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中国古代城市地理有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在现今城市建设普遍强调保留历史记忆、保护历史遗存的背景下,我们怎么对待传统经验和特色?
唐晓峰:历史地理学一般研究城市的两类体系,一个是环境体系,另一个是规划建设体系。环境体系是因地而异,没有一套完整通用的体系。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倒是有较一致的
体系特点,那主要是指都城建设。如果把《考工记》中讲的那段话做一个抽象的归纳,可以作为都城规划体系的要点,即方正外形、正相交的街道格局(英文称grid)、中轴对称、朝宫居正位。
今天的城市建设不可能再遵循《考工记》的原则,但在一些文化特征上,可以保留传统风格,这也包括社区格局。北京的胡同社区、院落形态都有保留价值。街道景观也可以采用传统要素,如牌楼、灯饰等。
城市还有一个体系,即城市群构成的体系。古代城市那么多,不会是一盘散沙,但是体系的问题又不是凭外观就可以说定的,需要用社会科学的各种判断方法去揭示体系中的机制。外观可以类似,但性质可能完全不同。比如,运河两岸的城市,因为运河具有社会体制特征,其沿岸的城市可以成为体系。但是天然河流两岸的城市就未必,因为天然河流不一定具有社会体制功能。所以,城市体系存在与否是需要论证的。目前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对于单个城市区域的研究比较成熟,而关于城市群的体系的研究并不理想。几十年前读施坚雅(W. Skinner)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全国性城市体系,只有区域性城市体系。这是从经济角度说的。我们习惯了从行政角度认识城市,认为存在全国一盘棋的治所城市体系,听他这么一讲,觉得很意外,但马上感到城市体系问题是复杂的。
中国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历史城市,今天城市要现代化,一个麻烦的问题就出来了:怎样做到既有现代风貌,又保护好历史遗产?原则性的话好讲,问题都在具体个案上,面对一座具体的古建筑时,是拆还是留,往往有很大争论。所以现在这类问题已经不是空讲原则的事情,而是权力一方的抉择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在这类问题上能对权力方进行制约的机制。所以要看权力方的觉悟。
报:人文地理学在国外似乎很火,比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那些研究。国内学者做的人文地理和他们有什么异同?可有能借鉴的地方?您一直强调人文地理学,要重视文化地理环境损失巨大这个问题。能否同时谈谈人类活动与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关系?
唐晓峰:很多国家的确比我们更重视人文地理学,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几十年来就不重视人文地理学。1950年代受苏联影响,是一个方面,但还有些东西不是苏联影响,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个是总体意识形态,我们强调科学,强调应用(主要是国家建设上的应用),地理学主要是围绕这两个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只重视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这两项。另外,我们把地理学限定在理科,容纳经济地理已经不容易了,那些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地理学没有必要管。前一代的地理学家都有这样的认识。现在青年一代地理学家的研究面宽了许多,比老一代人重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但还是受体制(理科式管理)限制,发展不快。我认为缺少文化地理,就弱化了对中国大地的文化属性的论证与捍卫能力。
在美国,地理学属于社会科学,很明确,所以地理系里有大批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教授,人文地理研究很活跃。大卫·哈维是地理学出身,但他完全不在意学科门类,只要是喜欢的问题,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就研究。他这样的人在美国也是极少数,但影响很大,属于学术界的正能量。
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是个复杂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这里只想谈一点感受。我在美国念书时,到图书馆找研究城市的书,先到史学类的书架找,怎么不多呢?又到地理类找,也是不多。后来到社会学书架去看,好家伙,全在这儿!这让我一下子明白城市的一个本质是社会性。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社会学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那套办法,然后结合地理学的空间意识,才能把城市人文空间的问题研究得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地理学者惠特利(P. Wheatley),研究城市起源很有名,写过《四方之极》(The Pivot of Four Quarters)这部书。在1980年代,惠特利不仅是地理系的教授,也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他的这个多重的学术职位,反映出他的学术特点,也可以理解他那部名著的特色。研究城市地理问题要有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思考力。
作者:唐晓峰(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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