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柳鸣九在法国巴黎萨特墓前
“一个研究资料文库,一个理论园地,一个作品文库”,即“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西方文艺思潮论丛”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这便是柳鸣九为重新评价西方20世纪文学所提供的基础而充足的论据、论证。
《萨特研究》是“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创刊号,此后还有《马尔罗研究》《新小说派研究》《尤瑟纳尔研究》等。
“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柳鸣九至今都不知是哪位原创者把这顶颇有分量的桂冠送给了他,不过,他大大方方领受了:“这并非信口开河、胡乱吹捧,而是事出有因、有根有据。”
早在1955年,萨特曾携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访问中国,但未安排任何学术活动。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毕恭毕敬的妓女》早在“文革”之前就被译成了中文,但前者艰深,柳鸣九猜测“读懂它的中国人大概不到一个营”;后者并非萨特的代表作,仅仅是投合了当时国内的反美情绪。柳鸣九认为,一个作家真正进入另一个国家的主要标志应该是一定程度的本土化。
▲上世纪80年代,柳鸣九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寓所
如何使萨特本土化呢?柳鸣九至少做了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是我在《萨特研究》的序言中所说的,要‘撩开萨特那些抽象、艰深的概念在他的哲学体系上所组成的厚厚的、难以透视的帷幕’,不‘撩开’就无法使中国接近萨特。另一方面,要标出‘入境’的‘口岸’‘着陆点’,使此‘舶来品’契合本土的需求,萨特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显示了其作为‘舶来品’的有用性、效应性。”
萨特是在他逝世两个月之后,以其“自我选择”的哲学思想“入境”的,其标志是1980年7月号《读书》杂志发表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萨特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柳鸣九的呼声犹如石破天惊。
次年即1981年,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出版。该书翻译了萨特《苍蝇》《间隔》《恶心》三部哲理文学作品与《为什么写作》《七十岁自画像》《答加缪书》三篇重要文论的全文,分述了萨特其他八部重要作品的内容提要,编写了相当详尽的萨特生平创作年表与相关两个作家即波伏瓦与加缪的资料,挑选了法国文坛对萨特的评述文章及萨特逝世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应。全书篇幅近50万字,构成一个相当高质的“拼盘”。其2万字长篇序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为《给萨特以历史地位》。
该书经纬纵横、点面互补地描绘出一幅历史社会与文学发展背景上完整的萨特画像,出版后大受读者追捧,一时颇有“洛阳纸贵”之势。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以“自我选择”的方式,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创造,让经过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进行反思。
“萨特热”也经历了潮起潮落,但柳鸣九坚信萨特“自我选择”的精神展台不会无人问津,“只要人类的主体意识取向、主体实践活动存在一天,就会对这种积极进取的哲理有所需求。”
柳鸣九的新书《友人对话录》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该书序言中说:萨特的“自我选择”哲学是对个体意识的承认、尊重、强调,契合了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在个体精神和主体意识上的甦醒。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如果没有个体意识的渐醒、个性特征的张扬、个人价值的实现,就不会有主人翁意识、主观能动性、人民主体地位和公民权益的被尊重,也不会有“我的青春我做主”“有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更不会有“人民的梦”“中国梦”……
倡导翻译新标准
柳鸣九被学界谑称为“重新评价专业户”,在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重新评价萨特和存在主义、重新评价左拉和自然主义之后,他近年来又开始重新评价“信达雅”。
“信达雅”是《天演论》译者严复于1898年提出的,“求其信,已大难矣!信达而外求其尔雅”。100多年间,“信达雅”三标准引起多次争论,遭到各种质疑。直译说、意译说、硬译说、信达切、“忠实、通顺、美”“自明、信达、透明”……各种新说法欲取而代之。
鲁迅特别强调 “信”,主张硬译。鲁迅的精神地位和学术地位,使其倡导的“硬译”二字成为一两代译人心中的译道法典。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大教授高名凯把硬译术愚忠似地用到极致,结果被撤了教席,所译的几十本巴尔扎克的书全成了废纸。
柳鸣九不建议用“信达雅”三个标准来泾渭分明地衡量翻译的优劣:“在译界,一方面形成了对‘信’的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形成了对‘信’的莫名畏惧,在它面前颤颤惊惊,生怕被人点出‘有一点硬伤’。对‘信’的绝对盲从,必然造成对‘雅’、对‘达’的忽略与损害。”
2017年11月12日,柳鸣九在中国大饭店组织了“译道化境论坛”,邀来10多个语种的36位翻译家共同探讨外国文学名著翻译新标准。众翻译家颇为推崇的是钱锺书的“化境”说。
1979年,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钱先生对“化”做出如下解释: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他同时也坦陈:“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2016年,柳鸣九去欣赏慈善音乐会(摄/江胜信)
“化”不可实现却可追求。“其实,如果还原到实践本身,似乎要简单一些。”柳鸣九的方法是:“先把原文攻读下来,对每一个意思、每一个文句、每一个话语都彻底弄懂,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彻。然后,再以准确、贴切、通顺的词汇,以纯正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简而言之,翻译就这么回事。”
记者手记:柳鸣九的“沉思之亭”
长期以来,柳鸣九有一个习惯,每当他有一种新书出版问世,他总要把第一本样书放入书柜以备观赏。最初, “展品”只占书柜一层,随着岁月的流淌, “展品”不断增加,一层变两层,一个书柜变成两个书柜。
不论是什么时候,坐在沙发上,面对着这两个书柜,柳鸣九总有赏心悦目、沾沾自喜之感。“疲惫时,我在这里得到酣畅的休息,恢复了元气;苦恼时,我在这里得以豁然开朗,如释重负;陷入困顿或遭到打击时,我在这里获得温馨的慰藉与安抚;无所事事时,则在这里又获得起步前行的方向。因此,这儿是我的‘绿洲’、我的‘家园’、我的‘疗养胜地’、我的‘加油站’……”
这儿也是柳鸣九的“沉思之亭”。几十年前,柳鸣九在巴黎枫丹白露见过一座圆筒状的小亭,听说那是拿破仑常去独自沉思的处所。柳鸣九将眼前的这两大柜子书视作一份清单、一份劳绩、一个过程。“它面前的这个空间,自然成了我的‘沉思之亭’,它标明意义与启示,唤起往事与回忆……我劳故我在,这也是我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本质。”
作者: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策划:陆正明
图:除署名外,均受访者供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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