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是如何陪伴人类对自我的认知丨嘉宾新著先睹㉑
【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35期，汇聚了27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学者、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月刊发了9篇，8月将刊发13篇。
2018年启蒙运动研究权威学者文森佐·费罗内三十年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启蒙观念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讲堂第105期嘉宾）作序推荐。《启蒙观念史》通过分析18世纪以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界定、阐释启蒙。并提出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试验场”，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变革的观点。启蒙运动重塑了西方的身份认同，通过人权的发明革新了政治，创造出一种批评文化，并重新定义了知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自我和生活的认知。
《启蒙观念史》，作者：〔意〕文森佐·费罗内，马涛、曾允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10月，定价69.8元
【序作者书评选编】
梳理启蒙的学理，丰富和修正当下现代性实践
17世纪法国思想家笛卡尔最早高扬起了理性，18世纪时，法国启蒙思想家接过笛卡尔理性批判的大旗，不仅更为勇敢地展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而且也将理性的批判对象扩展到了当时的“旧制度”。在这批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的批判决不应仅限于像笛卡尔所指向的纯思辨的知识领域，而应扩展到宗教、政治、社会等一切领域。于是他们高举理性的旗帜，要用理性来批判一切，裁判一切，重构一切。这批哲学家所进行的全面深刻的理性批判便是我们所说的启蒙运动。
总之，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看来，要确立每个个体的权利，实现每个人的价值，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启蒙思想家的这些思想随后鲜明地体现在《人权宣言》中。由此，对启蒙运动的认识就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思想观念这一维度。不可否认，启蒙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本质上，它以理性为中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思考方式。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启蒙思想家们重新建立起了对世界的全新理解，并且以此为中心来重建一个新的社会，重建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和运行逻辑。而这是启蒙运动对现代世界最为伟大的贡献。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启蒙运动充任了很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如果我们回到学术研究本身，便会发现我们对于启蒙运动的研究，实际上还远远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是一种思想价值资源，而没有真正成为学术研究。但需要提醒或切记的是，如果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期待运用所谓的思想资源来启迪民众，引领历史前行的话，可能会偏离启蒙运动内含的意旨，反而会是历史的误读与误导。因此，在今天新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务必要从学理与学术上重新思考启蒙运动，从而为社会的前行提供丰富而充足的思想资源。
《启蒙观念史》的作者从观念和历史两个维度详细考察了启蒙运动，以及对启蒙运动遗产的继承与反思，并且以概念史的视角对18世纪以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界定、阐释启蒙运动作出了梳理和辨析，从而回答了什么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乃至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期待这本书成为当下呼唤新启蒙的重要文献，并通过展现出启蒙运动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进而修正与丰富我们当下的现代性实践。
——李宏图（在《启蒙观念史》一书出版后，在原中文版序的基础上为该书撰写的书评）
【后记选编】
启蒙：精神的革命还是旧制度的文化革命？
对“半人马范式”的质疑，重新解释启蒙运动
本书第一部分考察了哲学家的观点，并试着去揭露和证明由18世纪末德意志哲学家创造的启蒙运动的现代观念中所存在的“原罪”。“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被康德以求新的精神提出。康德是个激进知识分子，用热切的眼睛看待现代世界，希望去研究当时他周围正在剧烈变化的文化现象的形式和结构。另一方面，黑格尔通过融合历史和哲学，并将启蒙运动展示在精神现象学的过去中，改写了现象的逻辑和辩证基础。由此他将解释和重建启蒙运动概念的任务留给了他的众多追随者。现代哲学追问人的特有本质是什么，主体自省的终极基础是什么，而对启蒙概念的解释和重构是其中主要的、基础的问题之一。
作为激进知识分子的康德，提出“Sapere aude——敢于认识，成熟起来”
另一方面，对历史学家而言，启蒙运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它依赖于语境、个别事件，尤其是考证方法和文献学方法论的严格运用。尽管如此，历史研究，尤其是致力于思想史的研究，仍然或多或少地受到强大的“半人马”解释范式的影响。这种“半人马范式”，我们用意大利语中的一个词来做非正式的定义，即是ircocervo——神秘的羊鹿。黑格尔通过将哲学和历史相结合，将辩证法和现实相结合，将理性精神的统一体和非理性事件的非连续性相结合，天才地创造了这种范式。它被成功地运用到现代对启蒙运动概念化的过程中。1989年发生的柏林墙倒塌等事件，激发了我们在哲学上突破性重生的梦想，这也许导致了某种断裂，也使得我们不能再简单地依赖过往种种哲学设计出来的捷径。这容许我们再次拥抱历史学家的断裂式的观点，并且在承认其拥有特殊的自主性和各种原创特点的前提下，重新理解和解释什么才真正是启蒙的世界。
柏林墙的倒塌等事件带来了重新研究启蒙运动的要求
进行中的启蒙运动文化史是新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新的启蒙运动史，它是时代性的断裂，是旧制度下的文化革命。本部分聚焦于非连续性和深刻的变革产生影响的方式。它们不仅影响所有参考价值，所有与持续数世纪之久的欧洲社会相关的观念、知识的限域和思维方式，而且也影响了那时仍占优势的自然、社会、政治秩序的表象。这种政治秩序基于物种的固定性，也基于社会政治等级、文化实践、制度以及语言的使用的固定性。这是一种进行中的启蒙运动文化史：它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新的问题和语境的差异，准备好适应知识和观念的变化及其被借用的过程，同样也准备好面对经济、社会的转变。但这种历史首要的是去拥抱一种新的、不同寻常且创新形式的人道主义，赞同由人自己科学地研究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胆计划。这种文化史催生了新的、非常不同的批判精神，能够在复兴前人遗产的同时，充当联系所有现代启蒙运动特性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阿里阿德涅之线是引导人解决复杂问题的线索
这种历史一旦最终摒弃那种不惜任何代价来解释法国大革命如何发生的目的论情结，它或许最终可以完全重新定义启蒙运动非同一般的、自主的特性，追溯启蒙运动在世界性、普遍性层面上的历史年表和地理分布。它的目标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通过求助最为合适的工具来解决最主要的问题，这些工具不是来自观念史就是来自社会史，不是来自于文化消费的研究就是来自于政治、艺术传播的研究，以此（举例来说）来解释为什么18世纪末知识分子和观念强有力的结合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这种历史能够解释对自然的新的表现在科学、艺术领域惊人地兴起，能够解释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政治纽带的出现，这种纽带建立在个体性自然权利和对共同体的责任之间新兴的关系上。总之，它是一种超越近几十年来令人厌倦的方法论之争的历史。
启蒙让新科学点燃了人的思想和灵魂
启蒙运动始终把人以及人追求幸福和解放的不懈努力置于所有事物的中心，置于代替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及旧制度文化的新文化的中心；事实上，启蒙运动之谜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伏尔泰睿智的小册子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对此做了清晰的说明。他们哲学的、认识论的计划，带有经验主义偏向，对理性、想象以及记忆给予了同样的关注。启蒙运动从一种批判性的、无偏见的视角出发，在个体性以及群体性的层面上，探索人类境况、人的能力及其局限性，这种雄心勃勃且必然是兼收并蓄的、多义的计划受到了所谓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强力推动。新科学的出现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同时批判性经验主义激发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由此第一次科学革命得到完善：二者共同渗入并且塑造了现代人道主义的启蒙运动。相比主要被视为古老的学科以及清晰的思维方式的哲学，服务于人的新科学起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它沿着17世纪以来系统化的精神发展。这种系统哲学的目的和认识论的轮廓被18世纪的哲学家不断地浓缩和再定义。
《百科全书》避开形而上学的构建，仅仅关注现实生活
在18世纪的进程中，“人学”的启蒙神话被具体的关于人的科学如历史、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所代替。这创造了一些新的学科，它们构成我们今天现代性不可分割且具有活力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导致了广泛的争议和纠纷。如已经展示出来的那样，与发生在局限的小圈子里的学究式的哲学与认识论的讨论相比，18世纪后半叶发生在欧洲主要城市的激烈的科学讨论更有力地点燃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这些争议通常是由于对自然的再阐释以及科学的图景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将重塑整个人类知识；这种改变使得科学共同体的互助性结构出现裂隙，随后这样的裂隙在旧制度的社会政治秩序中也普遍出现了。
这导致了从牛顿以及林奈所钟爱的固定主义向狄德罗的物种演变说的转变，向斯宾诺莎哲学理论的遥远呼唤所带来的关于物质的时间化及动态化模式的转变。由动物磁性说以及电学研究所带来的重要成就动摇了机械论宇宙以及几何演绎法的首要地位，牛顿、伽利略的“数字、重量及测量”方法让位于卢梭的追随者所钟爱的新的经验的和定性的方法。与“能动的自然”概念的多方面接触，促进了新自然主义的复兴。随着它的兴起，自17世纪以来的塑造职业化、体系化的科学家的缓慢进程衰落了。思想界现如今第一次面临界定现代认识论的问题：何为科学？谁以及在何种基础上来定义科学真理？
结论
数十年来众多学者的研究工作已经告诉我们启蒙是开放的和经验的，并且以实验、包容、多义以及世界主义为基础，同时吸纳了自然科学、音乐、绘画还有政治科学的成果。启蒙运动在与旧制度的斗争中，在实践人权理论而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它的发展借助了新的文化及语言学上的实践，依赖于新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把自身的基础与合法性建立在对人类与人类局限性的研究上。启蒙运动远远不是一种单纯的聚焦于现代性的构想，一种完全在斯宾诺莎一元论的旗帜下被包裹和完成的构想。启蒙运动应该被更准确地理解为一种文化经验，首先（这点可能在今天也是如此）根据我们所继承的价值而得到界定。它是现代性的试验场，一个有时停顿但是从未被完全压制的过程，它也不能得出一个永恒的结论。
——童毅影摘自后记《启蒙：精神的革命还是旧制度的文化革命？》原文共14520个字，另加大小标题
【目录】
【序作者简介】
李宏图，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委员胡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欧洲近现代思想史和社会史，承担多项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社科基金研究项目。著作有《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权力走向“权利”——西欧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工业文明的兴盛》等。
【编辑感言】
诚如李宏图在序言中所阐明的，“什么是启蒙运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也难以给出唯一定义的问题。”《启蒙观念史》作者突破将启蒙运动仅仅局限于思想观念这一维度，建立起将启蒙运动这一历史现象看作一场发生在就制度内部的文化革命的理论，在新时代重新回答了“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国迈向现在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推进中国启蒙的过程中，本书作为国外对启蒙运动研究的新成果，必然能充任丰富而充足的思想资源。（童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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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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