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在宋代出现了一个反传统的潮流,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汉以后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诸多异议。例如,范仲淹曾在《四民诗》中反问道:“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欧阳修则指出,“夺商贾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通进司上书》)。浙东永嘉学派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亦曾言:“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春秋以前是“通商惠工”,汉代改行“困辱商人之策”,目的是让统治者“取天下百货而自居之”,以“夺之以利”。此为聚敛,而非理财,真正的理财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因此,叶适主张“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这不啻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历史先声。
尽管宋代对西汉所形成和沿袭下来的禁榷制度又有所强化、扩大化和细密化,但是在政府惠商、恤商政策的支持下,商品经济、商品市场还是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这使得宋代的金融体系与信用体系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创新。政府层面形成了由榷货务、市易务、检校务、抵当所、抵当库、便钱务、交子务等七大各司其职的金融机构。其中,交子务负责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印刷与流通工作,后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改为钱引务。交子作为一种信用票据,最早流行于铜料不足、铁钱流行的北宋四川地区,比欧洲纸币诞生早600余年。铁钱的铸造,一是耗费铁这种当时的重要生产资料,二是重量过大不便于市场交易。交子的出现形成了“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贯”的局面。
交子及其背后系列金融制度创新的产生,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典型例子。起初,交子只是由四川一些小商家为便利市场交易而私下零散发行,没有统一制式,但盖有商号印记及隐密题号。后益州(即四川)知州张咏指定十六户富商大贾联合办理发行与兑付。据李攸《宋朝事实》记载:“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由于十六户富商陆续出现产业衰败、无法偿付的情况,宋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公元1016年),益州奏请朝廷设置交子务,将交子收归官营。直至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才正式设置益州交子务。
宋代对于纸币的需求,与城市和镇集商品经济的普遍性繁荣发展也有着密切关联。过去行商一直是商业活动的主体,自宋开始城镇坐贾发挥熟悉当地市场社会、对市场信息反馈迅速的优势而发展壮大。北宋都城汴梁,以坊市合一的城市布局将工商业经营遍布全城,出现“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繁荣景象。南宋都城临安“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比腊等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梦粱录》)。此外,宋代商人还打破了秦汉后“千里不贩籴”的经营思想,利用漕运体系发展和国家赋税政策变化,对粮食、茶叶等民生日常用品进行大宗长途贩运,极大地扩大了市场交易的范围,使得市场一体化程度有所加强。
经济金融的繁荣,背后则是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曾言:“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这三大发明均是出自宋代。尤其是毕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促进了宋代出版业的繁荣发展,为科技和人文知识的记载、传播、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上,宋代的技术领先远不止于此,在纺织、制瓷、造船、冶金、土木建筑等方面均较此前有了新的发展进步,并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到,“每当人们在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称许宋代为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尽管在经济思想、金融制度和技术进步方面均有正向演进,然而受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内在结构功能阻碍,宋代也未能形成整体性质的飞跃,没有逃脱朝代更迭的历史命运。
作者: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019BJL002)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刘力源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