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上海12年

尽管经历了三次“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在指导红军、苏区工作方面仍是功不可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1929年中央发出的“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并要求红四军维护朱、毛领导，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对于加强红军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从中共一大宣告党的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除了三次很短暂地迁离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长时期地设在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12年，其肇因可追溯到党的创建时期。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对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起到了发动和指导联络的作用。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以成立于此——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的上海集中了全国工人总数的1/4强，同时又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南方重镇，在此开展建党活动极有利于决定走俄式革命道路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先进理论与工运实践相结合。同时，作为国际化大都会，申城交通便利、中西汇聚、文化发达、信息畅通等资源优势，也为创党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由其筹办的中共一大顺理成章地在这座城市召开，由此产生的中央局也就势所必然地在沪运作。

翌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再次印证了租界区在上海的大片存在有利于党开展隐秘活动，一度设想在广州开会终因当地政情复杂而作罢。但这仅是党中央长期驻扎上海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逐渐实现了以上海为革命中心的意识自觉。就在中共三大召开于广州不久，党中央便决意迁回上海，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说得明白：“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指导和传达。”从此以后，中共中央加意立足上海指导全国革命。为此，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事有必然，这也就成就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国内召开的全国党代会有一半在上海召开。凡此种种，足以说明中共中央为什么长期在上海，同时也奠定了这座城市作为红色之源的崇高历史地位。

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制定党章、发布宣言，对于党完成创建任务具有重要里程碑的意义。对于党组织发展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党在中共二大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政策，其后马林召开的西湖会议，又迫使党中央同意采取党内联合的方式推进国共合作。于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在上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始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得以开启。

国民党“一大”后建立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国共合作在上海的关键抓手。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特派中央局成员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三人兼任该部的重要职务。此外，进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还有恽代英（代表青年团中央），以及向警予、邓中夏等共产党骨干。在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黄埔军校在沪招考、平民教育运动，以及开展社会宣传，组织发动青年、妇女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国共两党还在上海大学共襄盛举，于右任亲任校长，邓中夏任校务长，瞿秋白、施存统、蔡和森、安体诚、张太雷、李季等优秀共产党人成为主要师资力量。

随着国共合作的展开，两党的政治分歧日渐暴露，国民党右派趁机反扑。陈独秀与毛泽东7月21日联名签发第15号中央通告，提示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8月1日，上海各区党部代表会议上，国民党右派挑起事端，致使左、右两派发生肢体冲突。翌日，国民党右派赴上海执行部示威，公然殴打“跨党分子”邵力子。10月10日，天后宫事件又导致上大学生黄仁之死。凡此引起中共中央的强力反弹，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上海执行部展开坚决的斗争。为了维护在上海行将破裂的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党中央作出退让，毛泽东因此离沪回湘。

国共合作暴露出来的问题，召唤中共四大作出积极应对。“大会正确评价了过去一年来同国民党工作的意义，并意识到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四大的议决案突出了共产党的领导，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农民同盟军问题，决定在全国范围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从政策上、思想上武装了全党，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重要的准备。

五卅运动的爆发，就是党中央贯彻中共四大精神，从日商纱厂入手，组织发动群众，最终抓住机遇、激起全国反帝大风潮的结果。早在大会召开期间，短暂与会又悄然“失踪”的李立三就参与了沪西纱厂二月罢工的准备发动工作；二月罢工的胜利招致5月间日本资本家的报复，顾正红在带领工人与厂方冲突时遭到杀害。中共中央接连发布第32、第33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一致上海罢工斗争，“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通过与上海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党中央发动大批学生上街宣传发动各阶层共同反帝，结果在南京路上遭到英帝国主义的开枪镇压。五卅惨案的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终于促成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各地党组织纷起响应，反帝风潮迅速席卷全国。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领导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党的组织工作得到重大发展，实现了从秘密的小政党向无产阶级群众性的大党的跃进。

北伐战争开启后，中共中央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1926年7月在上海召开中共四届三中执委扩大会议更是前所未有地强调了武装暴动的重要性。随后，中共中央发布第1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上海区委于10月24日凌晨发动起义。陈独秀事前预见到此次起义“必然要失败”，但是国民党大员钮永建仍想借工人武装豪赌一搏。起义失败后，共产党人吸取了高估资产阶级的作用，放弃主动权的教训，明确了以工人为主发动下一次起义的指导思想。翌年2月19日，上海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令，22日罢工人数达到36万，当晚以黄浦江上的“建威”号、“建康”号开炮攻击高昌庙兵工厂为号，发动武装起义。但因为法租界当局的干预，起义海军停止了炮击；部分区的起义群众与军警相持不下，后安然而退。23日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止第二次起义。同时，该会又作出了组织特别委员会的决议。特委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建设；陈独秀综合各方意见，确定了起义发动的三条件。同时，在组建新政权方面也有扎实的进展。3月21日正午12时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南市救火会的钟声敲响了，黄浦江上停靠的轮船、全市的工厂汽笛齐鸣，80万上海工人走上街头，20余所学校罢课，商人悬旗罢市。在一小时内，以武装纠察队为前导，各处的工人群众同时向敌人展开突袭。翌日傍晚，随着北火车站被最终攻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全胜。当天上午，选举产生了上海临时市政府，市政府委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到一半以上，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建立人民政权的伟大尝试。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幸运地迁往武汉的党中央，旋即面临“七一五”政变，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选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于同年9月下旬回迁上海。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是既定的政策，中共中央为复兴革命而努力。中共六大1928年六七月在莫斯科召开之际，留守中央仍在上海主持日常工作。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加强对各地秘密党组织的整顿，解决了顺直问题、江苏问题；同时，贯彻中共六大会议精神，为争取群众，恢复发展白区工作而努力。

尽管中共六大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党内“左”倾急性病重又发作。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国内军阀混战加剧，加之共产国际指示右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致使“左”倾盲动情绪在党内抬头。党中央对

形势和革命力量作出偏离实际的高估，要求全党准备实行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统治。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根据这一决议，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归国后，于9月下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终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李立三有意将苏联绑上中国战车的打算为苏联掌握后，共产国际十月来信指责李立三推行“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批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1931年初紧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王明等破格进入政治局常委，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尽管经历了三次“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在指导红军、苏区工作方面仍是功不可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1929年中央发出的“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并要求红四军维护朱、毛领导，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对于加强红军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此外，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以及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都离不了党中央的领导之功。由于红军和根据地地处偏远、信息闭塞，中共中央在加强全局领导，培训和输送红军、苏区干部，推进红军的制度建设，输送物资、交流经验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党中央在上海筹备召开的“苏准会”，更是催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中共中央对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指导特别是情报支持，对于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的破格提拔，招致党内同志的极大反对；继而发生顾顺章被捕叛变、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党中央面临空前的组织危机。1931年9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旋即爆发“九一八”事变，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但是临时中央未能抓住有利时机，面对国民党加强的特务工作日陷被动。

“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及时发表宣言，以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为首要任务，进而提出了“武装群众”的口号，并对满洲省委给予特别指示。“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夕，临时中央发文动员民众武装保卫上海。中共中央军委领导的民众反日会义勇军奔赴抗战前线。然而，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囿于下层统一战线政策，临时中央拒不与中间派别合作，盲目强调同国民党争夺政权，由此排斥反日统一战线，致使诸多活动受挫，结果适得其反。

1933年1月，难以在上海立足，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苏区。随后成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接管党中央在沪的大量职能，这其中就包括原中央文委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1930年起组织发动的左翼文化运动在1933年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左翼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等创作越来越汇入宣传鼓动民众起来抗战的时代主旋律。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在是大势所趋，而左翼文化运动成为这方面的先导。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本文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新世纪研究成果《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内容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