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鱼”的挣扎：民国女子游泳是如何兴起的

从晚清至民国的几十年，在悠悠历史长河中虽只是倏忽一瞬，其间之风云变化却可称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改朝换代自不必说，连延续千年的民风习俗也面临摧枯拉朽般的撕裂，一般守旧之士自然是痛心疾首，然而对于长期处于弱势的中国女性来说，却不啻一次新生。自革命理念初生之日起，女子解放运动便与其休戚与共，裹脚布和八股文一样，都是必须被狠狠碾碎的旧制毒瘤。而在女子解放运动中，身体解放又首当其冲，备受瞩目，不仅要放开双足，更要强健体魄，“健美”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时髦标签，这一股风潮吹来，体操、跑步、网球等各项运动都时兴起来，当然，也包括进展缓慢的游泳。

上海女子游泳会全体会员合影

女子游泳兴起的催化剂

游泳这项运动的微妙之处在于，既要下水必然要穿泳装，而穿泳装则意味着要在公共场合暴露一部分身体。但纵观中华历朝历代，都极为讲究服制礼仪，穿多少？怎么穿？条条框框，罗列分明。赤身裸体此等蛮夷作风，士大夫阶层皆耻于为之，擅游泳者恐是寥寥无几。至于女性，服饰更强调对肉体的遮蔽，除了有唐一代，能略微一展粉颈酥胸，宋元以降，无不是一色的从头裹到脚，加之那双连走路都颤颤巍巍的三寸金莲，女性与游泳更是绝缘。

是以，自晚清几大通商口岸开埠以来，虽然西人带来了不少包括游泳在内的欧美各国较为风行的运动，但传播有限，于华人社会并无多少影响。只有在水源丰沛的华南地区，尤其是英殖民地香港，参与游泳的华人热情高涨一些。其他地方，即使是常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城市上海，在民国之前，游泳都是稀罕事。上海最早的游泳组织“上海游泳总会”，是1892年在英国侨民建议下组织而成，同年总会在跑马场内建造了上海第一个室外游泳池。1906年，为满足在沪外侨需求，工部局在北四川路建造了一座室内公共游泳池。每年的5月15日至9月30日对外开放，泳客一律买票进场。但来这游泳的几乎都是外国人，连中国男性都很少，更遑论女性。

上海最早的游泳池——跑马厅游泳池

进入民国10年后，破冰之举悄然开启。一个刺激事件便是毛杏秀女士溺水事件以及由此而发起的“中华杏秀游泳社”。1921年，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来华访问，组成教育调查团赴全国各地考察，十月抵苏州活动时，苏州第一师范、第二女子师范与两附小之男女教职员有数人同往。在过亚细亚公司旁的石桥时，由于车夫不慎，致车翻落水中，大部分人迅速被小船救起，独毛杏秀女士依然沉于水中。此时，同行虽有十数人，竟无一人能游泳，束手无策下只能等十分钟后，用船将女士寻得，已然香消玉殒。这一惨剧，使同行的教育界人士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从前狭隘的教育理念，并清醒地发现体育、尤其是游泳教育的重要性。“女士之死，由于车覆落水固然，但落水之后，假使十数同行中有一能泅水的人入水救助，则女士可以不死；假使船夫能泅水、也可入水救助，女士也可以不死；又女士自己如能泅水，则女士更可以不死。乃同行十数人，平时都能够作文章演说，至此除搓手顿足之外，竟一无所措。这可以说不是意外之变足以死人，是我们所学不切实用，不能应变足以死人了！”发起“中华杏秀游泳社”就是为了提倡国人对于游泳之术的注意，游泳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在关键时刻还有保全性命之用。普及游泳知识，促进游泳场地建设，成了当务之急。

另一个促使女子游泳兴起的刺激事件是中国选手在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的失利。远东运动会由菲律宾、中国、日本三国发起，从1913年到1934年分别在菲律宾、中国、日本三国共举办了十届，是亚洲最早的地区性综合运动会。远东运动会不仅是当时亚洲水平最高的洲际赛事，也是中国与日本暗暗较劲的赛场，在第二届时中国曾获得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以后则每况愈下。尤其游泳方面，更是全面落后于日本。“六次远东运动会，游泳一项，从未拿过一次冠军，甚至参加的人也很少。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八大学运动会都没有游泳节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游泳在日本的普及度，特别是女性的参与度。早在1908年，《天足会报》就报道了日本和歌山女学生之游泳部，强调其不仅技术精湛，且游泳时皆“泰然自若，毫无仓皇之色”。1921年，一位留日学者，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女子与游泳权》，描绘日本妇女在夏季海滨自由戏水的欢快场景，叹息中国女性连游泳权都被剥夺了。

沪江女子游泳队

但就在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结束后不久，普及游泳计划迎来了一轮小高峰。1924年，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校长陆礼华女士鉴于历届远东运动之失败，决定敦请名师加授该校女生游泳术。1925年，沪江大学已经成立了校内的女子游泳队。一些杂志上开始介绍女子游泳术的学习方法。然而，此时的女子游泳运动还多局限在培养专业选手，真正面向普通市民的传播仍是任重道远。

男女同游，合礼乎？合理乎？

20年代末，除了当地政府及游泳组织建造的公共游泳池外，各高校游泳池是学生们参与游泳运动的最佳场所，当时条件较好的大学如复旦、清华、沪江等都在校内设有游泳池，开始只向男生开放，但自从女子游泳被纳入为远东运动会正式项目，女学生要求参加游泳的意愿日益强烈，便陆续向女生开放。但就连这些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们，一开始对于在公共场合游泳都有些抹不开脸，1929年，一场发生在上海交通大学内有关游泳问题的大讨论就很值得细敲。

两江女子游泳队成员合影

1929年春夏之交，《交通大学日刊》上讨论得最热火朝天的是女生游泳问题。起因是这样的，该校游泳池于五月二十四日（星期日）开始向全体学生开放，并附加条例，在游泳池开放时间内女同学可自由参加练习，不特定钟点，还规定所有学生必须着泳衣入池（在从前游泳池不向女生开放时，裸身游泳的男生不在少数）。然而马上，因全体女同学的强烈要求，又规定每星期一、三、五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为女生特别游泳时段。但此规定实行第一天后，就有不同意见者在校刊上发文，反对校方给予女生此种特权。因为在此特别时段，女生不仅“不敢游”，还“请观众退出，并且告体育馆把门锁起来，谢绝参观”。针对此种现象，评论者提出批评“女生确实怕羞，但是照体育的眼光看起来是不对的。游泳既是男女公开，那就不应当有这种举动”。文章登出后不久，立时就引来不同意见为女生辩解，称“男女同游在我国目为创举”，应考虑女生之意愿。且女生初学游泳，难免畏缩颤栗，锁门主要为了免遭旁观者讥笑，并批评个别男生擅自把门锁打开之举毫无教养。“总之，女生不与男生同游，以及女生锁起门来游，均与男生之锻炼体格毫不发生阻碍，所以希望男同学，不要再与女同学为难，以阻止女同学锻炼体格之进行！”

这一辩解文立时又将讨论引向新的高潮，各方意见如雪花般纷至沓来，而讨论的焦点则是“男女同游”是否可行。大部分同学都对此持支持态度，在欧美诸国，男女同游早是常态，即使在彼时中国，也有北京的清华大学、上海的沪江大学略为表率，游泳池都是向男女生统一开放，并没有规定什么女生特别时段。要求女生有特别游泳时段，谢绝与男生同游，其实是将女生自异于男生群体，是社会固有的“男女有别”思想的延续，而“大学的女生，应负有改革社会不良习惯的责任，应努力的求与男子平等，女同学们，你们与男生同读，与男生打网球，与男生打排球，你们为何不与男生同游泳呢，无谓的羞耻心，似乎应当革除”。

讨论到最后也没争出个是非曲直，但却释放出一个积极的讯号，即男女同游这回事，已然从思想最为开明的大学开始，慢慢被女性所接受，而这在从前一直是阻碍女性学习游泳的最大心理障碍。跨过了这道坎，才会有更多女性敢于出入公共游泳池，才可奢谈游泳运动的普及，毕竟坐拥私人游泳池学习游泳的人总是凤毛麟角。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公共游泳池内的女性身影明显增多了。

上海虹口游泳池

1929年八月，《图画时报》登载了一组题为《吾国女子之游泳热?上海虹口游泳池所见》的照片，选取了多张中国女子身着泳装，在游泳池内戏水畅游的照片。相比从前报上登载的多是欧美日本等国的著名女游泳家，30年代后，越来越多中国女性的泳装倩影开始见诸报端，女子们对于身着泳衣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事也越来越坦然。1931年，随着女子游泳热情日渐高涨，中国女子游泳研究会成立，聘请游泳健将俞斌祺为顾问（曾获得1930年全国运动会上海赛区游泳比赛第一名），报名加入的女子多至四五十人。1935年，上海女子游泳会成立，成立当天举办下水礼，并为赞助航空建设募款进行游泳比赛，场面煞是热闹，游泳已然成为普通女性的娱乐活动之一。

泳装女性在画报中井喷

如果说在1920年代末，女子对于出入公共游泳池还有些羞羞答答，就在短短几年后，这一心理障碍便被轻轻跨越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众多女明星及社会名媛以身示范，拍摄了大量明艳照人的泳装照，使得身着泳衣在碧水池中劈波斩浪不但不是一件羞耻之事，反而成了一种新风尚。

1932年夏天，电影界掀起了一股女明星游泳热。7月，高桥海滨浴场开幕时，众多女星前往捧场，平日里，虹口游泳池里也能经常见到她们的身影。那时，女星拍泳装照几乎是惯例，就算不会游泳，也要在池边摆个pose，黎莉莉、黎灼灼、陈燕燕、王人美、徐来、梁氏姐妹等，都是泳池常客。女明星泳装照成为画报吸引读者的不二法宝，一些期刊还出过泳装特辑，比如《影星照相集》第三期即为“浴装特辑”，几乎将当时一、二线女星的泳装照尽数搜罗在列。

名媛周光浩之泳装照

与女明星热衷拍摄泳装照互为映衬的另一面，则是游泳明星日渐为娱乐画报所关注。当时最著名的泳坛女将，素有“美人鱼”之称的杨秀琼，便堪称其中代表。杨秀琼是广东东莞人，1930年，年仅12岁的她在全港游泳大赛上横空出世，一举夺得50米和100米自由泳两项冠军，从此成为杰出游泳代表。1933年10月，她又在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囊括女子游泳单项全部金牌，其时才不过15岁，观众们热情地称她为“美人鱼”。因其青春年少、身材健美、容颜姣好，一时成为报刊追逐的对象。她参加的比赛不仅被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即便是平时，她参加各类社会活动的靓照也是铺满版面，其大众知名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女明星，甚至还时有她将转战电影界的谣言传出。

泳装女性在画报中的井喷态势从好的一面固然可看作是普及女子游泳的推动力，毕竟，在许多女明星、女运动员及社会名媛的共同引领下，的确扭转了社会对女子游泳一事的舆论风气，太太小姐们终于可以放下顾虑，大大方方来泳池玩耍了。但另一面，敏感的观察者不难发现，泳装女性突然间如此风靡，成为各大画报必备的图画素材，甚至经常用作封面招徕顾客，其本质和往昔报刊用仕女画、美人图来吸引读者并无不同，无非是“女色消费”一次改头换面的重新上演，只是如今身着泳装、身材健美的“新女性”成了时代的宠儿。普及女子游泳的本意，在于强身健体，锻炼意志，更深层点说，是剥落旧时妇女在公共场合裸露身体的羞耻感，实现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这也是近代以来女子解放运动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然而，无论知识界给“女子游泳”打上多少进步的标签，在一些思想迂腐之人看来，看女人游泳就是看“女人洗澡”，而市民阶层的关注点也更多集中在泳装女性那曼妙的身体曲线。同时也不可否认，确有一部分舞女、交际花，为了吸引眼球，打着“女子解放”的旗号，穿起最新泳装，在泳池边拍一些搔首弄姿的照片，女子堕落和女子解放有时仅一线之隔。

《良友画报》之泳装女性封面（杨秀琼）

但这些负面影响，并不是推进女子游泳带来的过错，而是旧有的将女色商品化的思想在新时期的变种，这种思想是比裹脚布、大宽袍更难革除的深入骨髓的对女子的轻贱，甚至直到今天，用大幅女明星性感艳照吸引读者的刊物仍然随处可见。但如今，女子游泳已是如此平常的休闲娱乐，当年轻的女孩们穿着轻薄的比基尼漫步在海边沙滩时，也许不会想到，为了争取这一点“游泳权”，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曾经历过多少挣扎和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