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记忆 | 一个“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女人，意外让“黑龙江大米”行销全国

【导读】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是重要近邻，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关系到双方人民的福祉，也关系到世界和平。以史为鉴，一位流落在中国的日本女人，用自己一生的经历，给出了最好的证明。

哈尔滨市往东170余公里的地方，有座不太知名的县城，叫方正。我1979年起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当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了，还没有留意过那个地方。后来一个居住在方正县城里名叫松田千卫的日本老太太的故事引我走进了她的家，来到了方正。从此以后，“方正”两个字便再也不会从我的脑海里抹去——这位普通的日本老人和这座无甚名气的小县城，竟会和某些“时代进程”有着那么紧密而又独特的联系——是偶然，还是偶然中隐含着某些必然？

▲今日方正

为了生活和丈夫不当兵，一家人移民“满洲”

这是方正县城一条小街上的一栋砖瓦结构的平房，从外表看，它和周围的民居没什么两样。但进到屋内，从家具样式、墙上挂的书画、书橱里一排排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待客用的茶壶、茶碗，都别样的新鲜，有浓浓的东瀛之国氛围。这里就是日本老太太松田千卫的家。她原本应该在她的家乡日本山形县天童市的家里安享晚年，然而，在这异国他乡她已生活了大半辈子——这生命轨迹的改变，是因为战争。

松田千卫和中国本无任何关联，她的家乡和中国也本无关联。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她和丈夫一家被动员进了移民“满洲”的“开拓团”，落脚在了我国黑龙江省依兰县北靠山屯的一间土屋里，开始了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农耕生活。那是1941年3月，松田千卫22岁，女儿出生才100天。

回想当时的情景，一切都恍若昨日。松田千卫告诉我，她家很贫寒，战争爆发，使她家的生活雪上加霜。1932年她小学毕业的时候，战争进入了第二年，形势吃紧，生活必需品紧缺，物价飞涨，全家12口人的生活，靠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的父亲微薄的工资已难以为继，她想进入中学学习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作为下面有8个弟妹的“老大”，她必须要替父亲挑起一部分家庭生活的担子。14岁，她到缫丝厂开始每天12小时的做工生涯。3年后，又以“工作期间不回家”的条件，到东京一家杂货店当营业员，使家里能得到店主的预付工资。整整5年，由于父亲突遭车祸去世，她才得以回到家中。一下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倍加艰辛地支撑着一家人的生计。

女大当嫁，1940年3月，她和邻居安达市助结婚。安达市助一家靠种田为生，日子过得也很清苦。就在女儿出生不久，日本政府展开大规模宣传，号召农民移民到中国“满洲”去生活。他们说，“满洲”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到那里有活干，有地种，生活幸福；政府还规定，凡迁移去的居民都可分得一份足够的土地和居住的房屋及车马农具；凡随家迁移去的男青年都可免除当兵上前线的义务；同时，报纸、电台也都在大力鼓吹迁往“满洲”如何好，电影院也上映了一些“满洲”如何兴旺繁荣的纪录片。

▲开拓团的移民家庭

在底层生活的这对年轻夫妇，不可能明白日本统治集团实行移民政策的真实意图是要灭亡中国，他们只是希望能过好一些的生活，安达市助能逃脱上前线送死的危险。就这样，这个刚刚组成的5口之家，包括年事已高的公婆，经过3天3夜的舟车劳顿，背井离乡来到了“满洲”的依兰县靠山屯的村山乡。

然而，“美好的憧憬”并没有变成现实。开荒种地的活又重又累，分配的粮食也不怎么够吃。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上了岁数的公婆，难以适应这里的水土，加上冬季漫长又寒冷，一直病恹恹的，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不久，相继告别人世，客死他乡。

而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兵源不足问题突出，政府便公然违背“不应征移民青年当兵”的许诺，将开拓团里的男青年全部派往前线，安达市助就第一批被征赴战场。移民们敢怒不敢言，因为这是天皇的命令，百姓只能屈从。短短两三年间，一个完整的家庭生生地被战争拆散、解体。

▲1941年，松田千卫一家到中国后，摄于落户的北靠山屯村山乡的住房前

生活的重担又全部压在了松田千卫的肩上，她每天背着女儿下地干活，每天都要望着刚刚升起的太阳，默默地向上苍祈祷：愿战争快快结束，愿丈夫平安无事，早日归来！

“中国农民救了我”

1991年我采访松田千卫时，她已73岁，中国话很流利。脸上深深的皱纹，是她饱经沧桑的见证。她说话总是语气平和，娓娓道来，但当述说到下面这一段经历时，看得出已难掩心潮起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那天和以后逃难的那段日子，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那是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日子，死神已来拉我，要不是善良的中国农民，哪有我松田千卫的今天！”

她回忆：8月15日中午，我刚刚割草回来，就接到集合的通知，传达上头的重要指示：日本战败投降，要求全体开拓团移民立即撤离，步行到哈尔滨，然后取道大连回日本。传达完便让我们回家做准备，马上出发。事出突然，一下子，恐惧和慌乱笼罩着我们的部落，也笼罩在我们心头。我匆忙赶回家，收拾些简单的行李，带些干粮、盐和火柴，背起女儿，抛弃了家里的一切，开始向六七百公里外的哈尔滨艰难跋涉。

▲开拓团中的妇女和儿童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旅程。一大群妇女儿童，背着大包小包，不敢走大路，就往山里转，而山里没有路，只好扒草丛、钻树林，手脚并用一点点往前挪；又偏遭连绵阴雨，一步一滑，满身泥水；累了，坐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天黑了，就靠着树木打盹……一天、两天、三天，带的粮食吃光了，就采野果野菜充饥，连葡萄蔓子和葡萄叶子都抓着往嘴里塞。“妈妈，我饿！”“妈妈，我要吃饭！”孩子们揪心的呼喊不时传来。

七天后，听到有人死亡的消息。到了第十天，清晨，天还没亮，迷糊中的松田千卫睁开眼睛，发现前面潮湿的地上躺着两个孩子。她站起来想把他们叫醒，让他们睡到干燥一些的地方，可推了推，两人一动不动。她把手放到他们的鼻子前，已没有了气息。这是逃难路上松田千卫第一次看到尸体，印象非常深刻，也非常难过。她想，他们的妈妈哪里去了，也许比孩子更早地倒在路上了吧。明天倒在路上的又会是谁呢？我们这是在一步步走向死亡啊！

以后的每一天，都能看到倒毙在路上的同胞，有的尸体已经腐烂，蛆虫爬得到处都是，散发着呛人的腥臭味；有的尸体已残缺不全，显然被野兽撕咬过。有个妇女背着两个孩子，一个小的已经死了，她浑然不知，还背着往前走。在过一条50来米宽、1米多深的河流时，一些体弱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被河水冲走，大家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因为谁也没有力气去救他们。当终于走到方正县为途经的日本难民设立的收容所的时候，松田千卫和女儿佐智子都病倒了。

▲秋田县的开拓团居民住宅

丈夫杳无音讯，生死不明，眼前5岁的女儿，是母亲的一切！“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把她带回祖国。”松田千卫一直在心里默默地鼓励自己。可眼下女儿不吃不喝已经6天了。难友好不容易弄来一块打糕，女儿躺在草铺上，小手握着打糕，轻轻地摆弄，她多想吃一口啊，可已经一点东西都吃不下去了。多么可怜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同我们大人一样承受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到了第2天凌晨，佐智子再也没有睁开她那双天真可爱的大眼睛。屋里的人都哭了，大家用佐智子最喜欢的歌—当时日本流行的歌曲《祖国的母亲》为她送行，歌声低沉、悲哀，松田千卫的心都碎了，病情也随之进一步加重。

这时，从各个方向辗转汇集到方正的开拓团难民已有几千人，基本上都是妇女儿童。她们个个面黄肌瘦，筋疲力尽，不少人疾病在身，许多儿童已是孤儿。在收容所里，大家听到了方正县政府号召老百姓协助政府救助日本难民的消息，说这些难民没有罪，他们同样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真正有罪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反动集团，都感到了一些宽慰。以后，每天都能看到中国老百姓到收容所来把一些孤儿和年轻妇女领回家。

松田千卫这时已病得不能动了，吃喝都要靠难友伺候。自从女儿走后，她感到自己的心已经离去，死神也来召唤她，她要随女儿一起去。难友们都来劝她想开些，日本回不去了，到中国人家里去，组成新的家庭，你的病能养好，还会有日子过；否则这样熬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想想自己只有26岁，松田千卫的心软了，她无奈地点了点头。

▲《梦碎满洲——日本开拓团覆灭前后》

几天后，有个中国青年来到收容所，难友们见他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和松田千卫的年龄般配，脸相看上去也忠厚，就把他领了过来。虽然彼此语言不通，但靠手势比画，知道他住在县城，叫“崔永清”，靠种地和摆理发摊为生。看到松田千卫在生病，他表示“不要紧，一定想办法治好”。第2天，他赶着马车，车上铺着被褥，把松田千卫抱到车上，盖了一床被子，颠簸了约一个小时后，接到了家里。

虽然是简陋矮小的土房，但风餐露宿几个月，进到暖暖的家，坐在热乎乎的炕上，闻着摆在炕桌上的大米饭和猪肉炖粉条飘来的香味，松田千卫几近绝望的心有点热了。崔永清让她吃饭，她打着手势，表示自己有病，不想吃东西。崔永清马上在炕上放好被褥，让她躺下。过了一会儿，端来一盆热水，给松田千卫洗头。洗好后，拿来梳子和篦子，松田千卫没想到在篦头发的时候，会刮下那么多的虱子，“真是多得惊人，几篦子就刮下了密密麻麻一层黑虱子，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熙熙攘攘乱滚乱爬，叫人恶心。”崔永清拿来了新衬衣和外套，让她换上。

洗梳好头发，穿上清洁干爽的衣服，松田千卫顿时感到轻松不少，病也似乎好了一半。后来，家里来了5位客人，看得出都是崔永清的朋友，“他们有说有笑，每人还拿出几元钱放在炕桌上，他们是来祝贺我们的婚礼的。”松田千卫说，“我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建立日本难民公墓

松田千卫和我交谈的时候，她的儿子崔凤义一直坐在母亲身边，儿媳忙着为我们烧水、沏茶。那年崔凤义40多岁，在县财政局工作，还是县政协委员，膝下有两个姑娘和一个儿子。从他们舒朗的表情，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馨和松田千卫心境的舒畅。

然而，当时在方正安顿下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松田千卫在为碰到崔永清这个善良的中国伴侣感到欣慰的同时，一直有件心事放不下来。

熟悉了新的家庭生活后，她决定和丈夫一起到山上砍柴，以助丈夫一臂之力，也为节省生活开支。她记得第一次去是1948年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他们从邻居家借了一辆小推车，到离县城十四五里远的炮台山去砍柴。刚走进山沟，就望见前边不远处有3座像小山一样白色的东西。出于好奇，松田千卫走到跟前，仔细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是人的尸骨！

“天哪，这么多人的骨头是从哪里来的？”她忽然想起来，“这不是从难民收容所运来的尸体火化后的尸骨吗？”1946年开春时，活着的难民已经全部离开了收容所，遗留下来的是一具具尸体。县政府派出民工，把尸体抬出来，说运到山沟里火化。这些尸骨肯定是那时留下的。

▲松田千卫和儿子、儿媳、两个外孙女的合影，摄于1991年

望着被风吹雨淋多年的尸骨，松田千卫顿时泪流满面，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心爱的女儿，想起了收容所里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我们有幸活下来的人，有的回国和家人团聚了，有的留在中国组成了新家庭，成了侨民。然而这些同胞的白骨被抛弃在异国他乡的荒山野岭中，无人知晓，无人过问。苍天啊，这是谁的罪过？！是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上层反动统治集团，是他们欺骗了我们，是他们迫害了自己的人民！”松田千卫激动地对我述说。那天，她采来了一把小白花，放在白骨前，跪下来，以花代香双手合拢放在胸前，为他们默哀、祈祷，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这些山间的白骨，记挂在松田千卫的心里。

此后日子慢慢地流淌。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3年困难时期来临。方正县城镇人口的粮食供应缩减，副食品供应也大幅下降。为渡难关，政府号召城镇居民到山里开荒种地。可哪里有能开垦的荒地呢？松田千卫想起收容所里的难友佐滕荣，她嫁给了中国农民郑清林，他们家在炮台山附近，那里可能有荒地。

到了佐滕荣家，郑清林把他们领到炮台山的西北坡，指着一片长满杂草的荒地说，你们就开垦这块荒地吧。松田千卫和丈夫除草、刨地，干得汗湿衣衫。休息的时候，她想看看这块荒地有多长，就一边用手分开乱草，一边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前面的地上露出一大堆白骨，不由一惊：这是十多年前上山砍柴时看到的那些尸骨吗？

晚上，回到佐滕荣家休息时，她讲了看到白骨的事。佐滕荣说，没错，就是日本难民的遗骨，我到地里干活也常看到。十七八年了，有些已被山上淌下来的泥土埋了，有的被草盖住了，但仍有不少裸露着。

心中的牵挂又被沉重地提了起来！松田千卫心里很难受。她想，当年在山沟里看到同胞尸骨的时候，新中国还没有建立，中日两国的关系还很紧张。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虽然两国邦交没有正常化，但民间交往已经多起来，应该有条件为这些死去的难友做点事了，哪怕挖个坑把他们埋上也好，让他们的灵魂能得到安宁，否则我们活着的日本人心里也不安。

▲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内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上记录的名字（新华社图   潘祺 摄）

松田千卫说了自己的想法，佐滕荣说她也是这样想的，可这不是我们两个人能做得了的。再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这么多日本开拓团人的遗骨，是不是要经过政府的同意？还是先请示一下县政府，许可了我们再想办法……那晚两个人议论到了半夜。松田千卫说，我回去后就和政府讲。

5天后，在开垦的地里种上玉米，松田千卫就回到了县城。她找到县公安局外侨科的负责人，讲述了在炮台山看见日本难民遗骨的事，提出准许日本侨民掩埋难友遗骨的请求和愿望。外侨科负责人听后答复说：这件事我们现在不能马上决定，等向上级请示后再通知你。

1963年5月2日——松田千卫一直牢牢地记着这个日子。县公安局派人把她叫到办公室，负责外事的干部对她说：“你们日侨关于掩埋日本难民遗骨一事，经请示现在已被批准了。中国政府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和那些已死去的日本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和牺牲者。现在你们还活着的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同中国人民一样，都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努力工作，你们都很忙，所以，关于掩埋遗骨建立墓碑的事就不用你们自己动手了，中国政府会处理好的，请你们放心好啦！”

听了这一决定，政府还考虑得如此周到，松田千卫很激动，也感到很温暖，一再说：“谢谢中国政府！谢谢中国政府！”回到家她马上给佐滕荣写信，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我采访了县政府的同志，他们告诉我，当时中日没有建交，两国关系还不正常，但是松田千卫的请求是合乎情理的，我们很同情，只是事关国与国关系，作为县一级政府难以答复。“我们就一级级向上请示，最后一直请示到了周恩来总理。省里转告我们，说总理有批示，同意在方正建一个日本人公墓。”

一个普通日本侨民的意愿，惊动了共和国的总理，它无疑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胸怀、宽厚和仁爱，展现了周总理对中日民间友善情感的格外珍视——这使方正县的干部受到激励，也意识到了责任。

两天后的5月4日，黑龙江省政府和方正县政府、县公安局的有关负责人来到炮台山上，察看遗骨现场，选择好掩埋遗骨和竖立墓碑的地址，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将暴露在野外18年的日本难民的遗骨收集到一起，掩埋了起来，并竖立起木制墓碑以作纪念。中国境内悼念日本开拓团难民的墓地建立起来了！虽然简陋，但这是中国唯一一处日本人公墓，那些飘荡的亡灵终于有了安息之地。

以后，中国政府对墓地进行了多次修缮和扩建。我专门前往探访，它在县城东面，离县城约有5公里，在炮台山脚下一处向阳坡上，占了不小的一方土地，四周环抱着一片松林，墓的底座和墓碑由水泥砌就，墓碑正中写着“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左侧下方是“1963年5月立”几个字，墓园入口两侧各写着8个醒目的大字，分别是“中日友好，永不再战”和“真诚友谊，代代相传”。

水稻王

方正建立日本人公墓的消息传到日本，引起了很大震动。无论是死难者的亲友，还是与亡灵没有任何关系的日本人，都为这些同胞的灵魂得到安宁而感到宽慰，也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通情达理而动情。一些人开始了“方正扫墓之旅”。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方正行”更是成了一条“热线”，每年从日本来扫墓的团组有几十个之多。松田千卫成了大忙人，每次祖国来人，她都要去探望，以尽“地主之谊”，自然而然地，她成了两国民间的友好使者。

正是由于墓地的建立、日本扫墓团组的到来，我们的故事才得以延伸，我的采访也得以扩展……而往下的内容，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1980年6月20日，“日本友好黑龙江省农业视察访中团——扫墓与农业视察之旅”一行20多人，来到方正祭扫开拓团的死难同胞。旅行车在方正县的公路上奔驰，路两旁稻田里的秧苗刚刚露出水面，一片嫩绿，车上有位名叫藤原长作的老人，对秧苗格外注目，观察得很仔细。

▲日本“水稻王”藤原长作在方正县的稻田里

扫完墓，从历史回到现实。他问陪同的方正县的干部：“你们这里水稻亩产多少公斤？”回答说：“200来公斤。”“太少了！”藤原长作直言道：“我看你们稻田里的苗太密了，这样根系不发达，阳光也照不透，肯定影响产量。”他还说，“我的家乡日本岩手县和你们这里的自然条件相差不多，我用的是旱育稀植的方法，效果很好，一般亩产可达到四五百公斤。”

方正种水稻有年头了，一直沿用的种法是撒籽、密植。稀植苗少能高产吗？翻看旅行团的名册，知道这个老人是个农民，但不知道他有日本天皇授予的“水稻王”的“头衔”。

藤原先生看出了人们的疑虑，想了想，认认真真地说：“如果允许的话，我愿意到你们这里来推广水稻旱育稀植技术。”

县里的领导感到很突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在1980年，一个外国人要到中国来工作还是件很稀罕的事。然而，当他们弄清了藤原长作的身份后，便积极向上请示。正在兴起改革开放浪潮的中国，新风已徐徐而来，国家有关部门很快批准了方正的请求。

1981年谷雨前两天，藤原长作再次来到方正，那年他70岁。他宣布不住县里的宾馆，就住到农民家。给一块水田，配几个助手就行。“丰收了全归村民。歉收了，全部由我赔付。”老人倔强，说话算话。他被安排在德善乡富余村，借宿在比他小2岁的杜印武老人家。村里划出一块27.4亩的水田供他 “试验”。

第2天，他就下地修整苗床了。他先在旱地育秧，到了节气便把秧苗插到水田里。秧苗插得很稀，行距9厘米、株距4厘米。插完秧，一望，一片黑色，秧苗遮不住土壤。而四周，农民们用传统的“漫撒籽”方法播种的稻田，小苗已露出水面，密匝匝地一片翠绿，煞是好看。

这一来，说啥的都有了。“日本老人那玩艺儿逗人玩呢！”“稀不愣登几棵苗，能打多少粮？”藤原先生听了，笑而不语。

20多天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藤原植下的秧苗开始分蘖了，宽敞的空间，使一棵秧分出的蘖多达三十几株，像扇子一样，欢欢实实地长开了，然后扎扎实实地往上长，真是一天一个样，一棵棵都长得好壮实，瞅着叫人好不喜欢。可看当地农民的，苗密，分蘖少，瘦瘦弱弱的挤在一块堆，一点也不壮实。到秋收完一过秤，藤原先生试验田的亩产347.5公斤，而村里农民种的平均亩产只有72公斤，其他村亩产高的也就160多公斤。

人们惊讶了！

藤原先生说：日本北方和中国北方一样，是寒地水稻，地温低，灌溉用的地下水也很凉，用稀植的方法能充分利用阳光，提高地温，也能改善通风条件。再说旱育稀植靠的是增加分蘖，这样既能提高产量，还能节省种子，降低成本。

然而，传统的势力仍很顽强，不少农民看是看了，并不急于效仿。藤原长作理解这一点。1982年初春，他又来了。在县科委和农委的协助下，试验扩大到了7个乡的25个村，面积达到4556亩。藤原先生是想让方正的农民在更大的范围里认识“旱育稀植”技术的科学性。

▲方正县的稻田

他不顾年迈，一遍遍地站在水田里作示范。农民们过意不去，有的要给他送好吃的，有的要给他人民币当零花钱，他一概谢绝。他很诚恳地说：“我来方正不是为钱，是为这里能多产大米。”他还一再说：“日本当年侵略中国是有罪的。今天我作为一个日本公民能为中国做点事，感到非常欣慰。”

结果，这年试验田水稻平均亩产377公斤，比县里其他稻田平均亩产高241公斤。农民们信服了。到1983年春，不用动员，全县一万多户农户在4.6万亩水田里采用了“旱育稀植”技术，占当年水田面积的51%。这年灾情严重，又是风又是雨，但“旱育稀植”的水稻仍然获得好收成，平均亩产388公斤，比传统种法高出一倍还多。

从此，这项科学、实用、易学的水稻栽培技术，像插上了翅膀，迅速地传开了。藤原长作理所当然地受到方正人民的欢迎和尊敬。

而这期间，藤原先生是松田千卫家的常客，品茗聊天之中，藤原先生对方正和中国的情况有了更多和更深入的了解。

藤原长作的举动，引起了多方面关注。在他的家乡，对水稻种植理论有深入研究的原正市和佐佐木两位专家，致力于水稻超稀植研究的有马富男专家，也都先后来到方正县，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和完善“旱育稀植”技术，探讨“旱育稀植”技术和其他行之有效的措施的衔接与配套问题，使这项技术更加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更便于推广。

这项工作，整整持续了10年之久。

我国的国家科委和农业部门也注意到了方正掀起的这场“水稻革命”。方正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虽然适合种水稻，但长期以来由于种植技术落后等原因，水稻产量低，水田面积推不开，每年也就种10来万亩。运用“旱育稀植”技术后，水稻面积一下子扩大到30多万亩，平均亩产也由一二百公斤提高到450公斤以上，而且每亩节省种子9公斤，省水三分之一，省苗床用地60%，总计每亩成本可降低30多元。

方正只是个“缩影”，由点及面，水稻专家们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调研，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旱育稀植”是项好技术，适合在我国的“三北”即东北、西北、华北地区推广。国家科委为此专门发出文件，使“旱育稀植”技术在“三北”地区迅速推开。

藤原长作没想到“事情会搞得这么大”，很是兴奋，也更加忙碌了，但无奈“分身无术”。跟了藤原先生几年的方正农民技术员们一个个“顶”到了第一线，他们成了“香饽饽”，成了 “三北”地区争抢的对象。

他们肩负着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委托，一次次走出家门，奔赴需要的地方，把“旱育稀植”技术推广到更为广阔的领域，这些地方水稻生产的局面也由此焕然一新。“旱育稀植”对我国水稻产量的提高和给农民带来的利益，真是难以估量！我是1969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务农的知识青年，现在虽然回到上海工作，但一直关注第二故乡的建设，也一直吃黑龙江生产的大米。

过去黑龙江鲜有大米，就像那首有名的歌曲《松花江上》所唱的：“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后来高粱少了，主要品种是小麦、大豆和玉米，像哈尔滨这样的城市，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每个居民每月配给的大米也就区区3斤，使在这里落户的、像我这样有吃大米习惯的南方人颇感不适。

现在完全变样了，这些年黑龙江省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3600多万亩，总产量2000余万吨，其中超过70%为商品粮，黑龙江省一跃成为我国第一大商品水稻生产省，“黑龙江大米”不仅行销全国，而且已有很高的知名度，是名副其实的“绿色、无污染、营养价值高、口感好”的大米。了解内情的我深深知道，“旱育稀植”技术在其中起到了多么巨大的作用，而这一切的 “始作俑者”便是“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女人松田千卫。

▲丰收的稻田

藤原长作先是被方正县政府授予“荣誉公民”，后来成了黑龙江省的“荣誉公民”。我国领导人也多次会见他，给予他很高的荣誉，感谢他对我国水稻生产做出的突出贡献。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亲自向他赠送了礼品。

这由扫墓引发的“轰轰烈烈”而又“波澜壮阔”的“水稻革命”，松田千卫当年在提议设立墓地时，怎么可能想到呢？

1998年8月25日，87岁的藤原长作先生去世。根据他生前的愿望，他一半的骨灰埋葬在了方正县的中日友好园林内，园里竖立了“藤原长作纪念碑”。

《开拓残留妻的证言》

阔别祖国39年之后，松田千卫第一次回日本探亲。一个差点客死他乡的“满洲移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是1980年的春天。

松田千卫说：处处感到新鲜，感到亲近，这么多年了，日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忆中的好多地方已经一点踪迹也没有了。然而时间长了，有一股凉意袭上心头——人们对这场战争已经渐渐地淡忘了，尤其是年轻人，感到我的经历有点像传说一样不可思议。

松田千卫意识到了一种责任：不能让自己和难友们惨痛的经历白白过去。从当童工到被骗到满洲，从家庭解体到女儿夭折，从山沟里成堆的尸骨到数千名日本孤儿遗留在中国，这一切在述说着什么呢？在述说战争的无情和残酷，战争是血和泪，死亡和毁灭，今天鲜活的生命，明天成了山野里的白骨！要永远不再发生战争，就要永远牢记这场已经发生的战争！这些刻骨铭心的认知，是经过战争的人们用生命换来的。她告诫自己，作为这场战争的见证人，要把这些告诉日本的年轻一代，从而珍视和平、热爱和平。

松田千卫买来纸和笔，戴上老花镜，毅然决然地开始写书了！

她文化水平不高，写书对她来讲，是从没想过的。可今天，她写书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她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想说的话，如实地、一句句写下来，她似乎觉得自己不是在用笔写，而是在用心写、用血写！

▲1978年10月发行的纪念中日友好条约缔结的纪念邮票

她写了整整半年，一本150页的书写成了。请人帮助整理后，以 “开拓残留妻的证言”为名，在日本山形县出版了。新闻界为此专访了她，发表了出书的消息。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松田千卫成了社会关注的人物，1000册书也很快发没了。许多人边看边流泪，不少人给她来信，说：“战争太残酷了！”“是战争害了你，你太苦了！”“中国人民善良，日本要和中国世世代代友好，不要打仗！”

她觉得还不够，一有机会，就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讲自己的坎坷经历。面对面的交流，使她和一些年轻人交上了朋友。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永远不要有战争，松田千卫尽着自己的心力。从在中国新生活的开始，一直持续到晚年，她的这个“主旋律”始终没有变。

方正，就这样烙在了我的心里。松田千卫和崔永清、佐滕荣、藤原长作这些普通人引发的故事，那么自然地展开和延伸着，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偶然而又必然。

小人物，小县城，在推进时代进程和社会进步中，起到了独有的和令人感怀的巨大作用。他们朴实而平和，他们的言行，是经过战争苦难提炼出来的纯美良知的结晶，那么本真、自然而顺畅，正因如此，尤显宝贵，值得我们珍惜。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把这次采访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窝里。

摘自《档案春秋》（ID:dacqbjb）

作者：新立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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