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如何做得有趣？

史学研究，如何做得有趣——既能让作者乐于研究，同时令读者享受阅读，对当代历史学家来说，已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有趣的研究，通常是问了一个好问题。《告别帝俄：乔治凯南视野中的俄罗斯“帝国形象”的变迁》《虚实苏联：美国记者杜兰迪视野中的苏联形象》《回首俄国：索尔兹伯里眼中“苏联人民的命运”》三个章节谈的都是美国人笔下的俄罗斯国家形象，这一切入点足可作为俄国史学研究的教学范例。冷战时期两个“强国”彼此如何认知，双方的交往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毫无疑问是“国家形象”研究框架之下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这些美国旅行家、记者们的个人经历，在今天看来可称是传奇，更能激发研究者和读者的兴趣。两个距离遥远、相互陌生的国度，经乔治·凯南之笔增进了相互了解，愈了解则愈发现俄罗斯的多样性；1920—1930年代，《纽约时报》记者瓦尔特·杜兰迪亲历初期的苏俄，认识到西方与俄国政治传统上的差异——西方关注“个人和财产的保护”，而俄国则倾向于“保护国家和社会”，基于价值判断的根本差异，杜兰迪笔下的苏俄更加真实而深邃，他对苏俄的正面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苏关系正常化，1933年美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44—1954年，《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成为新一任美苏信息交换的桥梁，以6篇“回首俄国”系列报道向西方介绍了他对社会基层人民生活的关注，如今已成为我们研究当时俄罗斯社会的关键性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当代人，我们在阅读这些传记、报道时，需对照当时历史发展的特点来对其进行分析理解，特殊的历史时期、身份背景造就了这些旅行家和记者们不平凡的经历以及对俄罗斯的独特描述。

在中俄双方的交往互动方面，则有《迎接苏俄：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正义之剑：苏联空军援华及其与国统区的互识》《看电影者：中苏电影中的“国家形象”与中苏关系变迁》《“老莫”餐厅：从政治符号到文化符号的演变与“苏联形象”》。作者从电影《德尔苏·乌扎拉》、特殊意义空间“老莫餐厅”等角度展示“国家形象”的塑造，体现了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中俄两国关系源远流长，2019年6月5日中俄元首共同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中俄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高度。在此背景之下，国家交往中的历史新阶段对当代中国俄国史研究者也提出了新的任务，即准确把握俄罗斯历史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之上，深入挖掘，不盲从，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要有深刻且清醒的认识，打造俄罗斯历史问题研究的中国学派。赫尔岑那句“向后看就是向前进”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了解历史就是充分地理解过去，帮助我们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从而揭示未来的意义。

1970年代欧美史学界兴起“文化转向”，在新文化史的史学理论体系框架内，近年来欧美及中国都不断涌现“国家形象”的认知与塑造相关的研究成果。俄罗斯史学是在18世纪受德国实证史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在今天看来，依旧保持了实证史学传统，因此相比于欧美在史学理论层面相对保守。关于“国家形象”这一问题的讨论多见诸于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俄罗斯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则鲜少涉及这一主题。然而，囿于原始档案文献保存地的限制——相信在俄罗斯搜集过档案资料的研究者都对如下体验感同身受：尽管苏联的档案文献数量庞大、保存较好、大多已经解密，但是档案资料电子化程度极低、调档程序繁琐，对于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外国研究者查档平添了诸多不便——每一位在俄罗斯查档的外国学者都要耗费极大的精力才能获得部分珍贵的一手资料。张建华教授以丰富的一手文献材料为基础，使用了包括“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1991—1999，现更名为“俄罗斯国立现代史档案馆”）、“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美国外交档案”在内的俄罗斯历史研究领域关键档案文献；此外，还运用了大量英文、俄文回忆录以及相关的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不同语种、类型的材料相互佐证；行文间更是充满对历史细节的反思及对现实问题的关照。对于俄罗斯历史的研究，一手档案材料是基础，此外更要重视使用新的理论方法和新史料来弥补原始材料相对不充足的困境，相信这一研究框架在外国史研究领域也具有一定普适性。

作者：庄宇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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