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用中国理论装点全球可持续发展思想版图

◆研究中国版的可持续性科学和理论模型

◆研究可持续发展导向的中国PPP模式

◆从上海2035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城市

作为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学者，我们感到新时代的中国越来越具有站在世界地图上思考问题的大格局、大气派，中国学者应该有志于用中国故事、中国理论装点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思想版图。

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倡导并且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认同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与理论已经走过了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1992年里约会议、2012年里约+20会议三个重要的里程碑。目前联合国正在推进2015-2030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可以预测，到2032年，即里约+20会议之后20年，联合国又会举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中国学者应该在更多的国际交往场合讲讲中国故事和中国理论，尤其是对可持续性科学的理论研究、对联合国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更多学术贡献。就我自己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积累而言，我觉得以下三个方面是可以在十九大精神的基础上，用国际接受的语言讲出一些影响国际的故事和思想的。

研究中国版的可持续性科学和理论模型

中国接受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源于1992年，那时以来中国主要是引入世界上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来开展应用性的工作，现在已经有条件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作出中国贡献了。一个重要理由是，国外虽然有不少理论畅想，但是很少有中国这样大规模的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实践活动。

我们已经基于中国的“五位一体”建设，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了基于对象-主体-过程三个维度的分析模型和工作假说，对世界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三种主要理论的强弱、优缺点进行了

辨析，进一步，我们可以在中国生态文明的实践基础上对理论进行优化，讲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案。特别是，国际上讲可持续发展，主要是经济、社会、环境、治理四个支柱，中国讲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其中的文化建设是国际上没有强调的。因此，我们的研究能否从理论上讲清楚文化建设应该纳入世界可持续发展体系中作为第五要素，甚至作为其他发展要素的粘合剂进行强调。其实，欧洲人对我们的提法很感兴趣，他们认为现在的四个支柱不能够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应该增加文化支柱。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和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西方那种强调竞争的、你死我活的发展理念，应该对可持续发展更加有利。

研究可持续发展导向的中国PPP模式

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领域推行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这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结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可以解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资金不足和效率不高等问题。欧美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特许经营模式(包括BOT、TOT、ROT等具体形式)，引入私人资本建设和运营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由消费者支付费用，解决政府资金短缺问题；另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PFI模式(私人融资计划)，政府招标私人资本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由政府用公共支出买单，重在提高政府支出效率。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但随着其深入发展，外来理论已经越来越难以解释和指导我国的生动实践，西方传统模式在我国出现了水土不服。当前，我国的实践正在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从对象、主体、过程等维度进行复合创新，有可能实现某种意义的超越。

我们研究可持续发展，一直强调PPP以及更广义的合作治理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PPP没有可持续发展是“瞎子”，可持续发展没有PPP是“跛子”。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角度将国内的PPP模式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以填补公共财政预算缺口为主要目的的PPP1.0阶段，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PPP2.0阶段，以及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PPP3.0阶段。3.0的PPP与十九大强调的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一致的。下一步我们准备结合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新思路，结合联合国2030强调人民第一的PPP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开展更具有中国话语体系可以与国际交流的研究。

从上海2035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城市

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一个总目标，即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三个分目标，即建设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实际上三个分目标，可以理解为可持续发展的三个E，即Economy、Equity、Ecology问题，或者三个P，即Prosperity、People、Planet问题。这是可以进一步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加深研究的，成果可以用来丰满有关可持续性城市的认识，基于上海和中国的实践提出新版本的全球城市思想。

例如，对于创新之城，传统的全球城市是单纯的金融中心，新版本的全球城市要求建设科技与金融融合的经济中心。所谓Fintech的概念，一方面，科技要融于金融，要发展互联网金融这样的新经济；另一方面，金融要服务于科技，要发展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科技创新，例如从上海缘起的摩拜单车等共享经济就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的绿色创新。对于人文之城，如何改变城市中心与外围、主城区与郊区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状况，城市公共服务空间布局如何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性，这都是需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深化研究的问题。再如生态之城，上海如何从土地扩张的城市转向土地零增长和负增长的城市，上海的人均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如何达到峰值，与已有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对标，都是需要放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中进行研究的问题。我作为研究者，只有看到上海和中国的发展，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城市发展与自然消耗脱钩，才有真正的成就感。 (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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