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能给人文学科振兴留下多少地盘?

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习近平总书记5月17日在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文、史、哲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实现创新发展?　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目前举行的建院70周年院庆暨“技术时代的人文科学”学术研讨会，不少知名学者表达了一致的看法：回应时代关切，洞察新技术时代的特征，关注人类的命运，人文科学研究需要做出变革、推陈出新。

出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职近10年后，孙周兴教授主动把自己“免掉了”。5月15日，同济人文学院建院70周年院庆那天，这位著名学者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亮相。此时，学院新楼里的院长办公室已经腾挪出来。离任前，孙周兴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推动并目睹全新的心理学系在同济人文学院揭牌成立。

人文学科的式微在全球范围或是大势所趋，想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即倒，难!　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文学科在大学何以生存、维系，如何让人文学者在这个时代能够以一种相对理想的方式治学?　这是眼下很多高校人文学院的“当家人”普遍关心的问题。

谈到刚成立的同济心理学系，孙周兴坦言，在最初提议立项时并非一帆风顺，遭遇过种种阻力。而他之所以据理力争，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古老的人文学科也需要推陈出新。“既然学科复合、交叉是方向，回应时代关切和人类本身的困惑是人文学科的使命，那么人文学科就不能墨守成规，三十年不变，而是要在坚守中不断创新学科!”

“胖子拼命吃，瘦子不给食”，这种投入机制对吗

在如今的大学，和很多理工科专业相比，人文学科各专业掌门人的当家难度要大得多。投入少、收入低、为数不少的“青椒”日子过得“紧绷绷”……即便身处985高校，许多人文学科的院长、系主任关起门来，都要想法子应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

比较而言，孙周兴任院长的同济人文学院情况可能算是比较好的。这个学院成立了一个理事会，由一批具有人文情结的校友、学者和社会人士组成，同时设立了人文教育基金会，专门用于提高人文学院的教师待遇。不过，孙周兴仍然觉得，人文学科教师的待遇还是太低，过得太苦。在高校对各学科的资源配置和投入上，人文学科总体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

“有些学院不差钱，或者并不需要那么多钱，但因为是重点学科，学科评估时排名在前，现在又成了高峰高原学科，政府和高校还在拼命投入;有的学院，比如理学、人文等基础学科，明明需要投入，但因为无法快速产出，或者现在排名还不行，各方面都得不到保障。”在孙周兴看来，这种投入机制看上去站得住脚，貌似在做强、做大优势学科，但其实是大成问题，“学科强势就多投入，学科弱势就少投入，这不是‘强盗逻辑’吗?这就好比给胖子拼命喂食，吃了太多还要不断给吃的，而一旁的瘦子快要饿死了，因为瘦弱所以不给吃食———这种逻辑难道不荒谬吗?!”

中文系的异化：比起写文学作品，更习惯写论文

除了投入机制上得不到保证，在高校任教多年，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张生教授觉得，“一刀切”的评价制度正在影响人文学科发展的生态。一个例证就是，在如今的大学中文系，教师和学生的总体写作能力较过去有所下降，由此导致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自身综合能力的养成随之下降。

“一说写文章，受到类似于理工科的技术化规训，很多人文学者的第一反应也是联想到发表SSCI、CSSCI论文，恨不得把论文关键词都想好。”张生颇为感慨，中文系的毕业生以及从教者，只会写论文而写不出“好文章”，其背后隐匿的真相是，今天的大学中文系对于维系符合文学特质的教育模式，已越来越吃力。

正值同济人文学院建院70周年，张生翻看了一些史料，特别观察了1949年以前几大国内名校文科的课程设置，“无论是清华、北大，还是南大、同济，那时候，人文学科的核心课程总少不了写作，要么是新文学写作，要么是小说写作，散文写作。当时，大学高薪聘任一批知名作家和诗人，主要就是让他们担任写作课的教学任务。”张生认为，写作教育作为文学教育的重要环节，是让学生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继而以文学作品样式呈现的过程。稍感遗憾的是，写作课今天虽然仍存在于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课表上，但却处于边缘的位置。比起写作水平高下，学生们更在意的是在中文系习得的所谓“专业知识”。比如，各种流派的文艺理论掌握了多少、一些名家发表了哪些观点。张生直言，“这样的文科教育，真是有点走偏了。”

应对研究环境的“质变”，人文学科必须做出变革

“人文学科和理工科，其学科的属性和组织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用一个形象的比方，说明这两类学科间截然不同的气质。“理工科像清水，越鲜活越好，它的组织方式是团队合作式的，新技术的产生必然会替代旧的技术。而人文学科则像酒，它的基本组织方式不是替代性的，而是积淀型的，放了30年的陈年老酒方让人感觉美妙。”

在孙周兴看来，尽管人文学科有传承、呵护传统之责，但今天的当务之急是革新。“传统的文、史、哲三科，无不是书面文化，无不是以纸质印刷为载体的。但今天，维系2500年的书面文化传统已在被新的技术取代。今后的文化传播主渠道很可能不再是依凭文字，而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图像、视频等多媒体。这就是说，人文学科的研究环境已经变了，教育必须要做出样式上的变革。”

作为应对之举，同济人文学院近年来不断启动新的学科布点，比如设立心理学系、文化产业系等，同时设立哲学心理学、古典学、文化哲学(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　等博士点方向，而后面这些研究方向在目前教育部制定的学科目录中是没有的。

“到目前为止，大学还没有自己设置专业和学位点的充分自由，我们只能在二级学科下设立几个研究方向，打个擦边球而已。”孙周兴直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教育体系的创新能力还比较欠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即使在比较崇古、相对守旧的德国大学里，近年也已出现了新的人文学科分支，除了传统的人文学科类型，如今开始出现图像理论、媒体研究、艺术史等热点学科，体现出学科交叉的趋势和在教育系统内不断创新的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童世骏认为，对于人文学科的守旧和革新，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作为学者个体，少部分人固然可以坚守比较“冷僻”的个人研究兴趣，但作为办学单位，则有义务履行公共职能，回应社会关切，并且在鼓励个人志趣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同时，强调个人志趣与学术标准相适应。

谈及人文学科在高校诸多考评指标体系下不如人意的现状，童世骏说，办学者应处理好指标与目标的关系。“走得再远，都不要忘记当初出发时的目标。各项指标纵然可以作为参考，但即便每一个指标都达成，有时也不意味着朝终极目标靠得更近了。”

在他看来，人文学科比其他学科更能满足研究者对学术的纯粹兴趣，因此人文学者更有条件体现出抵御急功近利评价的定力。根据他个人的观察，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只是缺乏行动的勇气和魄力，或者还没有对人文价值具有足够真切的体验。“支持人文学科建设、加强人文素养教育，守护、传承和更新人文价值，这需要长远的努力，无法马上就在考核指标中体现的，也无法很快就收获支持和加强的成果。”童世骏认为，这对办学者来说是真正的考验，“有时，甚至要有做出一些牺牲的准备”。

现代大学体制下，人文学科面临的三重挑战

孙向晨

一些著名人文学者以其对历史、思想的深切关怀，常常在现代社会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体制下面临的重大挑战。

根据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的统计，美国2012-2014年拿到人文学科本科学位的学生减少了8.7%;而日本文部省2015年发布的关于国立大学人文学科“关停并转”的措施，则闹得日本内外沸沸扬扬。可以说，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体制下的发展充满危机。

人文学科本质上是一种对于自由人的教育，西方历史上所谓“自由七艺”(liberalarts);在中国则是对士人的教育，所谓“通五经贯六艺”，是之谓也。现代大学人文学科的设置深受西方“自由技艺”传统的影响，历史、哲学、文学、语言、古典学、考古、艺术等被当作人文的基础学科。

人文学科作为一种培养人的学问，具体来说：通过文学语言的教育，培养个体交流与参与的能力，以及欣赏美好事物的能力;通过历史的教育，培养深厚的历史感与文化教养;通过哲学教育，培养反思与批判的能力。人文学科总是伴随着强烈的价值观念，探寻人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人文学科”(Humanities)　的拉丁语词源来自于人性　(humanity)。但这样一种教育却在现代大学体制下受到极大挑战———

第一重挑战是受限于知识“科学化”范式的宰制。自19世纪柏林大学开始，现代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使命便是拓展人类的知识，揭示世界普遍的规律与本质。我们知道，对于“知识”这种普遍性追求的古老理想，从古希腊哲学家区分知识与意见之间的不同就开始了。经过现代“科学”富有成效的飞速发展，这种以求真、求普遍为模式的“知识”概念，对于人文学科形成了巨大压力，即便像“政治学”(politics)　这样古老的学问，在现代大学体制内也变成了“政治科学”(politicalscience)，更不用说整个“社会科学”都在向这种“知识”范式靠拢。人文学科本质上陶冶人格、培养情操的价值取向，与单纯知识拓展的大学思路显得格格不入。这也造就了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体制下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危机。

第二重挑战乃是与知识“功用化”理念的背离。自近代培根、笛卡尔、霍布斯以来，“知识就是力量”成为普遍的共识。追求“知识”的目标不仅仅是沉思世界的本质，更要为改造世界所运用，“知识”除了其普遍化的特征外，近代以来更突出了其功用化的层面。以此检视人文学科的功效，会发现人文学科很难经得起这样的检验，它的非功用性很难体现现代“知识”所要求的“力量”，这也就是在现代大学体制下，为什么人们经常会问，读哲学、历史、文学究竟有什么用呢?　在这个层面上，“人文学科”再次败下阵来。

第三重挑战则与知识“产品化”的市场要求格格不入。现代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市场的职业培养所，直接服务于市场的需求。大学的很多专业和学位，本质上就是个“产品”，是一个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产品”，是有市场价格的。人文学科作为全面培养人的学问，面对这样的产品预期与市场的压力，无疑将再次败下阵来。

可见，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体制内不断面对各种挑战，从根本上处于重重危机之中。而基于人文学科的本性以及培养人的要求，“人文学科”依然会在大学中继续存在，但无论“人文精神”的口号喊得有多响，种种的不自信却到处显露无遗，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莫不如此。具体表现如下：

表现一，在现代大学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系科群里，眼下只有人文不能说是一种科学，只是一个学科;在“科学”宰制的大学中，大家拼命地以成为“科学”为荣。比如，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就不在人文学科群中，而是放在了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中，历史研究中简单的实证主义倾向严重，鄙视一切思想性研究;分析哲学传统中则自然主义思想大为流行，通过对“科学”种种模仿，以显示自身的合法性和专业性。文学领域则不断地制造出各种理论，以显示在这个领域“知识”的进步与扩张，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文学科本性的扭曲。

表现二，人文学科努力地使自身不断功用化、技术化，一方面是以各种“应用××学”，实用性文科来彰显自身的功用性;另一方面则努力以技术手段加入进人文学科的研究，以显示自身学科的科学性，最好还能用上科学的仪器。

表现三，人文学科也不断地使自己能输出各种产品，打造自身在市场上的有用性，比如在人文学院下面会有文化产业专业、心理咨询专业、人文旅游专业、翻译专业等等，这些都在显示出人文与市场接轨的企图心。

面对挑战，人文学科种种的自救措施不乏荒腔走板的内容。而笔者认为，在现代大学体制内，在“科学”宰制的逼迫下，人文学科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模仿“科学”，努力生产“产品”，而是需要正本清源，回复到人文学科的实质“人文精神”(Humanism)　中去。人文学科是有别于“科学”的另一种文化，是有别于“知识”的另一种技艺。它的学科目标、方法论基础、智慧类型都有自身的特点。人文学科首先是培养从个人到民族健全自我的学问，以守护人类思想，涵养道德情操，反思社会生活，批判性创造为宗旨;她追求的不是以“理论智慧”为基础，以“真”为指向的知识体系，而是基于“实践智慧”努力去深刻理解各种文明类型的人类生活，解读人类的意义与价值世界;人文学科是有价值目标的，她以守护人类的智慧传统，锻造健全社会，维护人类自由、权利与尊严，引导人们追求美好世界为自身的崇高目标。我们必须在此前提下，重新定位人文学科之于现代大学的意义。(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人文科学有可能绝地反击吗?

孙周兴

最近，一些消息燃起了人们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悲观预测，事关人工智能。

首先是英国物理学家霍金预言：在未来100年内，结合人工智能的计算机(机器人)　将会变得比人类更聪明，届时我们需要确保计算机与我们的目标相一致，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技术不断增强的力量与我们使用技术的智慧之间的赛跑。这是霍金在去年5月发出的警告。此前，霍金就与特斯拉CEO伊隆·马斯克　(ElonMusk)　一道发表公开信，建议控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如果智能机器无法保障安全，人类可能陷入黑暗的未来。”霍金说的是100年内。不过，就在今年春季，谷歌公司推出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狗”击败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更让人们觉得霍金讲的100年太久长，智能机器人很快就将超越人类，人类面临灭顶之灾。

对此，有比较乐观的人认为，智能人再牛，也不过是人类的工具而已，总归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比如，我们切断它的能源，它不就不动了吗?　———这话说的!　如若智能人的智力已经超越人类平均智商，哪里还等着人去关它的能源呀?!

又有人说，人工智能机器人无论如何都只是工具，没有情感也没有欲望，所以，它们不可能具有自行组织的能力和自主的创造性行为。这个想法也是经不起反驳的，因为要说最可怕的地方，正是在于机器人是无情无欲的，而只具有理性计算的超强力量。如若是机器人也有情有欲有智，那岂不好办了吗，或许人类可以和机器人一道沟通、甚至相互恋爱了吗?　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个人更愿意相信霍金：人类可能因此陷入黑暗的未来。

现代技术已把人文学科逼到极端境地

其实，智能机器人给人类带来的可能威胁，只是最近加剧的技术风险之一。记得海德格尔的弟子安德尔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之时就下了一个断言：技术统治的时代到了。虽然技术统治的力量在工业时代早已开始，但的确，核弹的爆炸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一条分界线，是政治统治时代与技术统治时代的分界线，表明现代技术已经彻底摆脱了人力的掌握。这可以说是原子的暴力。

在分子方面，全球大规模化工制品所导致的环境激素，已经使得人类体液环境全面恶化，正以加速度降低地球上雄性动物的生殖能力，人类作为自然物种正在无可阻挡地走向没落和变异。在电子方面，除了机器人，另一种技术风险来自虚拟化网络，它以虚拟现实为目标，正在全面重塑人类生活，也许将重新创造一种虚无主义的最后神话。

从原子核弹　(人类物种的灭绝风险)、分子体液　(人类自然物种的变异和弱化)　再到电子网络　(人类生活的虚拟化)、电子智能　(人类的相对弱智化以及可能的灭顶之灾)　……现代技术已经或正在把人类逼向绝境———人类正在末路狂奔。这时候，我们得追问与人类运势相关的人文科学的命运。现代技术同样已经把人文学科逼到了极端境地，是否有翻盘的可能?

保卫人文和艺术，就是保卫人类生存和生命本身

诗人余心樵近日在旧金山演讲称：“科技的力量，正在使世界更趋统一性和平面化。如果有人忧虑于此，那是因为他们低估了诗歌和艺术的力量，因为后一种力量，仍然可以有效地保障世界的差异性、微妙性和丰富性。”

他的这番话说得比较轻松，当然也不无道理。但余心樵忧虑的只是世界因技术而被平面化，尚未触及技术的可能风险问题。我们可以期望诗歌和艺术的力量来平衡技术世界的单一平面化，为当代人类生活提供趣味性和丰富性，但今天我们还敢主张诗歌和艺术　(或者广义的人文科学)　有一种抵抗现代技术的统治地位的拯救力量吗?　你敢说，谁敢信?!

我们知道，人文科学的乏力由来已久，而其抵抗之路也已经很久长。在近代科学乐观主义的压制下，人文科学节节败退，开始了虚弱化进程。在普遍数理的近代逻辑主义大潮中，人文科学面临着科学性的要求，但同时也产生了对科学乐观主义的抵抗。意大利的维柯和德国的哈曼是当时的代表，他们率先提出了这样一个在今天仍然有意义、甚至可能更具意义的难题：人文科学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吗?　维柯以诗性智慧反抗知性逻辑，强调诗性智慧的原始性和整全性。但对于现实和未来，维柯的判断却偏于负面和消极，认为在知性科学对于诗性智慧的排斥和挤压已经无可挽回，我们找不回“荷马”了———艺术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哈曼侧重于反康德启蒙理性，试图以一种“艺术本源论”与康德式的先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划清界限，但他最终走上的神性启示之路也终归构成一种逃遁策略。这大概是“人文一科技之争”的第一幕，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诗性与知性之争。

在此之后，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以来，启蒙反思和技术批判渐成气候，瓦格纳和尼采发起了“祛魅”与“复魅”之争，也即启蒙与反启蒙之争，指望通过重建神话来抵抗科学乐观主义和技术工业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压迫和对人文科学的侵蚀，瓦格纳借力于北欧神话，而尼采则通过希腊神话，两者都把“复魅”视为当代生活意义的赋义行为。在他们看来，保卫人文和艺术就是保卫人类生存和生命本身。

技术与人文的互斥态势在20世纪愈演愈烈，几成不可调和。解释学路线上开展的“说明一理解”的方法之争贯穿整个世纪，这本身就是人文科学日益“空心化”进程的表征，同样也是人文科学内部发起的一种抵抗，一种反击。

当务之急是唤起一种“不要”的能力

海德格尔被认为是对现代技术反思最深刻的20世纪思想家，但他对待现代技术的态度是最令人困惑的。我们应该对技术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积极拥抱技术?　反技术?　还是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既说“是”又说“不”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　这是一道难题。

海德格尔所讲的“泰然任之”，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英文的letbe，用中文讲就是“让它去吧”。但如果这样来解就还太简单了。在我看来，它的第一层意思确实是要冷静、不要慌乱———都这样了，慌有何用?　进一步，“泰然任之”还指向对事物、包括技术对象的态度，就是对事物要从容、宽厚些，不要太急色、太挑衅。海德格尔这里传达的姿态固然含有一点点无奈，但要不然又能如何?

无论现代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宰制力量有多强大，无论我们是否属于最后几代人类，或者说我们是否已经沦为尼采讲的胡搅蛮缠的“末人”了，我越来越愿意相信，海德格尔主张的“泰然任之”意在唤起人类已经渐趋丧失的“不要、不求”的能力，因为我们已经“要”和“求”得太多，以至于我们已经无能于“不要”，不能“不要”了———无论如何，“不要”恐怕是第一步。

我同时也赞同哈贝马斯的姿态。在科技危害越来越大的时代里，哈贝马斯希望通过有效的自由对话和商谈(特别是在科技专家与政治家之间)，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人类究竟应该在什么方向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展科学和技术?　我以为，哈贝马斯的立场既不是技术乐观主义，也不是技术悲观主义，而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在技术时代里，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只能引发情绪，展示姿态，但关键还在于寻找出路，而第一步无疑是商谈和讨论。

如果人文科学终究能“绝地反击”，那么，准备性的步骤只可能是：“不要”和“商谈”。也就是说，当务之急是唤起一种“不要”的能力，推动世界性的对话和讨论。而如若做不到这一点，则一切都还免谈。在当今和未来的技术时代，人文科学是否可能构成一种抵抗和节制的力量?　人文科学有可能绝地反击吗?　———这是首要的商谈课题。

(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是作者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建院70周年院庆暨“技术时代的人文科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