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 ———推动“十三五”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
编者按：根据《上海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上海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力争保持在25%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0%左右，综合竞争力迈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成为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高端智造中心之一。
定位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要不要制造业，曾有很大争议，但全球金融危机让“去制造业”的观点逐步失去“市场”。不论是“四个中心”建设还是打造全球科创中心，上海都需要制造业作为支撑。日前，上海研究院与上海社科院应用研究所共同举办“产业创新转型上海圆桌会议”，研讨“十三五”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现编发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以技术创新促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化
黄群慧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形势总的特点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提高。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创新对发展的支撑作用增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等。对这些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继续努力加以解决。
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体经济宽口径计算，我国实体经济规模占GDP比例从2011年的71.5%下降到2015年的66.1%，而同期货币供应量M2从GDP的1.74倍上升到2.03倍。麦肯锡最近一份针对中国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国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利润80%由金融企业拿走，而美国的经济利润只有20%归金融企业。最近听到一些声音，把实体经济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尤其喜欢搞金融的人说，为什么金融不是实体经济？如果把实体经济无限扩大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实体经济结构失衡。实体经济的核心绝对是制造业，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实体经济不反对新经济。
实体经济的失衡，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实体经济尤其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该转型升级的没有转型升级，而金融是需要找回报的，如果转型升级没有提供回报，金融虚拟经济就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谈制造业转型升级，我认为一定要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即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能否转型升级决定了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我国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国有投资与民间投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均存在失衡现象。只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供给质量，实现转型升级，才能满足城市化主导下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提高整体经济效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到2020年，上海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力争保持在25%左右，这个提法非常有战略眼光，对上海未来发展具有关键意义。上海到了后工业化的阶段，这个阶段工业化仍然需要推进，推进是深化工业化的过程，深化的核心在于实体经济能不能转型升级。发达国家以重振制造业和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技术创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能力，进而使制造也重获竞争优势。
有一个问题在于，上海提的目标之所以叫做“底线”，可以看出任务比较重，压力比较大。2015年底，上海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1.8%，而第三产业占比达到了67.8%。2016年上海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9175.70亿元，增长11.6%，占上海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70.8%，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3743.94亿元，下降3.3%。但是面对压力，心态要放开，重点不在于数据怎么样，而在于我们能不能实现上海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在产业融合加剧的背景下，简单的“结构比例对标”调控意义降低，关键在于制造业对于创新型国家的支撑意义，要提升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占比。
上海现在提出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从某种意义来说，上海重振制造业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更像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而从全国的角度看，在诸如中国制造+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智能制造等国家战略中，上海应坚持定位为最高端、最具有引领的地区。从制造业本身最终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来说，关键还是效率提升问题，最终还是基于复杂性能力提升和效率改善。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不仅仅是对上海，对整个中国都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以新战略引领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
李伟
上海提出“到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力争保持在25%左右”，这种底线思维从理论和实践角度，都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创新和探索。从上海产业升级的历程中来看，上海作为曾经的制造业中心城市，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比重超过70%，目前只有28%。上海重振制造业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需要以超越比较优势的制高点战略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议从五方面入手：
——从重点产业领域主导产业升级，向融合型产业形态模式创新主导产业升级转变。从六大重点产业到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领域，上海是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的主导产业更替中，实现产业升级的。而“十二五”以来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没有实现预期的增长支撑，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趋势，改变了产业升级的方向路径。所以，上海需要改变重点产业领域主导的产业升级方向路径，加快发展车联网、网络视听、智慧医疗、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移动互联网、网络社区等跨界融合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以产业形态模式创新引领推动重点产业领域的改造提升，实现融合型产业升级。
——从重大项目带动产业升级，向创新创业型产业生态引领产业升级转变。长期以来，上海都把重点项目带动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从目前看，上海制造业领域的重大项目在减少，而且重大项目的带动作用减弱。从发展趋势看，能够带动产业发展升级的可能不是计划确立的重大项目，阿里巴巴就是在有效的产业生态中获得了快速成长。所以，上海制高点战略下的产业升级，需要形成以产业生态培育为主导的产业升级新模式，从技术环境、信息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和服务平台支撑等等方面，培育有利于产业形态和模式创新的产业生态。
——从技术成果产业化为主导的产业升级技术路径，向集成、协同、开放的平台型创新体系带动产业升级转变。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不仅形成了新兴技术的重要突破，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新的路径模式。一是集成式智能化创新，苹果系列产品、特斯拉电动汽车、Google无人驾驶汽车等都是范例。二是协同创新，增材制造(3D)、虚拟仿真、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发展，使技术创新从单点突破向群体创新演进，跨产业链环节协同研发、众包设计协同的创新模式快速发展。三是开放式平台创新。上海需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方向，推动以技术组合为基础的集成式智能化创新模式，支撑产业升级。需要改变依赖单个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商业化等活动，推动不同创新主体开展协同创新。
——从产品为中心的产业组织方式，向用户为中心的跨界融合型产业组织转变。上海创新转型中的产业组织方式中不仅包括企业主体，同时包括跨领域、跨行业的产业联盟及技术联盟创新主体，龙头企业联合打造创新应用平台，以及互联网企业的第三方创新服务平台，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工业电子商务和众创空间示范平台等都成为重要的平台型产业升级主体。上海需要把握新的发展趋势，弱化选择性产业政策、强化功能性产业政策、提升竞争性产业政策，率先形成与新的产业组织特征相适应的产业政策体系。
——从适应性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向主动参与产业分工重构转变。上海在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实现了工业化快速发展，加工贸易外向型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依靠适应性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已经难以实现中高端产业升级。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分工体系，对后发国家的产业升级限制加强；另一方面，制高点战略中的上海产业升级，关键是在新的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中确立主导权，在新的产业秩序中形成话语权，因此，需要主动参与产业分工体系重构，在规则制定中形成产业分工影响力。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声音
黄瓯 (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上海要发挥人才、开放的优势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我们将以典型示范项目“百千工程”来带动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希望“十三五”期间上海形成10家左右有规模，能够做智能服务的系统集成商，带动100个左右的智能车间，带动1000家智能转型，如果1000多家智能制造转型，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外，我们发现，一个企业特别是做装备制造业的推出创新产品后，很多企业不愿意用。不像我们换手机成本不高，花几个亿买一个从来没有运行过的东西，风险很大。因此，要通过政策支持鼓励大家用创新产品，补好这个制造业转型中的短板。
秦丽萍 (上海市发改委总经济师)：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上海率先开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者决策，有几个特征性的标志，一是增量在降。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增量在降，从2008年之前两位数的增长到这两年持平或者略有下降的趋势。二是结构变轻。原来制造业里面的重工业比重明显下降。三是效益在提升。“十三五”有两个重点，一是落实好“中国制造2025”战略，包括大飞机、集成电路等等，这是国家战略在上海完成，还是要做大做强做优。另外一个是制造业转型发展，有两个抓手，一是抓住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大契机，二是用好“互联网+”。
陈耀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在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新兴分工体系将从中心城市、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和外围城市形成一种技术梯度。上海在其中要明确定位，加大非核心功能的疏解，我的思路就是要在疏解中提升，疏解与提升并举。现在疏解的两大动因一个是问题导向，要解决大城市病的问题，二是目标导向，要按照城市群建设目标确定我们的定位，上海制造业未来在大的疏解过程当中，还是要在智能制造方面做全国的领头雁。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的建设来看，我们需要一种轻资产的制造，未来会是大的方向。“摩拜”单车通过为居民提供最后一公里服务，使得单车升级，目前最大的专利就是智能锁，还有GPS定位，传感器等，这服务引领的制造业升级，是很好的思路。
李晓华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布局研究室主任)：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国“新经济”的推动力是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内的一组通用 目 的技术(GPTs) 群。从新经济对要素方面的要求思考，新经济是最前沿的技术驱动，要有领先的基础科学水平，要有雄厚的技术创新能力，要有高端人才、包括研发技术商业人才的供应。上海聚集了一大批跨国公司、中资龙头企业的总部，有大批重点院校，有比较雄厚的产业基础，上海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也是我国的IT、汽车、机械、化工、新材料等等产业的重要制造中心。同时，新经济是投入市场的应用，要有大量的领先用户最先采用产品，而上海是平均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比较发达，因此，上海新经济在有为政府的推动下有巨大发展潜力。
贺俊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制造业和制造是两个问题。经济增长过程就是成本上升的过程，现在北京和上海的问题就是成本上升，日本在上世纪80、90年代面临美国同样的问题，当时采取了跟美国很不一样的做法，即母工厂的做法，成本上升了，但是并不是把所有的制造都搬出去，而是把一部分制造留在日本的本土，留在日本的本土母工厂，第一搞附加值的东西，第二进行工艺创新，第三集成研发。美国制造业反思也借鉴了日本的思路，并不是所有的制造都要搬回到美国去。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产业政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由货币型政策向服务型政策转变；第二，更加注重政策组合，而非过多依赖某一种政策；第三，产业产品更多指向创新；第四，加强政府和企业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