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重新认识郑振铎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与意义。通过陈福康教授的执着钻研,其所发掘援引的大量思想动因、具体事例及人物关系,令人真正了解到:郑振铎实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之先声与翘楚,他是真正求中国文化能独立世界学林的五四新学人,是汲汲热衷于保卫和启迪文明火种的传火者,是尽心传承华夏文化之拳拳赤子。
郑振铎是五四新文学运动背景下诞生的、开时代风气的新学人。他和诸多同时学人不同,童年较少深厚的传统家学之熏陶,却能不受五四时期偏激绝对的反传统思潮影响,主动吸收传统文化母体之精髓养料,又以崭新而客观的视角洞察历史,谋划未来,以求中国文化之真、通、新。1920年,以郑先生为核心组织的民国第一个且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之会章即表明:“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他对传统文学和文化的认识、发掘、整理,是要求其真、执其正,辨清“金玉”与“沙石”。在此基础上,他有《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著述,同时也在文献、艺术、考古、民俗等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是为求其“真”。同时,他又不仅将中国文化从古至今联系起来,还“在与世界文化的广泛的比较和研究中,阐述新的文学观念”,大量翻译引进世界各国文学,发比较文学之先声,是为求其“通”。最后,他也大力主张五四新文学之蓬勃发展,不仅自己投身于散文诗、小说、杂文等创作之中,还大力组织文学社团,创办编辑文学刊物,是为求其“新”。正因时代与个人所带来的“雄浑精神与广阔视野”(卢卡契语),以及对中国文学文化深沉的热爱,郑振铎才能有如此深刻伟大的认识与贡献。
同时,郑振铎是具有使命感、启引中国文明火种的传火者。首先他以积极而负责的学术态度,针对传统文学遗产做了大量成系统的编选、题跋、校勘、出版等工作。如其主编《世界文库》时,就亲自整理保存了诸多重要诗集版本,包括敦煌文献;对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的刊载也不遗余力;足见其对待文化遗产鞠躬尽瘁、薪尽火传之责任心。其次,在抗日战争时期,郑振铎在形如孤岛、危如累卵之上海极力抢救、影印、收购文学及文化遗产,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郑先生认为:“‘辑佚’的工作,往往是‘文艺复兴’的先驱。”陈福康教授评论郑振铎:“努力整理中外文学遗产,以夸父与日逐走和普罗米修斯盗取神火的大圣大勇精神,在昏暗的旧中国的文坛上点燃了耀眼的爝火!”期待中国文明之复兴重立世界文明之林,正是其使命与责任所系。最后,郑先生之热望又非无本之木,而是根源于对世界文明的宏观理解,以及对文学之大用的强调。他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为人生的文学”,以复兴、发扬中国之文学文化为己任,并强调文学之于社会人生的巨大影响;他也不断积极发掘提拔新文学作家,如郁达夫、许地山、黄庐隐,甚至老舍、巴金等,并倡导儿童文学的创作发展,可以说充满对未来文明之曙光的乐观期盼。
此外,郑振铎对中国文化运命的捍卫与赤诚,亦足见其拳拳赤子心。他是学者、作家、编辑,也是以笔为剑的旗手和斗士。陈福康教授给出这样的评价:“郑振铎的一生,就是这样追求光明,追求革命,一直保持前倾姿势的一生。”同时,上海作为郑振铎一生中重要的因缘之地,也见证了其抗争与转变的人生轨迹。在上海的五卅运动、“四·一二”反动政变、日本侵华战争的孤岛时期、战后的民主斗争中,他都能看清中国未来的道路并坚定地站在进步的一方;并以文化人所能竭尽的一切努力,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以“殉道者”般的进步思想和实际行动捍卫中国的光明与希望。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郑振铎身居文化系统要职,鞠躬尽瘁、勤恳为公,受到政界、学人的一致推重;1958年先生的壮烈牺牲,则令当时文化界万分震惊与惋惜。
陈福康教授关于郑振铎的著述,特以穷尽史料、故事细节及人物之相互关系为重要特色。如《郑振铎传》中有抗日时期郑先生著名的“最后一课”,还有本次修订新增的在四马路与汉奸“赛跑”等见诸报端的大量珍贵史料。《郑振铎论》中则新增了“郑振铎与同时代人”这一系列专题,使得先生与时人的交往、时代与个人的际会沉浮历历在目,这也是作者多年心血所成。读其传,如见其人;这些人生中宝贵的故事与细节,使我们能更加深刻地体会郑先生捍卫光明与文化的赤诚之心。一生奋斗不息的郑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文化人的典范楷模,也是守望中国文化之拳拳赤子。
作者:胡晓明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周怡倩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