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汉学家的论语专家——纪念芬格莱特先生

▲芬格莱特部分著作

芬格莱特先生其实更是一个西方哲学的专业哲学家，他在西方的影响并不限于学界，而是扩展到了公共领域之中。在《痛饮：酗酒为患的迷思》一书中，他以严密的论证否定了酗酒是一种疾病的流行理论。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和结论，曾被美国最高法院在1988年的一次断案决议中援以为据，帮助两名复员军人得到了他们享受教育的权益。

今日（2018年11月5日）上午接到加州友人发来的消息，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先生于11月2日凌晨去世了，享年97岁。

骤然提起芬格莱特这个名字，且不论普通大众，或许相当一部分学界人士恐怕也未必耳熟能详。但是，如果提起 《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这部200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的著作，我相信，不但一些相关的研究者，或许不少爱好传统文化尤其儒学的社会人士，也多少都会知晓，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阅读过。而芬格莱特先生正是此书的作者。

当初“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负责人找我翻译此书时，并未说到译者与出版社签订合同事。那时我自己觉得是友情帮忙，也没好意思提出。所以该书后来究竟销售了多少册，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据悉该书后来不断再版重印，无论读懂与否或读懂多少，读者的数量显然并不在少数。如此看来，芬格莱特先生在中文世界的读者，恐怕比在英语世界的读者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就他的《孔子——即凡而圣》这部书来说，是可以断言的。该书1970年出版以后，虽然在英语世界的学界一度产生很大影响，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毕竟限于非常有限的专业学者群，远不能像中译本在中国那样广为销售。

有趣的是，芬格莱特先生在中文世界作为孔子的研究者为人所知，但在海外的“汉学”甚至“中国研究”领域，他并不能以专家著称，尽管他的《孔子——即凡而圣》在英语世界的中国哲学圈子里早已成为一部必读书了。因为芬格莱特先生几乎完全不通中文，只能依赖英文翻译来研读论语以及相关的研究著作。但另一方面，芬格莱特先生其实更是一个西方哲学的专业哲学家，在西方哲学的领域里取得过卓越的成就。例如，除了《孔子——即凡而圣》之外，他几乎所有的著作，包括《转化中的自我：心理分析、哲学与精神生活》（The Self in Transformation:Psychoanalysis,Philosophy and the Life of the Spirit，1963），《自欺》（Self-Deception，1969），《有罪精神错乱的涵义》（The Meaning of Criminal Insanity，1972），《智障与罪责》（Mental Disabilities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1979，该书是与其女儿的合著），《痛饮：酗酒为患的迷思》（Heavy Drinking:The Myth of Alcoholism as a Disease，1988），《死亡：哲学的探测》（Death:  Philosophical Soundings，1999）以 及《厘 定 责任：心灵、法律、神话与文化的探索》（Mapping Responsibility:Explorations in Mind,Law,Myth,and Culture，2004），都是西方哲学专业领域内部的作品和成果。

芬格莱特先生的研究广泛涉及心灵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和法学等领域的许多基本问题，被誉为“美国长期以来最具原创性和启发性的哲学家之一”（另一位已故哲学家Robert Solomon的话）。由于其作为一名当代哲学家的杰出贡献，芬格莱特先生曾获选担任1976—1977年度美国哲学协会太平洋区域的主席，并于1984年受邀担任全美大学资优生联谊会Romanell哲学讲座的首位主讲。此外，他还曾经获得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的卓越教学奖，担任过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美国精神健康研究所、伦敦国王学院等机构的研究员。而由Mary I.Bockover编辑出版的《规则、礼仪和责任：献给芬格莱特的文集》（Rules,Rituals，and Responsibility:  Essays Dedicated   to   Herbert Fingarette，1991）一 书，包括芬格莱特的思想自传、九位一线学者对其思想不同方面的研究论文、以及芬格莱特对每篇论文的回应，作为一份致敬芬格莱特的献礼，则充分反映了业界同行对其学术成就的高度肯定。

▲芬格莱特部分著作

此外，芬格莱特先生在西方的影响也并不限于学界，而是扩展到了公共领域之中，对于解决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在《痛饮：酗酒为患的迷思》一书中，他以严密的论证否定了酗酒是一种疾病的流行理论。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和结论，曾被美国最高法院在1988年的一次断案决议中援以为据，帮助两名复员军人得到了他们享受教育的权益。按照原先酗酒被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认定是一种疾病的说法，那两位退伍军人将无法获得相关的教育权益。另一方面，根据芬格莱特先生之说，如果酗酒并非一种疾病，而只是一种最终可以调节的行为，那么，酒醉产生的种种问题，就都不能够成为各种过失和犯罪逃脱法律制裁的理由了。如果我们了解美国判例法（case law）的特性，就知道芬格莱特的观点被最高法院作为断案的依据，会在公共领域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

我跟芬格莱特先生发生接触，当然是源于翻译他的《孔子——即凡而圣》。他虽然不算是“汉学”和“中国研究”领域的专家，但这本书在西方的“中国哲学”圈子里，或者说对于西方的哲学专业领域里那些对中国哲学有兴趣的学者来说，却堪称经典，几乎成为儒学研究的必备参考书。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小书”，以至于当初要出中译本时，需要补充他的几篇相关论文，合成一册，才不致使得该书的篇幅太小。但是，学术作品特别是哲学著作有的时候显然并不是以篇幅论轻重的。由于芬格莱特先生自身是一位富有原创性和洞见的哲人，透过英译的《论语》，在自然而然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和解读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之下，他还是捕捉到了孔子思想的重要特征，即内化了的“礼”所造就的君子人格。当然，从中国传统学者的角度来看，孔子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看到“礼”背后的“仁”。只有以“仁”为基础，“礼”才不会沦为“虚文”。孔子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的反问，正是要表达这一层意思。当初中国学人如刘述先先生等人担心，包括芬格莱特先生在内许多西方学者对于“礼”的强调，不免存在一种“礼俗主义”（ritualism）的危险，缘由也在于此。不过，芬格莱特先生虽然未必能对“仁”应作为“礼”的根基这一点有足够的认同和肯定，却也清楚地了解，日常生活中“礼”的施行不能只是一种机械的肢体操作。他将孔子比喻为音乐大师，将其与那些只会按照乐谱来演习的平庸之辈区别开来，正是对于这一点有着充分的意识。

除了翻译《孔子——即凡而圣》的因缘之外，我和芬格莱特先生还有其他的交流。记得《孔子——即凡而圣》中译本出版之后，他曾经寄赠了一本新出不久的《死亡：哲学的探测》给我，扉页上有他的亲笔签名。我后来应邀为艾文贺（P.J.Ivanhoe）和Amy Olberding合编的《传统中国思想中的死亡》（Mort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UNY，2011）一书撰写专章“Death as the Ultimate Concern in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讨论宋明理学尤其阳明学对于“死亡”问题的看法，虽然是基于理学传统的各种原始文献并从其内在理路展开论述，但如今回想起来，阅读芬格莱特先生所赠这本著作的经验，对于那一章的写作恐怕无形中也有助益。也正是因此，我也曾专门将那一章寄给他。我第一封邮件（2010年8月27日）忘了将文章附上，结果，他在第二天（2010年8月29日）给我的回邮中特别用大写的字体 写 道：“YOUR NEW ESSAY WOULD BE OF GREAT INTEREST TO ME,BUT UNFORTUNATELY I COULD NOTFIND ANY ATTACHMENT TOYOUR LETTER.ILOOKED VERY CAREFULLY,BUT THERE WAS CERTAINLY NO ATTACHMENT.PLEASESEND THEESSAY TOME.”此例足可见老先生的认真。

《孔子——即凡而圣》中译出版之后，我当然以为出版社会给芬格莱特先生寄去两本作为纪念，但不知为何他最初一直没有收到，以至于曾专门来信询问。老先生信写得很客气，意思是他没有中译本，如果方便，请我代劳，他可以自己买两本。可惜一定年代之前的邮件，邮箱系统不再保留，这封邮件如今已经无存了。后来我联系出版社的编辑，告知此事，才得到两本给他寄去。因为芬格莱特先生这本《孔子》中译本的缘由，2007年姜新艳教授编辑《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哲学》一书时，曾邀我翻译芬格莱特先生的“Getting Rights Right”一文。但因我当时正有哈佛之行，便邀请当时尚在清华读研究生的陈浩担纲译事，由我负责译文的校读和修订。我在2007年7月28日给芬格莱特先生的邮件中，汇集了校读时遇到的一应问题，尤其是原文注释中一些问题，他在7月31日即回邮给我，一一详细答复。这件事情，也同样可以为老先生的一丝不苟提供例证。

我与芬格莱特先生的交往并不密切，最近的一次通邮已经是在2012年的1月2日了，那是一封新年互致问候的通信。因为他一直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执教（1948—1988），所以我印象中他也一直居住在圣芭芭拉。但是，收到他在柏克利去世的消息，我检索以往他和我的通邮，才发现他曾经在2010年8月30日给我的邮件中提到他的地址，那已经是柏克利了。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十分的遗憾。如果不是我错觉他一直住在圣芭芭拉，去年4月我应齐思敏（Mark A.Csikszentmihalyi）教授之邀赴会柏克利时，虽然只有短短数日，我应该可以找个时间专程去看望他。因为我以往始终都是在电子的世界里和他往来，素未一睹老先生的容颜。这个遗憾，如今也只能还诸天地了。不过，我之前见过老先生的照片。与其友生笔下用来描述他的若干词汇如mildmannered、uncommonly kind、gentlemanly以及soft-spoken相对照，真是若合符节，足以印证“相由心生”这一观念。中国思想传统中“温其如玉”、“有道气象”一类用来描绘“君子”形象的词语，完全可以用来形容芬格莱特先生的容颜留给我的观感。

据悉，芬格莱特先生2007年即由圣芭芭拉移居柏克利，住在家人附近。2011年太太去世之后，芬格莱特先生即由女儿和女婿一家照料生活。临终之前，老先生由家人环绕，也可谓尽享天伦了。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再次浮上芬格莱特先生的面容。祝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过他自己喜欢的生活！

作者： 彭国翔（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求是特聘教授）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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