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诺贝尔医学奖的一段缘分

▲2018年10月1日，北京时间17时30分许，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James P. Allison，左）和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Tasuku Honjo）因为在肿瘤免疫领域做出的贡献，荣获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官方声明称，“今年的奖项标志着我们在与癌症的战斗中决定性的一刻。两位出色的学者利用我们本身免疫系统的优势，即肿瘤抑制剂疗法来对抗癌症。”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获得了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优秀青年自然科学奖学金”，去瑞典皇家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神经生理研究所继续科研工作。

斯德哥尔摩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这是一座分布在十四座岛屿和一个半岛上，由七十多座桥梁连接起来的波罗的海上的一座水城，这里既有充满典雅、古香古色的风貌又有遍及现代化城市的繁荣，更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气势非凡、绿色尖顶的大教堂和高耸入云的尖塔，而老城里的那些狭窄的背街小巷和古老建筑物的风格又显示出中世纪维京人特有的街市风采。

身临其境，我处处感受到那些在陆海空中竞相往来的汽车、自行车，轮船、飞艇，飞机、鱼鹰、海鸥给这座北方水城带来的活力，更能领略那苍翠的树木与粼粼的波光交相映衬给人带来的如烟似梦的神奇感觉。

生活在位于北纬59度的斯德哥尔摩，你会深感阳光的绝对权威和魅力。仲夏之际，凌晨三点天已见亮，而太阳要到深夜零点左右才从容吻别地平线，可谓：“白日悠悠兮夜难见黑”；寒冬季节，特别是圣诞节前的斯德哥尔摩，太阳总是姗姗来迟，只有在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之间才有斜射的太阳光临，可谓：“长夜漫漫兮暗无天日”。

在那里，我随时随地都能感到这些地处北方的当地人如何格外珍视阳光，以致珍惜每一丝光线。夏天，只要一有机会，本地人就会坐在室外的草坪上，仰面朝天，闭上眼睛，去享受一丝丝阳光的温柔抚摸；冬天，各种建筑物的窗户里都是灯光明亮，加上充斥着整个城市的灯火蜡烛和圣诞装饰以及来往车辆的灯光，给人一种特有的暖意。

这个研究所十分讲究开明和平等，每天下午大家坐在一起喝咖啡，从所长到清洁工，不分贵贱，进来以后就坐在桌边。最使我惊讶的是，当所长不在的时候，他的办公室总是敞开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可以自由进出，翻阅他书架上的书，只要留下借条，可以随时将此书借回家里。

刚到所里时，我对这一切还感到很不习惯，一时适应不过来，更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所长不在，一位年长的同事看到我动作拘束，就主动帮助我。

他带我走进所长的办公室，告诉我：进门的右墙边的书架上放的虽是所长私人珍藏的书刊和文献，但我们可以自由阅读；进门前方的书桌上放的都是所长的私人信件，我们不能乱动等等，给我细细地讲解了很多注意事项。

最后，他指着书桌旁边的一个有点像金属制成的抽屉柜，庄重地告诉我：这是所长的绝密保险箱，里面放着有关当年诺贝尔医学奖被提名者以及所长为此收集的所有资料。那是我们的绝对禁区！！

这次经历以后，我发现除了找人开会、谈话，或者打电话，所长办公室的门确实总是敞开着。

我又发现，每星期六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他都准时来到办公室，然后一反常规地将门关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所长将周末这段没有日常烦事、没有电话和旁人干扰的时间用来审阅一些有关下一届诺贝尔奖被提名者的资料……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还没有四通八达的互联网，要读文献就必须走进图书馆阅读，至少要到图书馆复印那些文献。当然，所长也需要阅读有关诺贝尔奖被提名者的一些原始文献，为了保密起见，有关的文件复印都必须由评选委员会秘书处进行，不许公开。

有一个星期一早上，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他的秘书今天病了，问我能不能帮他跑一趟。然后他将一个密封的信封交给我，要我将它交给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秘书处的A女士，并一再强调：一定要带回A女士签过的收据。

到了那里，那位A女士接收了那个信封以后，首先检查了它是否完整无缺，然后在收据上签了字。最后，她又从身后的书架上拿下一个厚厚的、密封的A4信封（里面装着以前复印的文献），要我在一张接收表格上签了字以后，将交给我。

回到所里以后，我将这个厚厚的信封交给了所长，检查了它的完整无缺以后，他在一个接收表格上填了日期和时间，我们各自签了字，然后他将这个厚厚的信封放进了保险箱里，我的差使就算完成了。

以前我在瑞士伯尔尼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工作的时候，要与那些世界著名的学者交流或者请他们来演讲，比登天还难。可是到了斯德哥尔摩以后就不一样了，那些举世闻名、重金难请的世界学术权威，会毛遂自荐、甚至自己掏钱到卡罗琳斯卡学院为我们演讲。有些世界著名的学府和学术权威甚至会自告奋勇地向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提出合作项目并愿意担负所需资金。

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两年中，我也借了光，结识了好几个“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也曾经带他们以及他们全家参观斯德哥尔摩；更和他们的研究所有过一些合作。

其中一位是德裔美国人托马斯·祖德霍夫博士，后来我们也成为好朋友，长年合作，先后在《自然》和其他一流杂志上共同发表过一些文章。

记得2013年祖德霍夫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以后，我第一时间给他发去了祝贺的电邮：“祝贺你终于如愿以偿！”他回答说：“谢谢你的祝贺！是的，我现在终于可以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了！”

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老规矩：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不仅要做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还必须在诺贝尔奖颁发仪式前一天的晚上参加医学院的青年学生和学者举办的啤酒派对，他们有义务跟年轻人喝酒聊天。

1994年的得奖者是美国的Gilman和Rodbell，我也参加了那次啤酒派对，跟他们喝酒聊天，谈得海阔天空。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个学生问Gilman：“怎么才能获得诺贝尔奖，有没有什么窍门？”Gilman听了以后大笑起来：“如果你要为获得诺贝尔奖而搞科研，那你还不如去买彩票，因为获彩票头奖的几率要比获诺贝尔奖大得多！所以你只能凭着个人兴趣去搞科研，至于谁才能获得诺贝尔奖？”随后他抬起头来望天上看：“那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也许就是西方人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一种解释吧。

2018年秋改于德国明斯特

作者：张卫奇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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