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开启“多中心”时代一线城市格局再造

2016-08-12信息快讯网

北上广深已达到城市规模效应的临界值，不再是规模越大效率越高，相反边际效应递减。此时，发展副中心或多中心也就成破解瓶颈的必由之路，而选择标准不外乎政策权重、交通禀赋和产业基础等。

四座一线城市的空间格局演变，正在不断推进。

近日，广州的南沙新区被定位为城市副中心，标志着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一线城市都提速城市多中心建设。

除广州外，北京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实施“通州战略”，计划建成一个功能综合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上海更是屡屡提及“多中心”，该市的“2040年总规概要”就提出未来将培育形成若干城市副中心；深圳最新的“东进战略”也意在构建该市的第三个经济中心。

无论是“副中心”还是“多中心”，一线城市不约而同推动空间格局再造有复杂的原因。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表示，北上广深已达到城市规模效应的临界值，不再是规模越大效率越高，相反边际效应递减。此时，发展副中心或多中心也就成破解瓶颈的必由之路，而选择标准不外乎政策权重、交通禀赋和产业基础等。

一线城市发展格局再造

人口不断涌入一线城市，带来丰富的人才、资金、技术和财富，但城市的发展也逐渐显露出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北上广深常住人口分别为2170万人、2415万人、1350万人和1138万人，常住人口总和占全国5.15%，而经济总和的占比高达12.34%。

大量人口的快速汇集带来交通拥堵、高房价、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问题。最近几年，这一现象似乎还愈演愈烈。

孙不熟认为，城市发展初期依靠规模效应，这一时期规模越大，将带来城市的效率越高，生产能力越强，资源汇集也越快。但始终会面临一个临界点，之后将边际效应递减。

毫无疑问，四座一线城市，尤其是对于京沪两市而言，这一临界点已然来临，而它们共同选择的解决方案，均是加快建设城市多中心。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选择在新的、尚未得到快速开发的土地上将无法容纳的过剩资源注入进去，以期待城市的“再造”。

今年的5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通州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也是北京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空间布局调整。

事实上，北京探索建设通州城市副中心已有多年。不过，近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推进，通州也从最早的行政副中心升级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更具战略意义。

按照规划，通州将建成多功能、综合性的城市副中心。同时，此次会议还定调，建设北京副中心，不仅是调整北京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需要。

上海则一直是“多中心”发展的实践者，浦东的发展被认为是城市空间格局调整的一个成功案例。不过，上海在其“2040年总规”中还明确，未来仍将发展青浦、松江和嘉定等若干“新城”。此外，近期上海还提出，将按网络化、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型的目标，建立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的空间体系，促进城市空间与交通建设协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破解“大城市病”，北上广深的城市空间再造，亦是希望形成多核驱动格局，以增强未来发展后劲。

从现状来看，尽管广州经济总量和增速在全国仍均保持高位，上半年为8844.31亿元，增速8.0%，但其增长动能仍是以越秀、天河为主的中心城区，地理位置上看经济过于集中。

从未来发展来看，为了实现提出加快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目标，广州显然离不开南沙的港口和自贸区建设。因此广州提出，要把南沙新区建成国家“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枢纽、珠三角汇集高端要素的先导区，以及打造成为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交通、贸易、物流综合枢纽。

深圳年初公布的“东进计划”亦有类似战略安排。

这座土地空间资源有限的一线城市，计划未来将在西部现有的“福田-罗湖”、“南山-前海-宝安”的基础上，在东部新建第三个经济中心，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暨南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胡刚分析，副中心战略对一线城市发展意义重大。老城区发展往往模式固化，并且利益纠缠较为复杂，而新区的改革发展阻力相对较小，并且人口结构年轻，创新能力强，利于快速发展。

如何打造多中心？

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打造一个一线城市副中心或者多中心？

事实上，这在根本上亦是一个北上广深应该如何基于自身发展而进行选择的问题。

“首先需要明白，北上广深建设城市副中心，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折中方式。”孙不熟认为，从国外经验来看，当一个城市发展为超大城市的时候，往往是通过裂变出“卫星城”的方式进行疏解和获得进一步发展，但我国的现实决定，副中心是一种更适合方式。

这就决定，哪个地方成为副中心或者多中心，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以广州为例，南沙新区叠加了国家新区、自贸试验区、“一带一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多重政策优势，这决定南沙在广州乃至广东省具备独一无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