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洁而独特的舞美和影像装置中,演员王传君以及苏力德将带着他们的叙述和表演与你相遇,展现一场人与环境的抗衡、人与人在尝试交流中错位的故事。
《抄写员巴特比》是美国文学史上公认的短篇小说经典。关于这篇小说的评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巴特比产业”。巴特比这个沉默寡言的主人公不知吸引了多少批评家的关注,有人相信巴特比是作者麦尔维尔的自况。有人提出他是典型的受资本主义剥削的产业工人的代表,有人认为他表现出了精神分裂者的典型人格,有人更大胆地质疑,如果巴特比是个“女人”……批评家众说纷坛,对巴特比形象的分析精彩迭出。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批评界对小说中的叙述者,即老律师,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书中的另一个人物——老律师却常常被忽略。在小说一开篇,老律师就指出:“我相信没有任何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对这个人全面而令人满意的传记……巴特比是那种我们没有办法揣测的人,能知道的只有一些原始的材料,对于巴特比来说,这种材料又少得可怜。”事实上,批评家对巴特比这一形象的多样化解读,也充分说明了巴特比的不确定性。读者是很难通过小说勾勒出一个活生生的巴特比的 ,然而读者却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老律师。
通过他的自述,我们可以知道他在华尔街这个美国的金融中心已经整整浸淫乱了30年。老律师处理的案件都有关金融往来,遵循的生活信条是“最易的人生之路最佳”。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他圆滑练达,温文尔雅又不失精明。从各个角度而言,他都是中产阶级的最佳代表。
老律师从业30载,和形形色色的抄写员都打过交道,退休时却抑制不住冲动,要为曾经被他所雇用的巴特比作传。为什么巴特比能在老于世故的律师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是什么让老律师困惑不已,巴特比的存在是否真正改变了老律师的生活?从这些问题中,我们不难看出,小说表面是老律师对巴特比的生平进行叙述,实质折射出的却是老律师不安的灵魂。巴特比已经死去,正是他的死亡,促使老律师不断地思考和自我质疑。
《抄写员巴特比》中的世界是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社会。老律师对巴特比给予关怀,其实是希望看到尘世的报答。他的种种遵循教义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投资,他想用少量无伤大雅的善行来换取良心的平安。老律师的身份并不是一个当庭辩护、为正义而战的角色,他负责的是处理富人间的股票和各种证券交易。换而言之,他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运作法则,用金钱的价值来量化生活,也就成了他的思维定式。《抄写员巴特比》在选入各种文学选本时,题目经常被简化为《巴特比》。标题中的“抄写员”以及“一个华尔街的故事”,尤其是后者,常常会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麦尔维尔这样给小说冠名,是大有寓意的。
以上节选自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三系陈榕《“异者”与意识形态之墙——评赫曼·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
德国导演博立新·冯·珀泽,善于处理小人物在大时代变迁中的日常生活,用幽默的舞台画面语言带给观众观赏中的愉悦与退场后的反思。近日,在剧组上海的排练厅,本报记者采访了他。请他谈谈关于原作、关于改编创作和演员。
Q:能不能请你讲讲,对赫尔曼·麦尔维尔的文学作品的感受?
A:作家麦尔维尔最著名的就是《白鲸》那本书,他其实有很多的题材都是关于大海。所以这一部《抄写员巴特比》,其实跟他惯常的作品有一个蛮大的反差。对我来说,就觉得很有意思,去看到这个差异感。
Q:从文本到舞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点是导演遇到的挑战要克服的?
A:我觉得在原著当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戏剧的元素。那么我一旦确定了该找那些元素以后,事情就开始变得有意思,然后我就可以跟演员一起去,把这些元素想办法搭建呈现出来。
就比如说以这个桌子为例,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意思。我们有这样一个道具,比如说有的时候,它就可以抽象地代表一个人,或者说,就是巴特比。有这样一个分解结构的过程,分开或者是合起来。这个桌子我觉得是一个元素,在舞台上,或者说在视觉上,有可能对这个剧有一个帮助。这个故事,跟我当下相比是有一定的年代的。但是我们不想要呈现那个年代。我们希望在这个剧中是用当下的方式来呈现、来解决。
Q:能感觉到这个戏的雏形是一个独角戏。
A:对。确切说,也有人做过独角戏的版本。我也考虑过,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时候,我们还是决定两个人。在故事当中有很多转折,一个人有可能没有办法表现出那种层次感。
Q:你觉得,欧洲演员和我们专业艺术学院出身的演员,在对他们进行导演的过程当中,他们个人风格有没有什么不同?
A:《抄写员巴特比》需要演员有很大的力量,有很多的能量。我也知道王传君就是演过蛮多电影,所以一开始我也不确定,他作为一个电影演员,在剧场上能不能够有足够的表现力,能不能有这种能量。
但是,我跟王传君合作后,就觉得他是一个惊喜,就是一个积极的惊喜。他身上是有这样的能量,在剧场去做到我想要的感觉。
现场排练照均由“椎·剧场”提供
作者:报记者童薇菁
编辑:童薇菁
责任编辑:张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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