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孩子的压力，一位母亲的现实突围
对孩子来说，这个世界只存在两种人：要么有趣，要么无趣。同样对他们而言，这个世界也只有两类事情：好玩的和不好玩的。翻开 《小王子》，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真正的孩子对成年人的无情拷问——
“我把我的杰作给大人看，问他们怕不怕。他们回答说，‘帽子有什么好怕的？’”
可实际上，这个孩子画的“不是帽子，是正在消化蟒蛇的大象”。
与其说这是六岁孩子的思维，不如说这是他们给大人出的考题，有趣的人和无趣的人，孩子一眼就能分辨。或许无趣的成年人太多，于是孩子常常感慨：“大人什么都不懂，总让孩子来跟他们解释，觉得很累。”
每次读 《小王子》，我都会在这里停留很久，被这个孩子天真、不屑又孤独的神情深深打动：我们这些成年的“帽子党”，我们这些离初心越来越远的大人，活该被他们无情拉黑啊!这也同样可以解释和小王子相遇的那只装在箱子里的绵羊——愚蠢的大人们永远都想不到，一只箱子里的随性而惊天的秘密：一只可爱的小绵羊，一个孩子关于万物和生命之间神秘的爱和直觉。
这是孩子和成人的截然不同之处，这也是无数大人会被孩子们无情淘汰和屏蔽的原因，因为他们读不懂童年，读不懂那些空洞下的丰茂，空白处的惊心，读不懂那些无限轻盈下的无限重量——这是一颗纯真丰富之心，与一颗世故枯竭之心的区别。
为什么孩子能一眼看穿无趣的成年人？为什么“谐”与“邪”的儿童文学，会受到孩子们的广泛欢迎？
现实中，儿子在小学课本最后一页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名词解释，给了我作为母亲和儿童文学作家深深的震撼——“你知道什么是脑残吗？”
“脑残：脑子被牛尾巴拽过93次，被猪屁的臭气熏过6天7夜，被穿了5双凉鞋的脚踩来踩去然后打个结打个耳洞围着小操场暴走109小时……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只能说，看完这些我真的脑残了——这些令人惊讶的无厘头，让人猝不及防的胡言乱语，让人心惊肉跳无休无止的狂笑，这绝对不符合成人的审美，可它们是真正属于孩子、属于他们那个世界的暗语，他们相互传抄、模仿，甚至作为见面时的亲切招呼——这些真正无所顾忌的放肆的言辞组合，这些在大人看来毫无意义的屎屁尿，到底蕴含了多少童年“邪性”的洪荒之力？ 他们复制和传递的，是不是独属于孩子的“谐性”野心和玩心？
今年是著名儿童文学家罗尔德·达尔100周年诞辰，刚刚上映的 《圆梦巨人》 就改编自他的作品。这位幽默、对屎尿屁一直乐此不疲的作家，受到一代代孩子的狂热追捧——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那些拥有“邪谐二趣”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会受到孩子们广泛欢迎的原因。
洞悉童年秘密洞穴的达尔，他的笔总是那么生机勃勃，充满了旺盛的捣蛋能量。他书写他们的狡黠顽皮，描述他们情不自禁的破坏欲，将他们天真而夸张的恶作剧散发在字里行间——当玛蒂尔达宣布：“坏女孩是最可怕的生物，因为她们是坚不可摧的。”当小乔治给自私自利的讨厌的姥姥准备了一份加了洗发水、牙膏、杀虫剂、剃须泡沫、美容霜、指甲油、去毛膏、假牙洁净粉、去除异味剂、头发定型液、香水、粉扑、唇膏、超白洗衣粉、地板蜡、狗用跳蚤粉、棕色鞋油以及杜松子酒、咖喱，芥末、辣椒酱等等做成的“神奇魔药”……每每看到这里，孩子们总会纵声大笑，这奇异的童声中充满狂想的“谐趣”和嘲讽，也充满了“邪性”的挑战和趣味，他们内心那些不可遏制的破坏能量和颠覆力，是一个孩子该有的好奇和尝试，是星光亦是朝霞漫天。
童年的“玩儿”，形式是否可以大于内容？儿童文学是否可以突破传统的体裁范式？
我曾在小学做过一个调研，即兴提问孩子们都有哪些关于“玩”的成语，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了好多：游山玩水，玩世不恭，玩忽职守，吃喝玩乐……然后是玩火自焚。最后，一个胖胖的、自信满满的男孩站起来说：“总之，玩物丧志啊。”他的话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
我笑的同时也陷入了沉思：小小年纪的他们全都明白，“玩”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待玩对待童年的态度。我们每天作为家长多少次忍不住冲口而出：“玩玩玩!你成天就知道玩儿!”而面对那些在我们的吼叫中变得垂头丧气的小身影，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这种理直气壮和居高临下到底来自哪里？
作为一个普通孩子的母亲，从儿子一年级开始陪伴他的成长，一边近距离观察陪伴，一边写下 《沐阳上学记》。我深深感到中国孩子玩的时间是那么有限，可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他们童年的“玩儿”，又是多么奇崛和讶异——我想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能不能从关注孩子们暗语般的口语现场开始？ 能不能从关注那些“被猪屁熏了6天7夜”的恶作剧讲述？ 能不能少一些成人的偏见，去诚心对待那些电脑游戏中的孩子，以及马桶盖上旋转的陀螺们？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们能不能放下紧张、放下焦虑、放下成人居高临下的审美，以一颗纯真之心去玩水玩沙玩虫子玩积木，去打闹去尖叫去体验一粒鼻屎的历险，去参与孩子们用活泼泼的身体和鲜灵灵的语言构筑的日常狂欢？
更进一步说，让那些淘气的、倔强的、恣肆的“孩子话”入诗，是因为我一直遗憾我们的儿童诗离现实太远，远到只有在六一节才粉墨登场，远到那些涂着红脸蛋的孩子，经过无数次排练，来到舞台中间拿腔拿调地朗诵，而那些美丽的词藻，那些唯美的抒情都仿佛不是从他们小小的胸腔里发出的……
“除了玩，还是玩。”这是我在儿童诗歌剧《蚂蚁恰恰》的阅读后记里特别提到的——我叫它“玩的创意工坊”，我希望在写作中融入“玩的指南”“读的可能性”，我还想告诉孩子们，其实作家的写作实践也是一种“玩儿”，是和想象力、和童年、和创造力一起较量着“玩儿”——玩的内容可以重复，可玩的形式却可以千变万化啊! 对于真正的童年来说，有时“形式”就是内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玩的形式要大于内容——真正的“玩儿”，总是创意跌宕地、花样百出地、痛痛快快地、从不瞻前顾后地玩!玩!玩!
这或许就是我们儿童文学里说的“游戏精神”吧。但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多媒体时代，儿童生存的文字语言空间极大地拓展，我们的儿童文学是否可以突破传统范式？
在这个多媒体时代，与孩子的话来话去才助于化解孩子的压力，在中国式家庭教育焦虑中，打开妈妈的心结突出重围
在这个多媒体时代，电子化、碎片化和即时交互的特点更加突出，每个人的阅读体验也发生着重大变化，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体延伸”带来了人的各种变化———正仿佛昼夜之间，孩子们接触文学的样式已悄然发生改变。电子产品的交互性、即时性，对于文学的阅读私密性和静默性形成了重要的冲击，安静的阅读状态开始变得喧嚣，同时电子终端的生动直观又使阅读终端受众更加低龄化，这就是我们作为母亲的现实。
在这样被虚拟世界冲击的亲子交流状态下，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显得尤其珍贵。
网络上曾经有个段子说，如果一个女性朋友不再联系你，一是她死了，二是她当妈了，三是她的孩子上学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接地气的现实。生活太近了，所有的压力扑面而来，中国式家庭教育的焦虑其核心就是在不断寻找一种安全感。我想，这是生命生存的底线。
再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他们似乎有了比前辈更多的选择。他们的生活被安排得无比丰富，可是他们的生活无比单调。当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造就了天价学区房，护送高考的车队和人流，仿佛当年上山下乡的人头攒动，面对这不同时代似曾相似的景象，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对今天中国的孩子和身边的教育熟视无睹……
(作者为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