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梦中情人夏梦第一个角色：《禁婚记》少妇
金庸昔年的梦中情人、小龙女和黄蓉的原型、香港著名电影人夏梦女士去世了。她的绝世姿容和深邃的内心世界，无疑是一种文人专属的、仲夏夜的梦。新书《梦回仲夏——夏梦的电影和人生》不光回顾了夏梦斑斓的一生，也收录了她自撰的影人手记，如初入影业时的专业、敏锐与谦逊。不得不说，金庸先生一生遇此佳人，就算没结果，也是福分哇！
我的第一课是《禁婚记》。
当剧本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导演李萍倩先生嘱咐我仔细研究其中人物的性格与造型时，我感到脸上热了……以前的我，只是看别人演戏，肤浅地谈论着某部影片中某人如何如何，却从来没有进一步去思索一个剧本的意义，也从来没有分析剧中人的个性与心理发展。但是，如今的我，自己竟负起其中一部分工作来了。这一个课题，对于我，是过分的繁重。
我拿了这剧本，回家的时候，心里简直感到了慌张。我像一个小学生忽然要他去参加一个大学的考试，一路上忐忑不安，一到家便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想在短短几天之内，读通这艰难的一课。
《禁婚记》是一个小家庭的喜剧，主题指出妇女职业上的一些 问题。
为了要揣摩派给我演的那个名叫霞芝的少妇的角色，我先得研究整个剧本的题旨，每一个人物的性格，与整部戏情节发展的路线。在一天一夜的咬文嚼字之后，我又买了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书来做参考。
离正式开拍，只有两三天了！
我自己的家庭虽不“小”，但我自己，是一个从来不管家务的人。最后，为了弥补我所缺乏的小家庭主妇的生活经验，我还特别到一夫一妻，没有孩子的朋友家，去谈天，细细观察他们的生活情形。
有一天，我去拜访一个结婚不久的亲戚，她和她丈夫一样，同在外面做事，每天上班以前和下班以后，才能料理家事。我去的那天是星期日，是他们这一对小夫妇，难得可以在一起出去玩一次的假期。但是，我在他们家吃了午饭之后，为了要观察得更多一点，便坐着不走，尽量想出问题，来跟他们谈话。一直挨到了晚饭时间，他们大概实在受不住了，竟向我下逐客令，告诉我：“本来我们下午想出去看电影的，可是，现在太晚了。并且我们明天一清早就要返工，末场戏是不去看的。”
他们的意思还不明白吗？我打扰了他们的一个假日了。可是，我心里却在想：你们以看电影作为消遣娱乐，对我，却是严肃的工作。
我多花一分心力，你们在娱乐中便多得到一分收获呢！这包括教育意义，艺术价值，或者娱乐成分。
正式演出
打扰了亲戚朋友，我略略得到了一些心得，又赶开了几个夜车，在《禁婚记》开拍的那天，鼓着生平未曾有过的勇气，走上了摄影场。
第一天，虽然有爸爸妈妈弟弟们陪伴着我，但那耀眼的水银灯一亮，分镜板一响，导演“开麦拉”一喊，吓得我心惊胆战，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脚步都移不动了。
当李导演喊起第一个镜头“GO”时（他以一声“GO”代替隆重其事的“开麦啦”），我的心跳得几乎要从喉管里跃出来。一直到他叫过“割脱”，微笑着向大家说“OK”时，我的心才“OK”下来。
若不是一向对戏剧艺术有些信心，不是有导演与四周人对我一片爱护，那我准得像我初进幼稚园一样，哇的一声哭出来，要妈妈抱我回家去了。
转变和期待
生活，就这样突然转变了，不再每日一清早拿着书包上学校了， 却是每日怀着一颗沉重而兴奋的心，往摄影棚而去。摄影棚这地方，看上去不要排班看齐，又没有考试问答，但对我却陌生得比上考场做新生更要窘急、困难得多了。
在学校，我已是最高班次，师长已把我当个大孩子看待，同学多数已尊我为师姐了，我自己也觉得悠悠自在。但一进这摄影棚，我马上藐小得像一个初进幼稚园的小朋友一般。
虽然我有幸开始了艺术生活，公司方面更不惜牺牲，予我以一切学习机会，但我越是学习，就越感到自己的不足。
我好似跳了班次的学生一样，我随时在考查自己，我够吗？我行吗？我跟得上这满棚的先进吗？我会不负人家对我的爱护提携吗？我会达到我自己的期望吗？这些，都是我诚惶诚恐的原因。
我期望一切爱护我的人都来教导我，指引我，批评我，不吝惜一点一滴，赐给我。这又是我期望中的另一个期望了。
《禁婚记》试映
之后，我更可怕的一次脸红，是在娱乐戏院试映《禁婚记》的那一天。
我看到我自己在银幕上出现时，提心吊胆，悔恨交加，羞愧莫名。
“为什么我演得这样差？”我几乎要大声叫喊出来。
试映完毕，我便急急从人丛中溜出了戏院，皇后道上的阳光似乎也在指摘着我。
“充实自己！充实自己！”我听到自己对自己在呵责慰勉。
回到家里，我决心非加倍用功不可。
体验不合理习俗的悲剧
第二部片子是《娘惹》。
这是以暴露华南某地一种封建旧传统的不合理的婚姻，造成悲剧 的后果为主题的影片。
我饰那个称为“娘惹”的少妇，一个嫁给华侨的南洋土生女。她跟华侨回到祖国，却发现他的父母给他在家里已经代娶了一位太太。最后，是合理的抗争战胜了不合理的传统制度。这中间的一段抑郁、灰心、紧张、抗争……我怎样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剧中人的情感呢？
我整天地想象、分析，与同事们讨论，有一夜，我因而做了一个离奇的梦。我梦见我到了南洋某地，椰子树下有曼陀铃的声音，一群穿纱笼的女人把我围住，要我和她们一起舞蹈，一起歌唱。忽然，有人飞奔到我的身后，把我的衣领一把拉住，对我喝道：“你这是做什么呀？”
这一惊，就醒了，才发现我妹妹正在拍着肩膀，笑着问我：“姊姊，你做梦也唱起歌来了吗？”
于是我也笑了。醒后失眠，索性坐在床上，就和妹妹谈起“娘惹”的故事。我问她：“假如你嫁了一个你所爱的人，到了他的故乡，发现公婆逼着你丈夫和另外一个毫无情感的女人结婚，你丈夫陷在痛苦之中，你又受着公婆的歧视，你将怎样？”
“我吗？”妹妹想了一下，“我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她又钻进被窝里去了。
可是，我却不能这样逃避这个问题，这是派定了要我演的戏呢！
一直到天明，我把这个剧本一遍又一遍地念。我为剧中人流泪，为剧中人呼喊，也为剧中人微笑。第二天清晨，才倦极了昏昏睡去。不到五分钟，又被妹妹推醒。
“喂，今天你的新片开拍，别睡久了误了时间！”她拿起桌上的那张通告，对我扬了扬，我只得睁开惺忪的眼，起了床。
接受新封建婚姻的教训
电影工作者有他们的一把辛酸泪。可是，有更大的精神上的愉快来作为代价。我经历了流汗的辛劳，我也开始为这一份工作的意义而感到兴奋了。
当《门》这个剧本拿到手的时候，我自己首先上了一课“婚姻学”。我想到，我如果把这一课有效地、深刻地，表现在银幕上，传达给观众，我该是怎样光荣呢！
有一般人高叫“婚姻自由”，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一般人， 明白买卖婚姻封建婚姻的错误，懂得婚姻必须有恋爱的基础。
可是，事实上，许多男女，从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却又走进了新的枷锁——新封建婚姻，没有工作与生活的健全基础，只凭架空的所谓“盲目的爱情”的结合，结果，不是成了物质享受的奴隶，便是成了另一种失去自由的可怜虫。空虚、彷徨、苦闷。这样的婚姻也还是没有幸福的。
在《门》这部影片中，我便演这样一个女人，打破了第一道门，却又被关入另一扇门里。最后，再从第二道门中走出来，认识真正的婚姻幸福在什么地方。
妹妹看我读剧本读得津津有味，就叫我把故事讲给她听。她听完之后，忽然拍手叫好，我说：“怎么，你也懂剧本的好坏？”
“我不敢批评好坏，” 她摇摇头，“但是，我却为你称庆”。
“为什么？”我不懂她的意思。
1951 年摄于家中（鸣谢刘韧先生）
“ 因为你主演这部戏，将来你自己结婚时，不是经验丰富，万无一失了吗？”
她原来在开我的玩笑。我打了她一下，罚她拉了大段胡琴给我放松一下精神，才算了事。
其实，我心里知道，演几部有意义的好片子，正是给自己的人生上了一堂课。编剧、导演，给了人生的经验，也使我得到思索问题的机会。而等片子公映后，影评家和观众的意见，补充了我思想上的缺点。
对于一个演员，这是无形中得来的福分呢！
学习积极性理智的情爱
到了《一家春》这一部戏，有趣的是：我这个演员果真愈演愈有“长进”，从新婚少妇，演到了“为人之母”的续弦太太了。
《一家春》是给天下“后母”翻案的，指出了传统偏见是错误的。更积极的一方面，却是一课“做人之道”——夫妇之爱，家庭之爱，子女之爱，应该怎样去爱？
真正的爱，不是偏狭的，不是自私的，不是个人情感小圈里的， 而是有理智的情感，是有自我牺牲的精神的情感。
这个剧本的意义与价值，我想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都知道，当然不必由我这个小演员饶舌。但是，这个剧本对于我，老实说，真是一个沉重的担子。我为它失眠，我为它焦虑。我觉得太难于把这一个模范后母表现成理想中的人物了。我还冒昧地和袁仰安、陶秦两位先生“诉苦”过，我想“逃课”，暗示给他们：“为了保证成功，不要派我演吧！”但是，他们用种种方法给我“打气”，鼓励我担起这副实在超过我的负重量的担子。
这部戏在大家认真卖力之下，摄制的速度与工作效率，都表现得非常强。在摄制期中，（让我坦白招供吧）我时时刻刻跟自己的幼稚、无能斗争着。我克服自己的困难，一如剧中淑芬这个角色，在戏里不屈不挠地要做－个成功的后母一样。
淑芬是成功了，但是，我在演技上的努力，却不及她“做人”的不知几分之几。
1952年元旦晚上，遇到了一位朋友，她告诉我，她看了《一家春》，痛哭了一场。
她是一个后母，她先生的前妻遗留下来的一个女儿，虽然不像剧里的培珍那样，但“也是常常跟我作对，把我看作敌人”。朋友跟我说到《一家春》时，又流下眼泪来，对我说：“夏梦，谢谢你演这部片子，你太好了！”
我心里说不出的惭愧，这个反应，绝不是我的功绩。
我不过只是制片者和编导先生教诲指示下的一只螺丝钉，如果这一部机器对人们有什么功用的话，是设计者与制造者的成就。以演技而言，陈娟娟小姐，就强上许多；石慧妹妹也是我所敬佩的。我是不是已考了个及格，自己变得非常惶惑，仍须跟在别人后面，慢慢求取进步。
1952年1月 香港270
本文摘自马来西亚作家子宇所著《梦回仲夏——夏梦的电影与人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