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3年拍生孩子纪录片：生育就是战争
郑清明和他的两个女儿郑秋、郑心，名字合起来是“愁”的意思。
12月24日，“陈小凤”一家人在看纪录片《生门》片段。
12月23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走廊的待产孕妇。
一根脐带牵着一个婴儿在大银幕上晃过。他刚刚离开温暖的子宫，被一双大手，从哭嚎的产妇胯下接到人间。
有观众失声叫，“啊……”有人窃语“哎呀，我肚子好痛。”
女性真实的生育过程少有地出现在中国电影院的大银幕上。
导演陈为军今年47岁。他出生在山东日照的一个农村。他出生的年代，生育是一件粗粝而自然的事。孩子像长熟的瓜果，生在地上。黄土地上铺一层厚厚的麦秸灰，在深秋的一个午后，他“噗通”掉进一堆灰里。父亲拿着剪刀，在煤油灯上一进一出。咔嚓一声，剪断了他的脐带。
四十多年后，陈为军带着两个摄像师，想拍一部当代中国人生孩子的纪录片。
这更像一部中国式“战争片”。“战士”是产妇，她们的敌人有的是金钱或时间，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战斗结束时，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有人被死神召唤。
生死之间，有义无反顾，有得失的纠结，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属于生命的奇迹。
《生门》500多小时的素材，记录了80多个家庭。三年后，纪录片走进影院。每一个参与纪录片的人，都试图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不定时炸弹
武汉人管宝宝叫“毛毛”。
郑清明带着妻子和她肚子里的毛毛赶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是凌晨1点多。他几乎是被另一家医院“逼”出来的。
“只有2000块一晚的病房”。郑清明没有钱。妻子是他在外打工时“带回来的”，没有社保。为了能报销，他让妻子冒用了外甥女的名字陈小凤。
“陈小凤”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她怀的是双胞胎，却是风险性极高的中央型前置胎盘。按照医生的说法，本应长在子宫后壁、前壁或侧壁的胎盘，刚好完全挡住了孩子出生的去路——宫颈口。孩子越大，胎盘压力越大，“就像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炸”。
郑清明已经历了两次“小爆炸”。其中一次，“陈小凤”站在地上，血淌满了两块60平方厘米的地砖。
他42岁了。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是村里最后一户盖起新房的人家。邻居的孙子都一岁多了，他的宝宝刚满29周，离足月还有8周。生死未卜。
他拼了命也要保“陈小凤”和两个宝宝。医院产科的病床成了他的“阵地”。
作为武汉市5家急危重症孕产妇抢救和转诊中心之一的三甲医院，这里2/3的住院产妇都是各地转来的疑难、危重和急症。
一个肾病综合征产妇，全身浮肿。所有亲人都劝她打掉孩子。因为年龄大了，怕再难受孕，她执意冒险保胎。还有一个重症子痫前期患者，高血压随时可能致命，她签了风险自担保证书，“想让宝宝在肚子里多呆几天”。还有的产妇羊水早破，靠躺在床上喝水、输液，“一动不动”。
她们占满了产科的54张床位。“战场”延伸到走廊的过道上。连护士台旁的一块空地也支起床，成包的卫生纸和衣物占去1/4，床边靠着陪床座椅和输液支架。
床的正上方写着，“幸福时刻——给宝宝一生最好的开始”。
妈妈们严阵以待，没有人知道“幸福时刻”何时降临。
过道里的加床半数没有屏风，吃喝拉撒没有隐私可言。像“陈小凤”一样的产妇，绝大多数时候都要躺在床上。因为出血多，“陈小凤”上厕所也在床上解决，靠的是一根导尿管。
用来保胎的硫酸镁或安保滴得很慢——“最慢时1分钟5滴”。摇摇欲坠的液体要在严密监视下，连续挂上很长时间。
因为长时间卧床，即使不断按摩，她们腿部仍会肌肉萎缩，“站都站不起来”。即使如此，只要肚子里有胎动，都算幸运。真正令产妇们提心吊胆的是，“有的妈妈，躺着躺着毛毛就丢了”。
学会彼此开解，成了持久“抗战”的必杀技。
“我羊水破得太早了，孩子现在只有两斤多。”
“我办公室的同事，出生才2斤，现在长一米八几……”
“小孩如果不好，你会放弃吗？”“不会，肯定不会。”
“做大人真难呀，真是太难了……”
“会有奇迹的。”
“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郑清明每天早上睁开眼，催款单会准时出现在床头柜上。最初护士会吆喝着送催款单，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战的号角。
后来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催款单出现时便不再有人说话。
“没有钱，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调整。”妇产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时提醒，“血库的血没有钱是不好办的”。
李家福是这场“战争”里至关重要的人物。做产科医生25年，他一年操刀的手术近千台。在陈为军的纪录片里，他被视作“拆弹部队”首领——帮高危产妇渡过难关。
“输我的血行不行？”“你只能输400ml，解决不了关键问题。”李家福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一万五，加上大人手术费，至少需要5万块钱，“5万块钱，你去哪儿买3条人命？”
5万块钱是横在郑清明面前的又一座大山。
他有着漫长的打工史。20多岁开始打工。抬过石头，打过混凝土，在上海家具厂打过杂。赚过最多的钱是170块一天，在烟台帮人扎钢筋。
到四十岁时，他终于攒了7万块钱，翻新了房子。“房子”是他人生中翻过的第一座大山。次年，他在打工途中认识了被拐卖的“陈小凤”。
“陈小凤”怀上双胞胎，是郑清明唯一一次感觉被老天“厚待”的时刻。如今，他靠在医院的墙上。焦灼和窘迫在他脑门上拧出几条青筋。
他唯一的期待是孩子能在老婆的肚子里多呆几天。“在肚子里，总比在保温箱里便宜。”
别过头，他擦了一把泪，继续给“陈小凤”擦拭身体。
三年后，电影上映。李家福跑到汉口电影院“暗访”影片的口碑。观众纳闷，“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钱，是李家福每天查房谈话中绕不开的话题，“一半以上都跟钱有关”。
按照经验，早产儿由于各个脏器发育不足，“28、29周的孩子没有五万十万，很难养活”。在中国，早产的费用对社会和政府来说，仍是一个未解难题。
李家福接生过一个最小600克的婴儿，“巴掌大”，住在新生儿科半年，花了25万。还有一个产妇，总共费用需要11万，家里把车都卖了，还差2万，“非常难”。
因为出不起治疗费，孩子没养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医院不会对产妇见死不救。”杨桂芬是“陈小凤”的主刀医生，她在电影院看了郑清明一家筹钱的过程——找信用社未果，借了几十家，不但挪用了亲友给儿子娶亲的钱，甚至还借了高利贷。
“该救人的时候肯定会救人，就像应该催你缴费就一定要催一样。”她说。医院曾不止一次救助过欠款的病人，有按期归还的，也有反咬一口，“谁让你当初救我的？”这使医生和医院感到尴尬，“既不敢说没钱我们也会救，也不敢见死不救。”
但郑清明自始至终都明白，能依靠的只有乡亲和自己。
一筹莫展时，他曾跑进离外科楼一百米远的器官移植中心。“你们收不收肾？”他前后拦了三个医生询问，差点惊动了保安。
“陈小凤”并不知道，郑清明比她哭得还多。
医院出门，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水果湖。吃饭的空隙，他沿着湖边走，眼泪像路边的法国梧桐叶，簌簌往下掉。回到医院时，他递给“陈小凤”的是8块钱一碗的猪肝面，他肚子里一天三顿装的都是3块钱一碗的热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