠”是伟大的同情。并非一定要有武功才是“侠”，文士照样也能是“侠”，只不过具有侠义思想的人若会武功，就更能推动他的侠行义举，如此而已。

“侠”是我们的国粹，战国末期发源于墨家。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一辆车，“侠”和“士”就是它的两个轮子，不可分离。所以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出儒入侠”，文人出去向来也是“琴剑一肩”。并且，“侠士”也是中国唯有。日本虽有武士道，但也只能称为武士，西方有些人虽被冠以“侠”名，但也是由我们中国人翻译过来的，他们都没有中国“侠”的定义。

司马迁在《史记》里把“侠”定位得很清楚，“侠”是同情弱者，与穷人共呼吸，反抗暴政，哪里有黑暗，哪里穷苦，哪里民不聊生，哪里就有侠士。最黑暗、最不幸的时代恰恰是侠士诞生、出现的地方。武侠产生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这也注定了侠士未来的悲剧结局。

谭嗣同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侠客。他会武功，但不用自己的剑去做任何事，而用“侠”的义气去推翻暴政。戊戌政变，他早知道慈禧太后要去抓他，但没有逃跑，坐以待毙，还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最后殉道。再看我们的江湖女侠秋瑾，她何尝不是这样？在就义前，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是多高的情操？为义而捐躯。

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国魂所在，侠魂所在，在国外很少看到。所以，我说“侠”诞生在这样的时代里，本身就有悲剧的趋势，但死而无憾。相反，在一个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世界，如果侠士在此终老一生，那才是他最大的悲哀。

对有这样生命高标的侠客，每次我下笔写他们时，心里肃然起敬千层感。我绝不敢游戏，让他们胡乱打杀一阵子。当然武打也很重要，因为没有很好的武功来做陪衬，就不是成功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离不开幻想，但幻想里要突出真诚。

我常常讲，一些西方好莱坞影片和港台影视剧，灌输给我们的恰恰相反，他们所谓的武侠片、武侠电影，就是打斗而已，打得层出不穷，再也翻不出新花样。如果我们的年轻人所接触的武侠仅仅是这些，我觉得很可悲。他们没有接触到正统的武侠思想，失去了追求正统的渊源，甚至更年轻的小孩以为乾隆皇帝的武功比康熙皇帝的武功好。你能怪这些孩子们吗？虽然电影电视打上“戏说”的名，但这种错误多了之后就变成了真，尤其对那些刚刚开始启蒙的孩子，他们以为这就是侠士。如果这一代孩子长大成人，再把这些灌输给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历史将被混淆到什么程度？我们的侠义精神将被混淆到什么样的地步？想到这里，真是一身冷汗。

作为一个武侠小说作家，我之所以声嘶力竭地到处呼唤，就是要唤回真正“侠客的灵魂”，这绝不能轻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每一条都是武侠所遵守的。中华五千年的道统思想，几乎在武侠小说里都有体现，绝不仅仅只是一场打斗。如果一部武侠小说、一场武侠电影，看过之后只是一场热闹，那大可不必。我常讲，任何一种类型的小说，都可以只讲究艺术的成就，唯独武侠小说不可以这样，除了要好看，还要侠义精神在其中，如果没有侠义精神作为骨干，就不配称为武侠小说。

我们的“侠”道一以贯之，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现在，被历代的人民所喜爱，就是因为其骨子里是伟大的同情，是为贫穷者、无助者呼唤，是向强权抗争，是舍身为广大的贫苦大众谋取福利，这才是武侠最正当的坐标。舍弃这个思想，我觉得都不是武侠传统的价值。侠士所用的“剑”本身就不是杀人的兵器，剑，拔出来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阴阳调和，正气。我的小说中的侠士，最正派、最厉害的永远是用剑，绝不用旁门左道的奇怪兵器。

再看中国的侠士，跟日本的武士道绝不相同。虽然日本的武士道也讲忠，甚至准备随时切腹自杀，但只是愚忠。与中国武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凡事听从君主。如果是忠心爱国的人，这可说是忠义，如果他的君主是昏君，那不是助纣为虐了吗？而我们的侠，永远不会向权势低头，永远站在穷苦大众一边，来去自如。如果要做的事违背良知，他宁可自杀也不会为昏君去做，而为了那些需要自己帮助的人，他会竭力去做每件事。

这就是我们的武侠跟世界上其他任何武侠不同的地方，几乎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侠士。我们何其荣幸，能进入到这样一个传统中。我们历代的思想，岂能轻轻就将其放弃？岂能跟哗众取宠的打斗混淆在一起？

我常说，如果武侠小说在我们的时代消失，那是我们民族的一大悲哀。所以我一再呼吁，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还想继承，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一以贯之的侠道精神。甚至，新武侠小说可以用不同的笔法，可以融合进侦探、科幻等因素，但最重要的，侠士具有的侠义思想，千万不能丢掉。

编辑：吴钰

责任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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