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我们要有明确的态度

《二十二》的题目是一个数字，显然“数字”有着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数字的变化。导演郭柯2014年拍了一部关于这一题材的纪录片，取名为《三十二》；到了2017年，名字变成《二十二》。少掉了10，是10个人。本片关于公开身份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她们多是1920年代出生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1920年代出生，到今天几乎都在90岁以上，是现代人寿命的极限。她们曾经深受伤害的躯体和灵魂，并不会比普通人活得更长久，正在慢慢消逝，一度跌到“九”。在上映前两天，又听闻一位老人溘然离世，数字变成了“八”。

从32到22再到八，是纪录片最令人伤感的部分。它运用了很多方法来纪念这种“逝去”，每一个黑框和名字的隐去都代表一次告别，告别是令人难过的，甚至比孤独而简陋的坟更令人难过。生命之湮灭往往让人心有戚戚焉；何况是一个群体之湮灭，带出更沉重的悲剧感。

每一个老人离世，导演郭柯就会在片尾的名字上加框，框越加越多，越来越快。在静默却惊人的速度下，我们再来看“如何叙述”的问题，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德国作家赫塔·米勒说过这么一句话：“事实在发生时，应该不会容忍人们事后用以记录它们的语言。”所以，任何的语言也许都是不合适的，或者说，不是最合适的。那么，“记录下来”要比“怎么记录下来”更重要？

导演郭柯说过这么一句话：“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这是《二十二》　的一个基本态度，所以纪录片里没有想象中呈现很多老人痛陈当年遭遇的画面和语言，而更多地去展示老人当下的生活状态，一张一张面孔，在院子里喂猫，在炕上看电视，和村民们打牌，一点点挪动椅子到门口晒太阳……我们看到一个很平和的画面，当然，能幸存至今的老人，处境相对算是较好的，比如说有家人陪伴，或者是受到稳定照料。如果不知道那一层隐匿的历史身份，那她们就是普通的老人。

只有在偶尔提及往事，才显露出日常背后的巨大创痛和狰狞面貌。

一位老人拒绝出镜，因为她不希望给家人和身边的人带来麻烦。也有一些老人推说自己“不记得了”。大多数老人聊一个开头，就抹着泪说“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体现两件事，一不堪回首，伤痛太大了，再叙述并不能缓解伤痛，只能让当事人再陷入痛苦的回忆；二当事人的态度，她是拒绝被观看的，尤其是被观看这么一段历史。这里要提一段纪录片画面以外的事情，当摄制组和某一位老人熟悉之后，老人一边哭一边对镜头说起了当年的种种，她并没有真的忘记，但导演最终没有将之剪辑到成片之中。

很容易给她们贴上一个共同的标签，概括为一个群体，即便标签尽量选得中性，但依然拥有些负面意味。电影尽力弱化，但记住她们的原因又是她们拥有一段共同的记忆，成为一种强化。强弱两难之间，最终未能找出一个合适的叙述角度。

她们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幸存之后选择失声。纪录片开头提到，其实这些老人还是希望和人倾吐这些刻在心上的伤痛，但显然没人可以真正分担她们的痛苦，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是明确的、即刻的、可预料的，甚至辐射到家人亲友身上。如果不和这段历史隔绝开来，她们生怕无法开始新的生活。这是她们内心的矛盾，也是《二十二》　的矛盾。

茫茫的黑暗之中，有两个变化是正面的。第一个是某一位老人的状况，“村里的孩子把她当成自己的奶奶，常常来玩”，虽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但并没改变对她的态度。第二件是曾经试图组织集体诉讼的人，反思“让老人们公开身份和遭遇”的做法是否正确，“如果再选一次，我可能不会这么做”。

面对历史，我们有明确的态度；落实到每一个个体，又该思考应该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更多的人去围观和更多的人去关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情。从20万到八，我们究竟学到了些什么？

(作者为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