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将整体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北大校长：研究型大学将成为“开源”的平台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量子科学、结构生物学、脑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很多行业的业态，从德国提出“工业4.0”概念以来，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论断层出不穷，人们把这次变革看成继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之后又一轮生产力的飞跃。甚至可以说，自计算机发明以来，这次以数字和计算能力驱动的革命，可能已经将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走来的人类推向了新的数字时代（或称作信息时代）。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今年发布的《2017全球、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全球126个样本国家中的57个国家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到2020年，我国将整体进入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信息的数字化已经给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带来了并将持续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将改变工业生产的形态和商业运行的模式，更可能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变革。

教育行业的历史样态也在不断变迁。农耕文明时期，教育是存在于统治阶级精英阶层的古典人文教育，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中国的孔子都是这种教育样态的典型代表；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现代教育开始出现，大学成为批量化产出高水平专业型人才的培养基地，而技术革新对知识更新的需求又催生了研究型大学这样一种典型的现代大学样态，使得研究型大学不仅成为知识精英的培养场所，也成为知识创新的基地；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计算能力的大幅提升使得工业生产进入云端定制化阶段，人类的知识更新进入快速迭代时代，人工智能的出现让人们进一步反思人类的独特价值，基于这些背景，教育、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高水平行业精英教育，也将在可预见的未来进入到一种全新的状态。

图为北京大学校长郝平

信息资料的开放性和易触达使得高校和知识精英阶层对信息资料的占有和垄断不再成为优势，信息的爆炸、碎片化和快速迭代使得基于现有固定知识架构的传统教育模式不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数字时代需求的人才是终身学习的学习型人才。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精进，越来越多可以被数字化的重复性劳动将被更高速、更低廉、更耐久的人工智能替代，而传统教育通过对知识与技能不断的重复和记忆批量化培养的同质性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成本优势。数字时代需求的人才是个性化和凸显人类自身独特价值的创造型人才。

云计算与云分包带来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和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生物学碰撞所产生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将使得知识融合和跨界合作成为更常见的业态。数字时代需求的人才是开放、包容、合作的复合型人才。

与此相对，我们可以预见在工业时代承担了专业精英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研究型大学需要完成什么样的转型。

数字时代的研究型大学将成为“开源”的平台。与数字时代的企业、工厂、医院一样，数字时代的大学与人的关系不再是一对一的隶属关系，而更多是多对多的开源平台。教师（研究人员）将可以实现“多点执业”，通过将教育资源和研究信息接入平台，去跨越时空、专业地开展知识传授和创新研究；学生的学习资源也来自更广阔的平台，他们和知识、教师、校园都更可能进行多元的接触，开展“定制化”的、“个性化”的教育。而大学作为一个优质平台，不仅应当充当优质知识资源的提供者，也要使师生可以通过平台实现点对点的连接，而不是固化在传统的院系、专业或师承脉络中。

数字时代的研究型大学要“回归”人文价值。人类区别于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的宝贵价值就在于独特的人文精神，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经历工业革命专业技能人才培养时代后大学对人文价值的一次回归。而数字技术也将为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个性化提供充分的可能性。当然，数字时代面临的新的伦理和价值困境也为大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重要议题。同时，这种开源也意味着时间、空间的开放性和对传统知识壁垒的跨越性。与此同时，应用驱动型的产业界创新模式更能够与快速迭代的数字时代创新节奏相匹配，与之相对，大学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更体现在基础性的、人类大脑深处的根本性问题，并作为一个开源平台，为业界创新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力量。

数字时代知识的开放性和易获取性并不会彻底消解大学的存在价值。但是，研究型大学必须正视时代变革，重新认识自身的定位和使命，着眼长远，积极投身一场“开源”与“回归”。

作者：郝平
编辑：顾军
责任编辑：樊丽萍

来源：转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