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红色资源”为何丰富？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市民在观看多媒体展览。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红色资源。9月1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熊月之做客大隐书局大夏读书会，从城市社会学角度解读近代上海的红色资源为何如此丰富。

上海市黄陂南路374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上海与众不同的红色资源

熊月之首先对“红色资源”进行定义。狭义上，“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时所形成的人文景观与精神财富，比如“一大”“二大”“四大”“左联”等。广义上则指近代一切追求进步活动中所形成的人文景观与精神财富，“甚至于一切追求真、善、美的精神财富，都可以视为红色资源。”

“我现在讲红色资源，更多的是大家平常理解的狭义的红色资源。”熊月之表示，我国红色资源的形成路径大概有三类，第一类是根据地形式，比如像井冈山根据地、延安根据地。第二类是历史性事件纪念地式的，如嘉兴、古田、遵义、西柏坡。

“我们把这两类形成路径比较一下，你们会看到如果是根据地式的，它形成的红色资源会呈集团性、必然性，比如我们到井冈山、延安就会发现成批的红色资源。但如果你到古田去，除了那个时间点以外，你没办法找到成批的红色资源。”熊月之说。

那么上海呢？熊月之认为上海的红色资源恰介于两者之间，同时兼而有之，属于第三类形成路径。“没有人说上海是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第一要有一块地盘，第二得有政权，第三还要有武装。如果没有这三个东西，就不构成革命根据地。但上海发生那么多的事，尽管没有政权、自己的武装，但相对来讲依然是红色资源可以依赖的一个地方，因此我们说上海是有准根据地性质的。”

熊月之表示，把这三种形成路径放在全国看，和上海有类似情况的城市不是很多。“广州有一点，武汉有一点，但是跟上海性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上海有自己的独特性在里面。”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市民在观看缅怀墙上的照片。

上海最能吸引移民和留学生

熊月之把上海红色资源的形成因素分为六类。第一类是信息系统，即先进文化的输入与传播。他说，从建党初期的《新青年》《共产党》，中共早期创办的日报《热血日报》《红旗日报》，顶着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到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生活》，从马、恩原著译本到进步读物《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国际歌》翻译到《大刀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以上无一不是在上海诞生的。

第二是社会基础。熊月之表示，上海是一个工人集聚的地方。1919年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多。从事交通运输业的上海工人也有近12万人。两者相加已达30万人。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上海参与罢工的工人有二十多万。

“而我一定要讲到的是上海的移民人口，这对上海红色资源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919年，上海有了240万人口，已经是全国特大城市了。到1949年变成546万人口，相当于北京、南京、天津这三个城市人口总和。”熊月之说。

“而且晚清以后，上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城市。1922至1931年，上海每年大专院校都有增加，全国立案的国立及私立学院总数157所，上海占44所。”熊月之说，此外有大批留学生来沪，包括进步作家和文化人士：留日归来的有郭沫若、陈望道、李达、鲁迅、田汉、夏衍、郁达夫、夏丏尊、楼适夷等，留法归来的有巴金、梁宗岱、戴望舒等，留美归来的有胡适、赵元任、冰心、梁实秋、潘光旦等。

在熊月之看来， “留学生那么多，为什么他们都要在上海？我觉得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那时上海的城市发展和西方基本上是同步的，他们在西方学的东西到上海能够派得上用处。第二在生活上面也能够适应。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有和外国接触的平台，中外交往非常频繁。上海卖外国书、卖外国报刊，跟外国学者交往也很多。”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义勇军进行曲石碑。

上海有便捷的交通与通信网络

此外，上海的交通系统和邮政通信系统也为红色资源的积累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初，上海已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都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与西南航空公司的航站焦点均集中于上海。

而且上海市内交通也很发达。据统计，1933年上海市内已有出租汽车行95家，出租汽车近千辆。“市内交通为什么要讲？因为共产党人在上海要搞活动，特别是地下活动，市内交通是非常需要的。有时需要汽车，有时需要马车，有时需要黄包车。我为什么还要强调黄包车？因为那时候上海街道情况不一样，尤其像闸北很多地方，汽车很难开进去。”熊月之说，而汽车“不能开进去”有时也有好处，就是便于隐藏。

“所以有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对于这个城市活动有内在的价值在。到了20世纪30年代，适应不同阶层、不同距离、不同需要的上海市内交通工具应有尽有。”

与交通系统相呼应的是邮政通信系统。民国时期，上海邮路可与全国各地相连接，为国内邮差线的一大中心。上海口岸停泊着众多国家的邮船，国内的邮差线经上海可联邮世界各国。至于电话，至抗日战争前夕，上海电话可通达国内城镇470多处，1937年还开通沪港和中美长途电话电路。“至抗战前夕，上海已确立其全国邮电通信网中心，特别是国际通信枢纽地位。”

“便捷的交通与通信网络，对于城市来说，有如身手矫健，脉动强劲，经络顺畅，这对于中共领导的政治斗争至关重要。”熊月之说，就与外部联系而言，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之间，与共产国际之间，都必须保持密切而通畅的联系。

熊月之表示：“在上海活动的许多领导人，如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陈赓、陈毅、彭湃、杨殷、恽代英等，其活动地点，都是在各地流动的，时而北京，时而武汉，时而广东，时而江西。在上海城市内，中共组织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秘密状态，党员的住处时常变换，联络地点时常变换，时而租界，时而华界，时而沪西，时而闸北，联系方式时常变换。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便捷的交通与通信网络，是很难想象的。”

位于多伦路上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

上海的五方杂处和华洋混处

在熊月之看来，第五个因素是上海的“组织系统”。“在近代上海，人们不断把西方的结会方式引进上海，上海也走到其他城市前面。”人们如今熟悉的强学会、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同盟会在上海皆有组织。1920年夏季，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

最后一大因素则是上海“安全系数高”。“民主革命时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设在上海。设在上海很重要的原因是利用了上海的缝隙效应——一市三治。”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章程曾明确规定，无论是奉法租界的命令，或者是奉会审衙门的命令，或者是其他华官的命令，没有公共租界的同意，一律不准到租界里面抓人。“无论是在晚清还是民国，他们有一条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没有租界的同意，不能够到租界里抓人。所以我们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中共四大开会的地点都利用了上海统治缝隙的地方。中共一大开会的地方处于法租界的边缘地带，中共二大则是法租界跟公共交界的地方。”

熊月之表示：“而我们讲到安全系数的时候，一定会讲到五方杂处和华洋混处，这两个因素对上海红色资源都至关重要。五方杂处使得上海人说话南腔北调了，什么话都有。正因为这样，上海那时户口管理非常松散，有密集性、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这四个性加起来，就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斗争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第二个还有华洋混处。那么多外国人，使得上海对外国人不觉奇怪。我们看党的斗争史上，有一系列很重要的红色资源是和外国人有关的。比如左尔格，他是二战时非常重要的秘密工作者。因为上海有那么多外国人，使得中外混处程度很高，他们在上海活动容易被掩护，不会发生问题。”

这六大因素——信息系统、社会基础、交通系统、邮政通信、组织系统、安全系数，就综合带来了上海极为丰富的红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