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蒂克消亡史》:民国为什么会是罗曼蒂克的

2016-12-22信息快讯网

《鬼子来了》里有个七爷(陈述老爷子演的),精神不太正常,还有暴力倾向。他管日本鬼子叫“王八操的”,总念叨着把鬼子“““一手一个掐吧死俩,刨坑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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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来了》里陈述扮演的七爷

《赌城风云》一开头就讲了在拉斯维加斯刨坑埋人的秘诀:先刨坑,后杀人。《好家伙》里却是先杀人,后刨坑。程耳导演也偏爱刨坑这招,《边境风云》里孙红雷差点被埋(坑还是他自己刨的),到了《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成功地刨了坑,埋了人。不过,那日本人不应该在汽车里开枪杀人,枪一响,玻璃四溅,一车血了呼啦的脑浆头骨,根本擦不干净,影响车震的心情。《教父》里穿西装的黑手党喜欢在车里杀人,开枪,或者勒死,喀嚓杀完,汽车(都是死者的车)就扔一边不要了,多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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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除掉帮里的叛徒的场景

虽说是黑帮题材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却有一颗少女般的心。这很像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的初夜,前边鼓捣得很快,越往后越慢,我看的时候常常想“快完了吧”、“怎么还不完”、“大哥你快点完事吧”。

《罗曼蒂克消亡史》无疑是高度文学的。先不说拍得好坏,它的题目就很特别。似乎伴随着民国的结束,罗曼蒂克也随之消亡了。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先不说消亡,一个慌乱的问题是,民国为什么会是罗曼蒂克的?在民国的故事里,罗曼蒂克是从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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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

革命的罗曼蒂克

1946年3月,军统局局长、中国国民党的声名显赫的特务戴笠乘坐的飞机在南京坠毁。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里回忆道,蒋介石得知戴的飞机失联后,焦急异常,甚至命沈醉练习跳伞,以便搜寻飞机下落。沈醉是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解放以后,他在大陆坐了十年的牢,已经脱胎换骨,再加上他文笔很好,写得特别真实,我就习惯性地怀疑他的文字的真实性。不过看到这一段儿的时候,我还是挺激动:假如我是沈醉,在黎明时低空跳伞,在冷飕飕的风中,在熹微的天空和阴森的大地之间茫然寻找自己敬爱的老上司,又焦急,又愤怒(主要是恨蒋介石逼我跳伞),还自由落体,这TM多么罗曼蒂克啊。

和可口可乐一样,罗曼蒂克(浪漫)是一个洋人的词,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另一个伟大的词语是歇斯底里。当罗曼蒂克烂大街了以后,它的意思也变得人人都明白,大概是指一些超越平凡生活的、美好而激烈的事儿。这玩意中国一直都有,秦时明月汉时关,势拔五岳掩赤城,醉卧沙场君莫笑,一枝红杏出墙来。洋人那里就更多了,戴着铁面具的路易十四,小径分叉的花园,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海,船在海上,马在山中。罗曼蒂克就是故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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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里的罗曼蒂克的爱情

在神剧《潜伏》里,一位八路军高级将领对潜伏着的特工余则成和他的爱人说道,虽然周恩来先生远在法国,邓女士在天津,可是后来他们还是结成良缘,革命者的爱情分外浪漫嘛!如同一道闪电,罗曼蒂克诞生了。

《潜伏》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民国,但罗曼蒂克并不属于民国,而是革命者的专利。革命就是罗曼蒂克。虽然汪精卫后来当了大汉奸,非常糟糕,但他早年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时候,无疑是很罗曼蒂克的。汪精卫关了死囚牢,他后来的媳妇儿陈璧君跑到监狱里要和他睡觉,给他留后,也不能更罗曼蒂克了。宋庆龄半夜跳出自家里窗户,跑去和孙中山私奔,把自己的老爹气得半死,也特别的罗曼蒂克。

1949年是一道时间的海峡,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对中华民国的叙述始终是一个镜像,映照着现实的面目(所有在这个逻辑之外的影像都不能被看见)。于是,中华民国虽然彻底完蛋了,但随着时间推移,它总是变幻不定、栩栩如生。它是旧社会,是忆苦思甜的苦,是一个展示革命者英雄主义的舞台,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当阶级斗争的年代过去后,民国被开发出更多的功能,五四运动成了现代化的标记,国民党军队开始能打仗了(虽然不如八路军),国共开始合作打日本鬼子,而不是打来打去。最终,民国变得和现实一样庸俗、空洞和喧闹。

革命的话语并没有消失,仍然主宰着民国的样子。民国与现实始终是断裂的,又在时空上与现实紧密相连。一方面,民国在时间中不断远去,另一方面,革命的话语在不断变形和后退,民国像是退潮的沙滩一样逐渐露出了新的轮廓,罗曼蒂克也开始在这个半透明的国度里显现。

这是一种全新的罗曼蒂克,它虽然仍然屈从于历史叙述,却迅速填满了历史叙述的空隙。年轻的张艺谋的《红高粱》里,轿夫与小媳妇在高粱地里野合,唢呐和天空炫耀着新的罗曼蒂克的苏醒,唤醒它的是一种暧昧的空间,一个真伪难辨的故事。影片在开头说:“我跟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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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剧照

当然,《红高粱》里同样包含革命的叙述,也就是罗汉爷爷参加了共产党,被日本鬼子活剥人皮,光荣牺牲的情节。电影旁白的声音变得无比庄严:“我看过县志,县志载,日军抓民夫累计40万人次,修筑张平公路,毁家河无数,杀人逾千,刘罗汉在青杀口前,被日军剥皮凌隔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罗汉爷爷的故事是截然不同的、革命的罗曼蒂克。他的英勇无畏不能放在民族神话里,以防“有的人不信”,必须要由“县志”这一冰冷的权威文体来证明。

两种罗曼蒂克在民国的时空中混合,一种不容置疑,坚硬而明确,另外一种却显得柔软和滑稽。它们争相诉说自己的真诚,民国的领域也得以延伸。在电视剧《潜伏》中,我党杰出的特工余则成身上完美融合了两种罗曼蒂克,他在军统(保密局)中游刃有余、计谋百出,敌人无不束手待毙,而在面对革命同志时他却无比真诚,天真得像一只小绵羊。剧中已有了明确的解释,这是因为信仰。在煞有介事的谍战剧《北平无战事》中,国共两党的斗争尽管胜负已分,两位主角却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对称。在电影《风声》中,一方面是我党同志在机智地抗击日本和汪伪政权的敌人,同时,又出现了密室杀人和看得人头皮发麻的性虐待场面。两种罗曼蒂克在某些抗日神剧中达到了高度重叠,于是手撕鬼子、遭强奸后打通任督二脉射箭杀敌出现了。世界上有什么能比徒手撕碎敌人的身体更罗曼蒂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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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中黄晓明饰演的日本军官

罗曼蒂克与杜月笙

杜月笙一度是地摊文学的王者(如果说川岛芳子是女王的话)。后来成功学(地摊文学的变种)成为中国特色的显学时,杜月笙又成了人生导师,他教给年轻人的处世智慧的数量仅次于曾国藩和于丹。他的幽灵总是在火车站等流动人口密集的地方出现。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杜月笙戴着墨镜,与太子对峙,像个相声演员。杜月笙魅力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政治,他如何发迹,人缘多么好,为什么屹立不倒,二是性,他怎样和人通奸。

身体总是很诚实的。在这些故事中,杜月笙和戴笠并没有什么分别,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政治和性是永远的禁忌,这些故事的意义在于人为什么要穿衣服。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从没出场的、权势熏天的戴先生就是戴笠,他玩弄的那个女性叫吴小姐,原型是蝴蝶。主人公陆先生的原型则是杜月笙。这段上海滩的旧事人们都听过,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同为青帮大佬,张啸林不要脸投靠了日本鬼子,被杜月笙搞掉了。上海解放后,黄金荣每天早起扫大街,杜月笙跑到香港,没多久就死了。

历史与小说之间出现了一个缓冲的地带。戴笠和杜月笙有八拜之交,是异姓兄弟。蒋介石功成名就之后,还专门去给黄金荣磕过头,差点把黄金荣吓死。这些掌故都可以归为野史。野史是一个奇怪的东西,一方面它是未经权力确认(钦定)的、私人的历史,提供了不同于官方的解释体系,另一方面,它的非官方地位又不断申诉自身的道德优势(野史才像是真实的)。野史中当然有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更多的像是网络小说。驱动它的不再是某些意识形态下的叙事策略,而是罗曼蒂克的想象力。

乔治·奥威尔老先生说,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本朝人不修本朝史。现实和历史的张力一直叠加,不断生产出暧昧的空间。当那些故事撕破历史叙述的渔网时,罗曼蒂克就帮助它们复活了。这是个和创世纪相提并论的领域,充满了谋杀、决斗、豪赌、财宝、复仇与爱情的真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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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

韦小宝的全部知识结构都来自于说书先生。他讲了“当晚沐王爷坐在军营之中,挑灯夜看春秋”,然后大破元军的故事,叽里咕噜,把茅十八说得一愣一愣的。在荡气回肠的相声《八扇屏》中,莽撞人是一位古人,姓张名飞字翼德,大喝三声,把当阳桥喝断。电视剧《大宅门》里白二奶奶公然行贿,送太监一所豪宅,还要把她的敌人挨个咬死。话剧《蒋公的面子》里,大学教授们疯狂打麻将,还给大学敲打了一座墓碑。洋人的罗曼蒂克也不少。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一个名叫“少校”的笨蛋变成了真正的美军少校。在博尔赫斯的南方,一个垂死的病人像高乔英雄那样拿起了匕首。在《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中,诺亚方舟逐渐变形,融化成了油画边缘的一个光点。在《玫瑰的名字》里,大火呼呼烧了一夜,净化了黑暗的图书馆。

民国也变成了这样。国民党从不是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政党,也就是说,人们总搞不懂它要干什么。即使在党内激烈斗争的时候,它也显得很乏味(现在也是),它一点也不罗曼蒂克。军统局是一个法西斯性质的混账东西,更是个僵硬的机器。但在《金陵春梦》里,蒋介石会在西安事变时穿着睡衣委屈发怒,像个捉奸成功的女人。在《一代宗师》中,军统杀手成了一个孤傲而寂寞的八极拳大师,开了个理发店,忍不住和叶问搞一下“千金难买一声响”。

历史叙述必然包含罗曼蒂克的可能,但罗曼蒂克必然超越历史。张大春写了一本叫《城邦暴力团》的伟大小说,在马戏团一般的炫技中,他居然真诚地自我表白“唯浅妄之人方能以此书为武侠之作”。这是何苦呢,他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武侠之作”。这小说写得颠三倒四,有七兄弟、七张画、七本书、七门手艺,如迷魂阵一般,在它的虚拟世界里,民国、国民党、军统依次崩溃。张大春老师以个人之力手撕历史,罗曼蒂克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让人看了心疼。

历史的书写本质上是一种遗忘。对抗遗忘的办法是,我们总会记得那些没发生过的事。所有的这些罗曼蒂克都是新的,和革命的罗曼蒂克完全不同,它的目的是让历史变得陌生。它不断逃离某种话语的控制,并试图与之对抗,偶尔也会摆出一些奇怪的姿势。但这种努力从来没成功过,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罗曼蒂克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这是一次合谋。

对物的迷恋

《水浒传》写得很厉害,而且口气很大,开篇就说自己是“九纹龙”。《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口气也很大,讲到一半,忽然跳出来说自己是“艺术片”。程耳导演有艺术家的自觉。在前作《边境风云》的片尾曲里,他写了一个歌词,“他们说这是最后的晚餐,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等等,这首歌在恐怖片《黑暗中的舞者》里比约克也唱过一遍,唱得更吓人。

《罗曼蒂克消亡史》拍得很用心,虽然故事有一些费解。比如,陆先生惨遭灭门,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反过来说,既然他那么轻易就被灭门,早就该被灭几百次了,他又是怎么当上黑社会大哥的。再比如,何必把日本妹夫、间谍、变态狂当作最大的包袱抖落出来?不是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么,凭什么要让日本鬼子也罗曼蒂克一下。这可能是逃离过程中一次灾难性的错位。

《教父》是一部单纯的黑帮片,《罗曼蒂克消亡史》和它有点像,也在关键情节上致敬了《教父》,它们都讲了一个复仇的故事。复仇永远是好的故事胚子,因为暴力和谋杀有了天然的正义性。《教父》特别罗曼蒂克。它的悲剧高度来自于理想主义的破灭。从第一句台词“我相信美国”开始,迈克尔·考利昂就和黑暗世界拔剑战斗,他一路打打打,也一步步被命运吞噬,终于堕落成黑暗世界的一部分。他和《百年孤独》里那个打纯金小金鱼的上校一个德行。

《罗曼蒂克消亡史》想说另外一个事儿,所以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陆先生复仇的必要条件是日本鬼子投降,然后他才能在战俘营外枪杀未成年人。这非常不罗曼蒂克,当然这不重要。《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用心之处在于影片的质感,而质感来自于一个陌生的民国。

影片的每一帧都在展示质感。穿长衫、一尘不染的陆先生(杜月笙还真就这样),暗藏机锋的家庭餐叙,装腔作势的电影明星,能拍一部《舌尖上的日本》的厨艺精湛的鬼子。慢悠悠的镜头和左小祖咒的庸俗音乐。如果说言情剧一般的《黄金时代》还有一些精神符号的话,《罗曼蒂克消亡史》折腾了半天,却抽取了民国最物质的一个平面,还说这是罗曼蒂克。这种想象力实在有些尴尬。

对物的迷恋贯穿影片的创作,所以人物都不太像人。那个刨坑埋人时异常生猛的、单纯害羞的处男还有点戏,但陆先生等一群大佬和妻子、情人们都像是瓷娃娃摆件,他们的呼吸都是为了填满一个空间。但像地摊文学一样,这空间里一是空洞的政治,二是空洞的性。《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民国并没有突破任何早已画下的结构性边界,它早就在精心描绘“物”的时候停下来了。很遗憾,这一次的罗曼蒂克没有什么新鲜东西。

《教父》的路径正好相反。那年头,意大利人在美国很受歧视,他们都是农民,只会做冰淇淋和馅饼,最后逼得去混黑道。它从不说自己是“艺术片”,也不追求质感,手枪就是手枪,杀完人扔地上,完事儿。电影里,他们一般只杀人,不刨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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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

结语

《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民国并不怎么罗曼蒂克,它反射出的不过是现实的庸俗和乏味。但是,这片子仍然比一些国产电影强好多,程耳导演也值得尊敬。在今后的民国故事里,两种罗曼蒂克仍然会同时存在,它们背后的逻辑也不会变。民国的时空还是挺大的,能讲很多故事,不着急。比如,蒸汽朋克风格就不错,民国也可以是蒸汽朋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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