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平：影视雷剧多源自创作者对历史缺乏认知

无论从事历史剧创作还是现实题材创作都应具有史诗情怀，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彰显当代价值，发掘史诗品格，这是写作者应有的担当。

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不仅表现当时人类生存状态和生活形态，更体现人类发展内在的心灵史。作为创作历史题材的影视编剧，我认为达到“史诗”这个高度并不容易，但必须怀有书写史诗的胸怀和决心。

史诗胸怀的建立首先离不开创作者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创作者需厘清不同物质基础、生产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形态差异，并分析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生存结构、生活形态，理解与当代生活不同的原因，挖掘其蕴含的可以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历史剧之所以受到大众喜爱，正是因为一方面可以借此文艺形态了解本民族过去的历史、重拾文化记忆，一方面可以体味到历史剧中蕴含的现代价值，并有所思考和启发。

比如赵氏孤儿这个故事。西方思想家、史学家伏尔泰看到时非常感动，以此为基础写就《中国孤儿》，影响甚广。艺术家们都想把赵氏孤儿这个故事讲好，但在创作时几乎产生同样的困惑：一个人怎么会为救别人的儿子献出自己的骨肉？这就需要对故事发生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形态有所了解。故事发生在分封制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士以下的人没有自己的土地，都依附宗主生存。赵盾家族是晋国最大宗主，晋国很多人都是赵家门人，家风醇厚，世代依存。时遇关外游牧民族犯晋，赵家经常组织门人御敌卫国。所以当赵家面临灭顶之灾时，为其留下宗嗣以期东山再起便成为赵家门人唯一的希望。程婴献子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生活形态下。他们当时的行为不是为赵家，还为许多依附于赵家生存的门人、为晋国，这就体现出中国人的大义精神。提炼出历史中蕴含的精神，也就找到了这个故事的精神内核，找到了创作这部历史题材的史诗胸怀。

编剧刘和平

今天出现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心，见心难见真，剧情雷人，同质化严重，观众也不满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对历史缺乏认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从历史认识上正本清源，才能够规避创作中出现的匪夷所思的情节和桥段，才能够让历史剧传达出正确的唯物史观和积极的文化精神。这建立在创作者对大量一手资料的阅读和思考基础之上，从资料中找到历史背后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内核，再以建设性和思辨性视角理解历史，对其进行当代解码。

在创作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剧本时，我把与此相关的历史大事，具体到每一个月、每一天发生过什么，都尽我所能地检索出来。这些历史事件未必每一条都会用到剧本里，我还是会把它们都誊写到卡片上，再把这些卡片贴在屋子的墙上，书房贴满了就贴到走廊上。剧本写到哪一年哪一月，我就走到相应的地方看卡片，这是“浏览法”。浏览法是基础，下一步就是“搜索法”：我在平时的阅读中就有意牢记让自己深受启发的素材和知识，这些储备在创作时稍加搜索，就会跳出来，第一时间感觉非他莫属，有如神助，这对剧本创作中的细节描摹非常重要。作为编剧尤其历史剧编剧，往往“功夫在诗外”，博览群书、深入生活、勤加思考，这些都是日常功课。

史诗情怀的有效传达同时还离不开创作者对文艺创作规律的遵循，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创作者需要以美学的、文学的方式来叙述故事、传递正确的历史观。史学是史学，文学是文学，影视剧本不同于历史学术论文，文学艺术有自己的叙事系统和逻辑规则，在编剧结构的房子里只有艺术形象才住得进去，美学价值的突破往往也会带来思想价值的突破。比如，传统戏曲一人一事的叙述方法——一个故事只有一个核心主人公，主人公往哪儿走，故事就说到哪儿，然后带出新的人物——在当下已经不能满足今天人们的审美需求，我在写作时也不会局限于这种传统的架构方式和叙事方式。我知道自己创作的起点和终点，这中间的创作过程就是一路考察地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苏东坡对自己创作的总结。我把它作为座右铭摆在案头，每天看几遍。万物相通，行文如流水，谁都不知道水流到前方遇到什么，它总是随地形变化而变化，我慢慢领悟创作规律，受益无穷。

今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不同文化互相激荡、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就更加需要“以我为主”的文化立场，需要对自己的历史有较为深入、全面的理解和认知；今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文艺工作者无论从事历史剧创作还是现实题材创作都应具有史诗胸怀，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彰显当代价值，发掘史诗品格，这是我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也是我理解的写作者应有的担当。

（刘和平，1953年出生于湖南衡阳，剧作家，现任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会长。代表作品有《甲申祭》《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等。曾获曹禺戏剧文学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上海白玉兰国际电视节最佳编剧奖、中国电视剧金鹰奖最佳编剧奖。）

作者：刘和平

编辑：李硕

来源：人民日报 原题为《创作历史剧当有史诗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