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被搬上舞台

根据毛姆小说改编的舞台剧《月亮和六便士》今晚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首演。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背弃所有世俗的观念，义无反顾地追求着艺术的真谛，观众得以在剧场中完成一次与理想的对话。(大景文化供图)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1919年，毛姆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　《月亮和六便士》。近百年来，这部小说一直被认为是文艺青年的“圣经”。今晚，根据毛姆小说改编的舞台剧　《月亮和六便士》　在美琪大戏院首演。

近几年来，中国出版业刮起了一阵“毛姆旋风”。在毛姆的作品中，最早进入中国，也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月亮和六便士》。今年，是毛姆作品进入公共版权的第1年，相继有五六个出版社推出了《月亮和六便士》的新译本。

《月亮和六便士》　描述了20世纪初，原本在伦敦从事股票经纪的“金领”斯特里克兰德，突然在年届不惑时抛妻弃子，放弃了优裕美满的生活，流浪他乡，开始从事绘画创作；从伦敦，到巴黎，再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主人公背弃了所有世俗的伦理和观念，忍受着穷困潦倒、疾病缠身，义无反顾地追求着艺术的真谛。

据说，后印象派大师高更是书中主角的原型。在塔希提岛上，毛姆曾经见过高更画的木窗。后来，他创作了《月亮和六便士》。尽管他从未公开承认书中的查理斯·斯特里克兰德就是高更，但无论是人物经历还是性格特征，都让读者将这两个男人重叠在一起：都当过股票经纪、都断了家庭关系、都去塔希提岛，都为了画画而放弃了一切。

毛姆是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编剧。20世纪初，他曾是伦敦红极一时的舞台剧编剧。但是，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却是极度“去剧场化”的。为了把这个“去剧场化”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编剧李然选择了当代剧场的叙述方式：叙述者和表演者跳出跳进，演员同时是故事中的人物，也是故事的讲述者。李然说：“最终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不一定是百分百毛姆的文字，但一定是百分百毛姆的精神。”

毛姆小说的“去剧场化”，不仅给李然的剧本改编带来了困难，对导演邓伟杰的舞台呈现也发出了挑战。接受采访时，邓伟杰笑称这其实也是一场“月亮和六便士”式的旅程。毛姆不会想到，在他逝世50年之后，有一群东方的年轻人，正在把他的思考传达给更多的人。邓伟杰说：“我们希望，走进剧场的观众能够进行一次与自己理想的对话，可以在月亮中看见理想的光芒。”

“每个人都只看到脚下的六便士，只有他抬头看到了月亮”

———访舞台剧《月亮和六便士》编剧李然与导演邓伟杰

■本报记者　童薇菁见习记者　姜　方

他的描写从无匮乏感，他总是试图去突破表达力的极限……把毛姆的小说搬上舞台，是一件极需要勇气的事，他的文字够坚定，也够孤独。“每个人都只看到脚下的六便士，只有他抬头看到了月亮。”很多人都看到了可以被改编的IP，而编剧李然和香港导演邓伟杰却抬头望见了天才作家毛姆，看到了《月亮和六便士》，一部具有十足挑战性的跨世纪经典小说。

更何况，这部小说还一直被文艺青年奉为“圣经”，对它的改编既充满了热切与激情，又充满了神圣的仪式感。“我”看着一个离经叛道的名为斯特里克兰德的人，在富足的现实生活中萎靡，却在颠沛而穷困的流浪中“复活”，斯特里克兰德背弃所有世俗的伦理与观念，把他的心彻底地奉献给了绘画，给了艺术，最后与它一同归去……1919年，《月亮和六便士》　问世后轰动一时，有人侦探般地嗅出斯特里克兰德的原型或许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这更增添了它的传奇色彩，但《月亮和六便士》　最永恒的成就，是让被月光照耀的千千万万个“我”，从此有了安放的位置。

首演前，编剧李然与导演邓伟杰现身排练现场，与记者聊他们心目中的斯特里克兰德和塔希提岛，以及与毛姆共舞的种种。

未被消解的文学气质

在毛姆的作品中，《月亮和六便士》与《刀锋》是最早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

《月亮和六便士》的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决绝地抛弃富足的现实生活，而在追寻理想的路上受尽折磨的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理想打拼。这是一本风靡中国高校的小说，因为毛姆总是站在高处面对着实利主义，年轻的读者喜欢那种感觉。

此次，舞台剧《月亮和六便士》的剧本脱胎于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和青年翻译家李继宏的两个中文译本。毛姆的文字结构非常漂亮，有冲击性，有规模感，甚至带有一点侵略性。无论面对的是《卡苏里纳树》《面纱》《刀锋》，还是《月亮和六便士》，人们往往会觉得很难再把同一件事表达得比他更到位。戏剧，是与原著的一次重新对话，协调文学文本与剧场规律具有两难性，而像毛姆这样的“文体型”作家，对舞台改编更具有压迫感。李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月亮和六便士》　并不是一部戏剧性很强的小说，它的结构是相对松散的，当进入剧场艺术后，必须利用舞台空间的特征把这些松散的点面凝结起来。但是毛姆的文字是令他肃然起敬的，舞台将尽所有可能保留文字的精神气质。

毛姆有一段弃医从文的经历，似乎很有缘分的是———他们的精神都是拯救式的。对于毛姆在中后期，试图拯救二战后精神危机和文化没落而创作的　《刀锋》　来说，《月亮和六便士》无疑是它的“前奏”。毛姆有一种从辛酸和尖利中长出的玩世不恭，容易察觉也容易被误解。“月亮”与“六便士”可以牵扯出很多道德话语，然而被遮蔽的是真正的艺术和美所包含的永恒孤独，美如怪胎，又似深渊，毛姆自己就曾毫无遮掩地说过：“只有诗人同圣徒才会坚信，在沥青路面上辛勤浇水会培植出百合花来。”

而这一版舞台剧选择诉说的，是以当代性出发，思考如何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距离障碍，并且做出选择。面对这个怀旧的故事，邓伟杰用一种轻盈的方式来做最终的呈现，舞台剧将融合风格多元的音乐、舞蹈和多媒体技术，“这是一部做给年轻朋友看的舞台剧，希望人们能最终找到自己的月亮”。

如梦似幻的精神旅程

毛姆曾受到以易　卜生为代表的新戏剧潮流的影响。1902年，他转向戏剧创作，成了红极一时的剧作家。1908年的伦敦舞台一度同时上演他的四个剧本：《佛烈德里克夫人》《杰克·斯特劳》《杜特太太》和《探险家》，盛况空前。但是和斯特里克兰德一样，面对繁花似锦，毛姆也选择了出走。

1916年，毛姆前往南太平洋旅行，开始了他的流浪人生，这些丰富的经历，后来都成为毛姆笔下厚重的素材。1921年他来到中国，写了游记　《在中国的屏风上》，并以中国为背景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　《面纱》。包括　《面纱》和短篇小说　《马来故事集》　在内，他出版了一系列书写东方的作品，充满了神秘的异域情调。

《月亮和六便士》　好似一部心灵的流浪记。从伦敦，到巴黎，再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斯特里克兰德的灵魂，最终落在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上。邓伟杰为伦敦、巴黎和塔希提岛三个场景分别做出了不同的概念设计：伦敦的场景如框架般工整，斯特里克兰德在这里受到巨大的束缚。而花都巴黎是浪漫而随性的，斯特里克兰德跟随内心的激荡疯狂地创作。直到去了塔希提岛，舞台回归一篇空旷，而斯特里克兰德却由初始的奔放复归内心的平静，这一切将由最先进的多媒体特效技术辅助完成。而管弦乐和土著风格的音乐的加入，以及优雅的华尔兹，热情的爵士和哲学般的现代舞，也将为不同空间的表达添上感性的色彩。

如梦似幻的塔希提岛将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在这里，《月亮和六便士》　的故事从沉闷压抑走向了豁然开朗。

1915年，毛姆来到了阳光明媚、鲜花耀眼的塔希提岛。在看到塔希提少女原始性感的轮廓和健康的小麦肤色的一瞬间。毛姆突然就认出了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那幅著名的作品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在这座伊甸园里，有三个男人的灵魂相遇了。同样是抛弃了一切后来到这里，高更的创作开始走向简洁的造型和原始的色彩。而斯特里克兰德从一个虽然温文尔雅但却冰冷乏味的人，变得“粗野不堪”，他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也无视于家庭的牵绊，甚至不理会生命的离去。在生命的最后之际，斯特里克兰德在墙上完成了一幅伟大的杰作，但他却叫土著妻子把一切都烧掉，房子，他和他的画，“一幅伟大的杰作就这样化为了灰烬。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死而无憾。在骄傲和轻蔑的心情中，又把它毁掉”。

高更从未那么纯粹，而斯特里克兰德却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尽管毛姆从未公开承认书中的斯特里克兰德就是高更。这个秘密也将由邓伟杰继续“保存”，“你会得到一种强烈的色彩感受，至于是不是高更，很重要，却也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