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家乡是三个县交界的地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村子外边是一望无际的洼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
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
我对牛的了解甚至胜过了我对人的了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什么。
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根本不理我。
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好像它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不理我。
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们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也不理睬我。
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的感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
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么叫爱情,也理解什么叫善良。
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那时候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压韵。
这种和自然界交流的方式,充分地开拓了莫言的阅读视野。这种开拓,显然也不是莫言自己要求的,而是天赐的,是一种命中注定要让他的各种感官得到充分开掘的基础训练。
莫言第一次割麦子,手艺生疏,心慌脚乱,割得慢不说,麦茬子留得还特别长,麦穗落得到处都是,遭到了生产队会计的嘲讽和批评,说他这不是搞生产,而是搞破坏。
四叔只好不让他割麦,让他到割麦的大人后边捡麦穗,还是个边角料的活。这件事情让小社员莫言非常委屈,心里也难过。
晚上回家,他向爷爷诉苦。这位方圆几十里地鼎鼎大名、死活不肯加入生产队的庄稼老把式听了,第二天不动声色地来到了田头。生产队那些后辈油子们大多听闻过管遵义老人家的光辉历史,见他来了都心里紧张。从前请他到田边指导他都不爱搭理,这回儿现了真身了。
他老人家原来在自留地里干活,好多人都来参观学习,他的割麦成了一种表演,很潇洒,也很得意。莫言说他的镰刀磨得好,看不到手和麦子怎么接触,后面一个麦穗都不掉,麦茬子贴着地面,后面是一排列队士兵似的麦个子。老人家割麦时顺手把麦子一揽打个活结,成一个漂亮的麦个子,整整齐齐地躺在后面,那活确实漂亮。不像低手割麦,像拉羊屎似的,掉得满地都是麦子,后面还要人捡麦穗。
莫言的爷爷把干活上升到了一种劳动美学的高度。莫言对自己爷爷的崇拜,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神奇,这位仁慈的老者成为他进入自己故乡的最为有效的捷径。
七年不是一瞬,小社员莫言在农村里劳作的苦与乐,显然一言难尽。那时候的劳动更多的当然是苦,只能苦中作乐。
那时候的劳动,是干一个小时歇一袋烟工夫。歇着时老人们就神侃,胡天胡地,古今中外,大多是乱说和瞎掰,半句离不开吃的喝的,每个人都能说得神乎其神。莫言邻居有个单家,解放前是开烧酒作坊的——这里面的一些内容,显然被莫言演绎成了《红高粱家族》里烧酒作坊主单秀才单廷秀的故事——他们家有一个儿子,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过书,毕业后在济南工作。
他也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
这位中文系的毕业生对作家生涯非常神往,常常说一些关于作家的演义。他说济南还有一个作家,因为写作有钱,生活非常腐败,一天三顿吃大白菜肥肉馅饺子。
在那样一个贫困的年代,可想而知莫言对饺子是多么的有感情了,更何况是大白菜肥肉馅的饺子。莫言听得垂涎欲滴。
日后,莫言在多篇散文和演讲中,都提到过“一天能吃上三顿饺子”的故事。他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小时候的糗事,说自己之所以想当一个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就是想娶石匠的漂亮女儿当老婆。
把一前一后两个小说杂揉到一起,又亲自送到了编辑部,就这样,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了
根据莫言在《漫长的文学梦》里的说法,他的创作应该从1978年开始,更早期当然可以追溯到1973年十八岁的莫言在胶莱河挖泥时创作的《胶莱河畔》,然而那次创作没有继续下去,不形成整体性的创作阶段,所以还算不上真正的创作生涯。
▲莫言小学时的作文本,用的还是本名“管谟业”
在这段时间里,莫言写了不少习作。
后来我调到保定,为了解决提干问题,当了政治教员。因基础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书。文学的事就暂时放下了。一年后,我把那几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课不用拿讲稿了,文学梦便死灰复燃。我写了许多,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寄。
终于,1981年秋天,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了。
当时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火爆全国,莫言想必也受到了影响,于是雄心勃勃地想写一部话剧,一旦发表就一炮打响,从此名扬天下。
他在话剧创作上遭受了打击,写话剧的心愿,要到写《我们的荆轲》时才能了却。
《春夜雨霏霏》的发表还有一些故事:
1979年秋天,我从渤海湾调到狼牙山下,在一个训练大队里担任政治教员,因为久久不能提干,前途渺茫,精神苦闷,便拿起笔来写小说。写出来就近往《莲池》寄。寄过去,退回来,再寄过去,又退回来。终于,有一天,收到了《莲池》的一封信。
由此可见,在那段时间里,莫言确实写了不少的练习作品。这些习作都或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得到编辑的青睐,他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就处理掉了。直到其中一篇小说得到了编辑的来信。这封回信上,一名编辑希望莫言能去编辑部谈谈。
莫言把这封信翻来覆去地看,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搭上长途汽车赶到保定市,按着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莲池》编辑部:
进门前我紧张得要命,双手不停地流汗。进了门就转着圈敬礼,然后把那封信拿出来。一个中年编辑看了信,说:“你等一下吧,老毛家远,还没到。”我就坐在一把木椅上等着,偷眼看着那几个编辑在埋头处理稿子,感到他们的工作庄严得要命。同时我还看到他们每个人面前都堆着大摞稿子,于是知道爱好文学的人很多。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哈着腰进了门。
方才看过我的信的那个编辑说:“老毛,你的作者。”
就这样,我见到了我永远不敢忘记的毛兆晃老师。
毛兆晃老师五十多岁,个子很高,人很瘦,穿一身空空荡荡的、油渍麻花的中山装,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烟臭。他把莫言让到桌前,简单地问了一下莫言的创作情况,然后把莫言投的那篇稿子拿出来,说小说有一定基础,希望莫言回去之后改一改。
说完了稿子,他问我喝不喝水,我说不喝,然后我就走了。
莫言大闺女上轿头一回走进心目中神圣的文学杂志编辑部,心里紧张和激动,都是很正常的。凡事都有第一次,毛兆晃老师给他第一次的肯定,对他来说相当于在自己的漫长文学创作生涯中走出了第一步,也相当于一个打毛衣的姑娘,给自己的棒针打上了第一个结。有了第一个结,后面就好办了。
莫言回到部队后,感到不好改,干脆新写一个,又几十里迢迢地亲自送到编辑部给毛老师审阅。毛老师一目十行地看了,说还不如第一篇好呢。他的话让莫言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莫言没有气馁,他对毛老师表决心说自己愿意改,保证能够改好,然后他又坐上长途汽车回去了。
回到部队里,莫言考虑了很久,把一前一后两个小说杂揉到一起,又亲自送到了编辑部。过了一段时间,毛兆晃老师给莫言来了一封信,说这一次改得不错,刊物决定要用了。
就这样,莫言在《莲池》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
一天中午,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在楼下叫莫言。叫他的人正是张艺谋
▲电影《红高粱》拍摄时期的旧照。从左至右分别为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莫言与张艺谋的结合,是当时最为经典的小说与电影双赢的壮观场面。
那是1986年:
我当时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那年暑假,我正在赶写一部中篇小说,中午有人在楼道里喊我:“莫言!莫言!”
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是用废轮胎胶布缝成的凉鞋,也就是特别简陋的那种,他的一只凉鞋的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
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了《红高粱》,想当导演。我对张艺谋做摄影师拍摄的电影很感兴趣,他作为演员、摄影已经很有名了。我们谈了统共不到10分钟。……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
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用张艺谋的说法,小说驮着电影走。小说界的莫言、电影界的张艺谋,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各方面趋向成熟,有阅历、有经验也有激情。
如今享尽了荣华富贵的导演张艺谋,那时“手里提着一只凉鞋”,可谓是创业之时事事艰,惟有雄心可凌云。
写出了中篇小说《红高粱》之后的莫言,也处在一种疯魔的状态,根本就无法顾及其他,只是拚命地写小说,要一股脑地把胸中的“不平”之气吐出来,不一定是风吹如兰,也可以倒海排山。
那个时候人们的想法比较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千万窟窍。小说改编版权,不过是八百块钱。在那个时候,这笔钱跟小说稿费比起来,一点都不显得特殊,所以,小说家有资格跟电影导演平起平坐。
这跟后来电影慢慢地变成了老大,小说变成了老二的情况完全不同。
莫言说,他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他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总共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署名最后加上莫言。莫言回忆说,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分上下集:
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
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它很快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得了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得奖。
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电影《红高粱》在拍摄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两个当鬼子的演员,化了装,到高粱地里解手,有个老汉正在拔草,抬头一看,吓得脸煞白,扔下筐就跑:“俺那娘哎!怎么鬼子又来了!”
内容摘编自《莫言评传》,叶开著,河南文艺出版社
编辑制作:徐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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